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优化社会责任行为成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赋能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以2010～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的监督治理效应对不同动机社会责任的影响机理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异质股东能否形成多元共治，不仅取决于股权融合视角下的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更取决于（超额）委派董事所形成的话语权。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能够降低国有企业履行自利型社会责任的可能性，促使其管理者或股东履行战略型社会责任。本研究不仅是对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从决策层面建立健全国企治理机制的有益探索，而且对国有企业异质性股东参与治理和社会责任行为的研究进行了补充。     

混合所有制、非国有大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并购效率

基于国有企业大力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背景,深入考察混合所有制对国有企业并购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了非国有股权比例,这有利于国有企业实现“少而优”的并购,即降低并购发生的可能性,但所选项目能够获得优质的并购绩效,整体上表现出较高的并购效率,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在非国有大股东参与国企公司治理时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混改国企处于竞争性行业或属于地方国企时,非国有大股东治理效应的作用机制更加凸显。所得结论有助于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国有企利用市场化力量“混”股权、“合”治理以及实现国企价值创造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应用与国有企业创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调节作用

为明确数字技术应用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选取2008～2021年我国A股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对国有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相较于非国有股东占比，委派董监高在数字技术应用促进国有企业创新中的作用更强；数字技术应用可通过提高企业动态能力和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数字技术应用对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央企业、中小企业、处于垄断行业和市场化水平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国企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发挥国企在新一轮科技浪潮中的引领作用；在推进国企混改的过程中，需加强对非国有股东是否参与公司治理的关注；国企在应用数字技术的同时，应时刻审视自身动态能力、管理流程和决策效率等。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自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验证据

以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这种影响在2013年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强化之后更加明显,在地方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在于提高高管薪酬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股权混合制衡度和超额委派董事均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从企业风险承担的视角证实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为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借鉴。     

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影响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为了打造具备长期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最终表现为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提升，而引入非国有资本盘活国有资本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以2008～2019年在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的国有企业为样本，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股权层面引入非国有资本无法促进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提升，而治理层面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管可以显著提升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非国有股东治理主要是通过降低国有企业金融化水平来提升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基于此，本文从积极引入非国有资本、调动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增加对实体经济等的投资方面，对提升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提出了相关建议。     

国有股东能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吗？

以我国沪深A股2011—202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国有股东对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股东能够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机制与路径分析表明，提升社会地位、加强员工权益保护、增强研发意愿是国有股东改善参股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作用机制；国有股东通过挤出低学历及生产人员而优化参股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这一影响具有异质性，低政府干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能够正向调节国有参股股东的人力资本效应；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国有股东对人力资本结构的积极影响不仅在经营业绩上“做大蛋糕”，而且在要素收入分配中“分好蛋糕”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研究结论既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人力资本升级方面的文献，又为民营企业利用国有资本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供借鉴。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与资本成本关系研究

文章以2005—2016年沪深A股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以混合主体的多样性、深入度、制衡度描述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探究当前改革程度与企业资本成本的关系.结果表明:混合主体的多样性会引起企业资本成本的差异;混合主体的深入度与企业资本成本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从混合主体的制衡度来看,随着制衡度的升高,企业的资本成本将降低.文章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科学设置非国有股东的参股比例,积极发挥非国有股东的治理作用提供了一定借鉴意义.     

混合股权制衡度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了非国有股与国有股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通过研究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权和国有股权相互制衡的程度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发现：混合股权制衡度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但当国有性质股权占比小于非国有性质股权占比时上述抑制作用减弱。另外,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金融类、外资类股权相比民营类股权制衡度，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发挥了更显著的治理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混合股权制衡一方面通过提升业绩，提高对真实盈余管理动机的抑制作用，从而缓解了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内部控制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降低了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以上结论有助于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提升混改中的审计监管质量提供参考。     

“逆向混改”：国有股东参股能否促进企业内部共同富裕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利于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基于此，选取2007—2021年民营企业的数据，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出发，考察国有股东参股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股东参股有助于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对于高融资约束程度和低创新意愿的企业，国有股东参股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股东参股对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效应更明显，以及不存在最优的国有股东参股比例。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分配制度、推进共同富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国有企业双重目标与投资效率改进——基于独立董事网络和国企混改视角

立足国有企业具有社会和经济双重目标的理论逻辑,本文选取2007~2016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了独立董事网络和国有股比例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网络降低了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较高比例的国有持股抑制了投资效率,但当国企更加关注经济目标时,则有助于改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特定功能类企业,独立董事网络在商业竞争类企业中发挥投资效率的改善作用更加显著。因此,独立董事应因地制宜在国企中发挥治理作用;政府应分类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竞争性国企应引入较大比例的优质民营资本,优化投资决策、提高投资效率。     

国有企业混改背景下的财务管理研究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逐步推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并适当减少国有股份的比例,以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投资,为国企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国企混改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财务问题。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国企混改下财务管理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以期为国企混合所有制形式的财务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研发投资激励 ——以云南白药集团为例

文章以云南白药为例,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研发投资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研发投资能够产生激励作用,激励作用主要是通过优化国企股权结构、促进国企公司治理水平提高以及提供资本支持三种作用途径实现;进一步的经济后果研究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未能很好地促进云南白药研发能力的提升,企业仍存在一定的研发低效问题.     

国企混合改革企业社会责任与审计费用

2021年,"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非国有股东的积极作用成为政府重点工作之一.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资本参股比例逐步增加,"经济人"特征显著的非国有股东成为国有企业新的参与者,企业财务目标涉及民营、外资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在资本逐利天性驱使下,非国有股东...     

“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管”：国有股东在民营企业并购中的双重身份

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背景,采用2005—2018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民营企业中引入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其并购过程中代理成本的影响,并分析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国有股东能够以外部大股东和政府监管者的双重身份,通过加强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的作用显著降低民营企业并购过程中的代理成本,其中,委派董事可以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股权制衡可以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这种作用关系在地区法制化水平、行业竞争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低的情况下更为显著。     

战略投资者及其控制权配置与国企混改绩效 ——基于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双视角

本文以2014—2019年具有混合所有制性质的全部A股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战略投资者参与水平对国有企业混改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战略投资者仅持股不能提升国企混改绩效,而参与高层治理,改善治理结构能够显著改善国有企业混改绩效;异质战略投资者在持股和委派董事方面对国企混改绩效均具有协同效应和制衡效应,且在委派董事层面的制衡更能促进国企混改绩效的提升.     

非国有股东能改善会计信息质量吗?——来自竞争性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手工收集2008-2013年国有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东的持股及委派高管数据,实证检验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能否改善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与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不存在显著关系,而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能有效提高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对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作用在外部审计和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国有企业更加显著。研究表明,在内外部治理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非国有股东仅持有公司股权难以有效提高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代表参与国有企业治理更能发挥积极的治理作用。     

环境业绩考核对企业环保投资的驱动效应检验

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环境责任履行缺位的困境。2019年，国资委修订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重新将环境业绩考核纳入分类考核体系，以促进企业环保投资，治理环境责任履行缺位。本文以此次修订为契机，运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5～2020年的经验数据，检验环境业绩考核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业绩考核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考虑制度环境发现，当环境制度较好、媒体监督较强时，环境业绩考核更能促进企业环保投资。探索影响机制发现，环境业绩考核不仅能通过与高管薪酬和高管晋升挂钩来降低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代理成本，还能通过环境合法压力和资源获取激励来降低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从而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研究结论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下国有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缺位的治理机制研究，为政府健全环境业绩考核制度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混合所有制、薪酬业绩敏感性与资产保值增值 ——基于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2010—2019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选取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2010—2019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样本上市公司资产保值增值和经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分析薪酬业绩敏感性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总体上提高了国有上市公司的资产保值增值率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薪酬业绩敏感性在混合所有制和资产保值增值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路径之一.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市场化发展的不足,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积极效应在市场化发展起步较晚的西部地区更加明显,中央国有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对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强度显著高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     

国企“混改”：路径展望与实践借鉴

回顾国有企业30多载风雨改革之路，从推出放权让利、承包经营制迈出面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步，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步步尝试，国企与市场融合的脚步从未停止过。观其成效，现代企业制度趋于健全，公司治理结构逐步完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得到优化。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企改革在实质推进方面仍显滞后：公司治理结构流于形式、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监管链条长，垄断企业影响资源配置、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等深层次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将混合所有制提到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个高度，明确了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方向，即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已经指明，但实现路径需要企业摸索。在这一方面，一些企业先行先试，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中石化从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控制的角度出发，全面、系统地设计出了一套包括合理确定股权转让对象、保障股权转让定价公平合理以及协调股权转让完成后当事双方利益的相对完整的资产定价机制；中航油与民营泽胜集团的双方各占50%的对等股权混合所有制改革，在解决困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合作中的重大难题——股权比例安排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并取得了较显著成效；民营企业复星集团以资本市场为支撑平台参与国药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深入思考，新一轮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存在哪些问题？在实践路径方面还需注意什么？希望本期推出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专题，能够为正在或拟将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企，以及想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民营企业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参考和借鉴。     

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否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非国有股东治理可加快国有企业应用数字技术进程，为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和创新力提供数字化支撑，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我国国有上市企业2007～2021年的数据，从股权结构与高层治理两个维度探讨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持股与委派董监高均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多种稳健性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主要通过提升股东风险承担意愿，加大创新投入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非国有股东对国有企业持续加大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在研发经费投入高、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强。据此，应注重增强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力，强化股东风险承担意愿，提升区域数字化水平，以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