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激励、薪酬差距与公司业绩*--基于广西上市公司2010-2012年数据的研究

以2010-2012年27家广西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第一,高管现金薪酬激励效果最优,其次是员工现金薪酬激励效果,高管股权薪酬激励不仅不能提升公司业绩,反而降低了公司业绩;第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业绩呈“倒U型”,即随着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增加,公司业绩逐渐增长,但当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再持续加大薪酬差距会导致业绩的下降。因此建议：一是继续重视现金薪酬激励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高管现金薪酬激励的运用上,还体现在员工现金薪酬激励的运用上;二是在制定薪酬政策时,要关注公司高管-员工的薪酬差距,避免薪酬差距过小和过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内部控制与薪酬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促进薪酬制度发挥激励作用,提高企业价值。以2015-2019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实证分析了内部控制对高管-员工之间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内部控制质量对薪酬差距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文章丰富了内部控制和管理层薪酬差距方面的研究,同时对公司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

合理制定薪酬分配政策、加强人力资源的考核与激励是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以2013~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关系,以及地区市场化进程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内部控制质量是否会影响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激励效果。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但市场化程度对两者之间正向关系的调节效应仅在非国有企业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业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更显著,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薪酬差距激励效果越显著。同时,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更有助于发挥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激励效果。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有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调查发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呈现不断加大趋势,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说明当公司的业绩上升时高管将获得更高的薪酬,企业业绩上升的好处主要是高管获得了。我们还发现,控股股东的股权集中度和董事会规模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制约薪酬差距加大的作用。本文建议进一步加强国有控股股东及董事会对薪酬的制约作用,并改进当前我国较单一的业绩薪酬激励制度,在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设计中可以考虑员工薪酬及福利改善等因素,从而促进企业提高员工待遇,缩小高管员工薪酬差距。     

高管薪酬、在职消费、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来自2010～2012年沪深上市中央管理企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10~2012年沪深两市中央管理企业的经验数据为样本,系统分析了高管薪酬、在职消费、薪酬差距和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经过研究发现:央企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单纯限制高管薪酬实际上并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整体提升;在职消费与高管薪酬负相关但不显著,仅仅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角度分析来看,薪酬的增减会影响在职消费,但是当纳入其他可能影响在职消费的因素做整体回归后,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变得不再显著,这说明薪酬的增减并不是诱发在职消费的主要动因;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负相关但不显著,缩小高管与一般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但对于企业绩效提升在短期内没有实质性作用。     

薪酬激励、薪酬差距与公司业绩——基于广西上市公司2010—2012年数据的研究

以2010—2012年27家广西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第一,高管现金薪酬激励效果最优,其次是员工现金薪酬激励效果,高管股权薪酬激励不仅不能提升公司业绩,反而降低了公司业绩;第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业绩呈"倒U型",即随着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增加,公司业绩逐渐增长,但当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再持续加大薪酬差距会导致业绩的下降。因此建议:一是继续重视现金薪酬激励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高管现金薪酬激励的运用上,还体现在员工现金薪酬激励的运用上;二是在制定薪酬政策时,要关注公司高管—员工的薪酬差距,避免薪酬差距过小和过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基于行为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高管和员工的生产行为作为中介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薪酬差距对高管和员工产生了不同的激励效应,扩大薪酬差距对高管的生产行为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对员工的生产行为却产生了负向影响;高管和员工的生产行为对企业绩效都具有正向影响,但员工的生产行为与企业绩效的敏感性更强;总体来看,扩大薪酬差距对提高企业绩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产权性质、技术创新投入与高管薪酬

以2011-2015年上市高科技企业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不同产权性质背景下技术创新投入与高管薪酬激励及薪酬绩效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高管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均显著正相关,且与在职消费相比,货币薪酬激励效果更好,说明高管更倾向于谋求货币薪酬。进一步研究发现,减弱高管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与绩效的敏感性可以更好地促进技术创新投入,这一表现在高科技国有企业中尤为突出。因此,高科技企业应建立多元化薪酬体系,考虑产权性质的影响,适度增加货币薪酬激励,并制定适合技术创新活动的薪酬业绩敏感性绩效体系。     

薪酬管制能够降低对高管的监督成本吗——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12—2014年间对高管实施薪酬管制的国内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上市公司对高管实施薪酬管制,是否会影响高管改善公司绩效的动机?是否会影响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公司对高管的监督成本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实施薪酬管制并不能够实现通过缩小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以改善公司整体绩效的预期目标,反而会削弱高管积极改善公司绩效的动机,进一步提高其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最终导致上市公司高管监督成本的提高。上市公司应取消薪酬管制,完善薪酬激励、监督和追责机制,引导高管积极做出改善公司绩效的努力,并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     

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经营业绩关系实证研究

用2005-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了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发现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呈现倒U型结构,并存在一个最有利于公司经营业绩成长的极值点。在到达极值点之前,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表现为正效应,在达到极值点之后表现为负效应。实证结果也发现,地区、产权、资金周转率、员工人数、员工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均会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并且发达地区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极值点较大,可以承受更大的高管-员工薪酬差距。     

高管激励、投资者情绪与真实盈余管理北大核心

随着薪酬管制办法的陆续出台,高管的薪酬激励效果越来越受到市场的质疑,高薪是否未发挥有效的激励作用反而成为高管追逐私利的目标值得深入研究。基于盈余管理异质性的视角,结合货币薪酬、股权薪酬与在职消费三种激励方式,研究高管激励对机会主义效应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并加入投资者情绪为调节变量,研究在外部环境影响下薪酬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变化。实证研究发现:显性激励可以显著抑制机会主义效应的真实盈余管理,而在职消费与机会主义效应的真实盈余管理呈U型关系。在投资者情绪偏差的影响下,薪酬的激励效应减弱,随着投资者情绪的高涨,高管迎合投资者期望操纵盈余的程度加大。这表明薪酬契约可以发挥有效的激励作用,然而,外部投资者的错误定价会使得激励函数发生反向偏移。     

高管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7-2011年在沪深两市A股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了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之间显著正相关,但这种正向的相关性仅存在于民营上市公司中;高管持股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在科技类上市公司中,二者之间也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非科技类上市公司中,不存在类似的关系。     

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择2002～200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薪酬差距存在区间效应,随着薪酬差距的扩大绩效先是上升而后下降,单纯的竞赛理论或者行为理论并不能诠释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绩效的影响;同国有公司相比,非国有公司的员工能够接受更高的薪酬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对员工薪酬差距的承受力有重要的影响.     

公司治理、在职消费与薪绩敏感性相关性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我国2008年至2011年上市公司A股数据为研究样本,以代理冲突的重要产物——在职消费为研究视角,实证检验其对薪绩敏感性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职消费对高管薪酬和以Roa为代表的会计业绩间的敏感性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影响在国有企业内表现得更为显著,而公司治理因素则在提升薪绩敏感性,改善由在职消费引发的不良后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高管薪酬激励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A股市场2008年至2011年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和企业业绩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方式并没得到充分的应用,高管股权激励机制有待加强。     

高管报酬、行为选择与公司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07～201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高管年薪和股权激励对投资和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以及投资和在职消费行为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关系路径。研究发现,增加股权报酬能够激励高管增加投资和减少在职消费,进而提高公司绩效;增加年薪报酬却刺激高管增加在职消费和减少投资,进而降低公司绩效等。     

政府补贴、债务治理与高管在职消费——基于政企“资源互换”视角

立足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实际情况，从“资源互换”的视角考察了政府补贴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以及债务治理在两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会对高管的在职消费产生正向影响，政府补贴规模越大，高管在职消费水平也越高，但企业债务治理对高管在职消费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中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之所以会导致高管的在职消费，主要是因为政府会要求获得补贴的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形成一种“资源互换”的关系，但社会责任的承担又会损害企业绩效，削弱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因此，企业往往会允许高管进行较多的在职消费，以弥补高管货币薪酬损失带来激励机制的失灵。由此可见，在职消费作为一种替代性激励机制可能是政府与企业“资源互换”的产物，是企业应对资源依赖环境的一种适应性激励策略调整。     

企业扩张、激励不足与管理层在职消费

管理层获取私人收益的动机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度改革为背景,考察了企业扩张行为对管理层在职消费的影响及其可能引发的后果。研究发现,企业扩张与管理层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并且随着企业扩张程度的增大,管理层在职消费占其总收益的比重提高;进一步地,当管理层货币薪酬低于同行业-规模可比公司管理层薪酬水平中位数时,管理层通过企业扩张获得的在职消费越多,并且负向的同行薪酬差距越大,企业扩张与管理层在职消费的正向关系越显著。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通过企业扩张增加了在职消费,改变了自身的报酬结构,在避免引起公众非议及薪酬管制的同时确保了自身收益的增加及持续增长,而薪酬激励不足引发的不公平感知及攀比心理进一步增强了管理层借企业扩张获取在职消费的动机。     

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政治激励与绩效关系研究

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缺乏产权保护和政府行政壁垒较高的背景下,以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获取政治身份的影响因素,并分析了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潜在政治晋升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公司高管的政治激励是有效的,潜在的晋升机会与公司的绩效之间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高管的政治经历与民营上市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而政府干预不利于公司绩效;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显著影响高管的政治晋升,且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高管具有明显的政治晋升优势,政府对公司的干预阻碍了高管晋升。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股权激励与费用粘性

薪酬激励契约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与费用粘性的关系却鲜有文献研究。以2009—2019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费用粘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股权激励强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费用粘性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为13.303时,费用粘性处于最低水平;股权激励强度对不同区间的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费用粘性的关系调节作用存在差异,且股票型激励模式的调节效应更显著。由此,企业应注意合理设置薪酬激励契约结构,优化激励机制的经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