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发展中的制度变迁主体类型及其结构性耦合机理分析——中国区域发展水平差距之“谜”的经济学解读

学者们从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的激励和竞争角度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向市场化过渡过程中经济保持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另一特征是随着改革开放和财政分权,地区间差距逐渐扩大。考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区域微观主体三方在我国制度变迁中的目标追求、约束条件以及不同作为,结论为:由于三类主体的不同目标和偏好组合构成了区域的不同发展路径,并因此导致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内涵、发展问题与发展路径——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我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从现有文献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主要包括“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高速、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等三方面;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是体现在“增长速度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经济福祉包客共享”等方面;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收入分配不公、城镇化滞后、人口红利消失、经济风险加大”等.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经济发展路径主要体现在“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国内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四个方面.     

改革大视野

我国经济进入大调整时期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张政策和刺激措施以后,中国经济继续走低、预期普遍看淡、增长回升乏力的事实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两位数高速增长时代,进入大调整时期。”这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一份报告提出的观点。 报告认为,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历史看,经济增长低于两位数以后调整期最多两年,即便像1989、1990年那样严重的情况,也是两年后即行回升,但是这一次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期已经超过三年,各种指标仍然走低,意味着中国经济出现了全新的情况。 “经济快速增长后的大调整似乎是一个铁的规律。”报告指出,欧美在八十年代调整,日本高增长三十年后九十年代进入全面大调整,中国经济经过近20年的高速增长,现在要面临大调整。     

地区经济增长压力下的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 ——政府双重目标协调视角

基于2012～2017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探索并解释了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协调行为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增长压力越大的地区,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正向作用越弱,说明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协调确实会影响到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关系还受到地区制度环境差异的影响.在环境压力较小、财政压力较大、政府影响较大、公众监督水平较低的地区,地区经济增长压力的削弱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从地方政府双重目标协调的视角为政府环境规制的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资源依赖、政府透明度和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2005—2012年中国287个城市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区资源依赖程度、政府透明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支撑了如下结论：资源依赖降低了中国地方政府透明度;政府透明度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政府透明度是“资源诅咒”问题的重要传导机制。对资源依赖程度较高地区,应当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地方政府提高与资源相关收入的透明度,以提高中国资源的使用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经济有突破“二十年大限”的潜力

中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为世人所瞩目。中国经济还能继续高速增长吗?这个问题也为世人所关注。西方目前有种“二十年大限”理论,认为东方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不会超过20年,举凡日本、韩国、新加坡的高速增长均未超过20年。按照这种理论,同样属于东方国家的中国经济增长当然也突破不了 “二十年大限”。有些西方人士评论说,中国内地腾飞了20多年的“经济奇迹”已经出现羽翼麻痹的症候,甚至断言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长期负增长。笔者     

中国经济增长展望——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种高增长是伴随着高投资和高能耗而产生的,但是高投资、高能耗的增长是有限的,中国未来经济能否继续高速增长?这是我国经济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应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把我国1978年至2006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对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倚赖很大,但是随着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依然比较乐观的结论。     

楼市低迷背景下政府“救市”的原因分析

2008年以来，一向只涨不跌、成交旺盛的中国楼市出现了一些引人关注的变化。在房地产市场下滑迹象的刺激下，一些地方政府悄然推出“暖市”优惠政策。本文通过对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行为分析，探讨了地方政府出手“救市”的行为根源。     

如何理解经济生活中的“新常态”—访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济增长由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正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常态。那么，应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这些变化，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为此，本刊记者专程采访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厉以宁先生首先表示，最近如果看中国的报纸，可以经常看到一个字眼，就是“新常态”，怎么来理解这个“新常态”？我们首先讲，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的，它是不能持久的，这是一个规律。所以，我们今天讲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是为了过分强调速度而超高速增长，这对中国经济是不利的；第二，过高的增长会带来许多不利因素，比如资源消耗过快、生态恶化、低效率、产能过剩等等，特别是会因此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从而留下了很多后遗症。     

漫话经济预期和社会保障的定位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观察，经济是呈波动型的上升趋势，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认为，其主要决定因素是：劳动力；资本；技术。从1978年-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长率为9．38％，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引起了世界上许多政治家、经济学家、社     

房地产业步入“新常态”

新的一年的期待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升起。“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也将不断优化升级。在这一大背景下，房地产业如何应时而动，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关系着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模型

新古典增长模型由于其外生技术进步假设，导致稳态增长率也是外生的，因此回避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解释。技术内生增长模型使得稳态增长率内生，从而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解释提供了基础。本文利用简单的AK增长模型讨论了将制度做为外生因素引入增长模型的可能。文中讨论两种典型情况：一是通过研究增长模型结构参数背后的制度因素，间接地确定制度对增长率的影响；二是通过将政府行为引入到增长模型中来体现制度因素对增长率的影响。虽然将制度视为外生因素的研究方法有着局限性，但是仍然可以丰富增长理论的结论。体现出制度因素对长期经济率的影响。     

浅析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成为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地方政府的行为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地方政府行为正负效应及其产生机理的分析,提出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建议,以促进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一、地方政府行为的正负效应及产生机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企业的行政性、经济性分权为主线的.地方政府在这一改革过程中逐渐成为具有相对责、权、利的经济主体,其经济行为产生的后果:一是靠“地方积累”的支持,带动并得到市场响应的地方经济和国民经济的正常增长;二是由地方政府不规范     

诞生强企业是地方转型成功重要标志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经济建设型”的地方政府通过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进行政府间的竞争,带来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这一模式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尤其是进入了建设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不仅不能够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反而造成了产能过剩、市场分割、竞争不充分等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关键之处在于，政府应当退出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向“经济服务型”政府转型。     

产业结构变迁、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调结构和加大投资成为保增长的主题。本文依据2000年至2010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地方政府投资行为、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得出结论:地方政府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均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投资除了能直接利好经济增长外,研究还发现其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即产业结构升级也有促进作用,表明地方政府投资在产业结构框架内依然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     

中国财政失衡的动态调整特征研究

本文借助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区制转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中国财政失衡的动态调整特征。结果表明,中国财政政策具有可持续性,财政调整符合“同步”假说;中国财政调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特征,不同区制下财政调整速度存在明显差异,改革开放后呈现“弱调整”,财政由非均衡向均衡状态回归的速度和力度明显减弱,财政失衡状态的持续期更长。虽然近年来中国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波动似乎有所减少,但非均衡误差波动却呈现扩大态势;与财政收入相比,财政支出的调整作用更强,此种财政调整模式对经济增长有利。中国财政非线性调整特征可从政府反应行为和市场化改革等方面进行解释。     

韦森 输出高铁必须考虑如何还债

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要顺应,不要慌。如果政府不能意识到经济增速的下行,依然用高投资或者政府投资,例如基础设施投资推动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很有可能走向大萧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做到持续的高增长,中国持续30年非常不容易,即使是7%也是西方历史上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这时候进入中速增长期,并不是坏事。包括“一路一带”在内的海外投资,目的是为     

中国的封闭式基金之谜及其解释

封闭式基金价格长期偏离其内在价值的现象,是金融领域中的一个难解之谜。本文首先阐释“封闭式基金之谜”,进而引入传统金融学及新兴起的行为金融学对其的理论解释。然后就各理论对中国市场的适用性及实证情况进行了分析与思考,并得出结论:中国的封闭式基金之谜能够从“流动性效应”和“投资者情绪理论”得到相应解释。     

基于并购背景下的中国零售业发展格局及其策略选择

本文从零售业的自身特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体制深刻变革,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三大影响因素出发,提出在这三大因素助推下,“并购”成为未来几年中国零售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此基础上指出,地方政府、市场、跨国集团母公司、外资基金4股力量促成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跨国公司3种并购模式,决定未来几年中国零售业主力业态竞争新格局,并分析了这种格局的前景和政府、企业的策略选择。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金融压力的溢出效应 ——兼论重大突发事件冲击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7年1月至2020年12月的月度数据，使用CRITIC熵权法构造金融压力指数，并分别从城投债利差和相对发行规模两个角度测度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通过TVP VAR模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金融压力的溢出效应，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冲击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金融压力始终具有较强的解释效力，并且基本上呈现正向影响；第二，2008—2012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金融压力溢出作用的主要源头为债务利差的波动，2016年以来则转变为债务规模的提升；第三，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地方政府债务的信用风险与偿债风险对金融压力均具有正向冲击作用，整体冲击力度高于前期数次重大突发事件。因此，“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进一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效阻断其向金融部门的传导路径，切实打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