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福利政策对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十地区城市育龄女性的调查

基于妇女福利的视角,通过对生育福利,劳动就业保障,福利设施和福利服务以及儿童福利等现有妇女福利政策进行梳理,对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问卷和访谈调查,得到以下结论:生育津贴和产假、求职中的性别偏见、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妇幼保健医疗水平、儿童照料和学前教育是阻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最后提出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增加在妇女福利设施和服务上的投入,促进家庭养育成本社会化等政策建议.     

房价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微观数据的证据

基于2010-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从生育成本视角探讨房价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价上涨显著抑制了育龄女性生育意愿，房价上涨1%，生育孩子意愿数减少0.051个；加入男性样本后，房价上涨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抑制影响减弱为0.043，这一发现说明房价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并没有现有文献所报告的那么大。进一步把房价的影响分解为挤出效应和财富效应，发现房价上涨在拥有两套及以上房产的家庭中存在财富效应，但是总效应仍然表现为净挤出。异质性分析发现，房价对城市家庭、中高收入家庭、拥有住房的家庭以及中西部地区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更显著。从稳定房价、支持改善性住房、差异化调控、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以及生育福利全覆盖等方面提出了降低生育成本的政策建议。     

生育政策变动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及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的生育政策也逐步改进和调整。然而,生育政策转变对家庭人口数量带来一定影响,同时还对代际关系产生影响。生育政策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意识,进而影响到家庭组成与规模。本文通过文献法和调查研究法,从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生育政策调整动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分别进行剖析,并根据实际影响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为实现良好的代际关系提供理论基础。     

生育对民营企业女性人才工作与家庭的影响

本文针对生育问题对女性职业道路的影响做出了有效的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女性人才的生育活动是家庭和工作矛盾最重要的原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提出应该从性别平衡的角度对女性发展的文化制度进行合理的优化、民营企业应该要具备良好的企业公民的责任意识以及女性人才方面应该要科学合理的处理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     

延迟退休、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

政府在放松生育政策的同时，配合退休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构建延迟退休和生育调整的理论模型发现：从劳动力增量看，延迟退休能够产生即期效应，而生育调整具有滞后效应，且两者导致的劳动力增量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特点，节点在2031年；从社会总负担看，在实行延迟退休后，总抚养比迅速下降到一个低水平位置；从总产出看，同时实施延迟退休和放松生育政策，经济中潜在的福利损失最小；从产出增速看，放开生育的同时配合延迟退休，经济增速下降最慢；从人均产出看，放开生育的同时最好配合延迟退休，否则人均收入提升的效果不如政策不变时效果。     

生育意愿对女性员工离职倾向的影响研究

当前，国家在积极促进社会生育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女性就业问题。然而，对女性来说，其很难同时兼顾生育与就业，大多数女性常常因为生育而放弃就业，进而给个人、企业乃至国家带来了负面影响。构建生育意愿与离职倾向的关系模型，并提出平衡生育与就业的管理建议，以期改善女性员工因生育而造成的就业问题。     

全面二孩政策对人口与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云南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人口预测,通过对比2011-2015年期间的实际人口数据和预测数据得出一个修正系数,并以此为参照将2016年的人口预测结果进行适当地修正作为人口预测基础数据.结果表明:云南自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将在5年后的时间达到人口出生高峰,此后人口增长趋于减缓,并在2045年左右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劳动力人口规模在2026年以前持续增长,此后开始下降,劳动力人口抚养负担增加.“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老龄化速度,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还需从社会制度层面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带来的短期出生人口高峰,刺激了新的消费需求、扩大了城市就业空间,但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体职业生涯规划产生影响,尤其是女性职工在事业发展方面可能会受到明显的阻碍作用,育龄女性劳动者完成生育后再次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重新择业,女性就业岗位开发、就业培训和就业服务等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出了严峻挑战.     

基于女性角度对生育保险制度的建议

生育保险这个"一手托两命"的重险关乎每个女性的切身利益,影响着每一个家庭。自建国以来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不断的发展完善,在制度制定和实施中都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作为一名女性,笔者深感此险的重要性,本文从自身的角度出发,道出对生育的保险的一些设想和诉求。     

全面二孩政策下在浙高校女教师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近年来,随着生育率下滑和老年化速度加快,我国人口问题日益严重,及时调整生育政策迫在眉睫,但新生育政策没有产生明显效果。高校女教师是公认的自身素质高、生育条件相对成熟的群体,选取高校女教师研究其生育意愿具有一定的代表。研究中通过对自变量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及因变量高校女教师生育意愿中理想子女数和生育目的的调查,运用 SPSS 数据统计软件对问卷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交叉描述统计,深入研究各影响因素对高校女教师生育意愿的影响。针对调查结果从国家层面、学校层面、家庭层面提出针对性建议让高校女教师敢生、能生和想生,从而全面提高我国人口生育水平。     

如何加强社会抚养费征管

社会抚养费是依据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向不符合规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一项补偿性费用。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国家推行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所采取的一项有必要的经济限制措施，他对于有效控制政策外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和维护计生家庭的合法权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空气污染影响了居民的生育意愿吗?

在人口老龄化逐步加剧与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的社会背景下,随着生育政策的放松,如何提高人们的生意意愿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将城市层面的空气污染数据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相匹配,本文从生活环境质量的角度考察了空气污染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空气污染程度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女性想再要孩子的数量与可能性。从作用渠道来看,空气污染主要通过损害生理和心理健康、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进而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根据粗略测算,年均空气质量指数每上升1单位,将会导致2015年全国医疗保健支出增加约478亿元。异质性分析表明,空气污染对生育意愿的负面作用主要存在于收入较低、年龄较小、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最后,研究还发现,空气污染还会进一步影响居民实际的生育决策行为。文章为政府从环境规制的角度降低人们的养育成本,从而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提供了理论支撑。     

父职参与和生育意愿

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是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现实和重大问题。不同于关注外部因素的研究,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聚焦家庭内部,实证研究了父职参与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父职参与能够显著提高生育意愿,该结论在克服内生性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父职参与对生育意愿的正向效应在性别之间差异不大,但对不同世代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别。提高自身生活满意度和对配偶承担家务的满意度,以及减轻“母职惩罚”在女性收入和职位晋升上的不利影响,是父职参与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分析表明,父职参与在显著减少男性工作时长的同时,也显著增加了女性工作时长,但对总体工作时长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父职参与不是简单的“看护者替代”,相较其他看护方式,父职参与对生育意愿的正向效应更加明显。因此,围绕提高育儿过程中的父职参与水平制定相关政策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     

我国出生性别比与性别偏好的分析

出生性别比偏高是目前我国面临的重要人口现象,同时也是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是由于传统生育文化中的性别偏好意识和经济因素主导的性别偏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内在原因是性别偏好,性别偏好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主要有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婚嫁模式、社会保障制度.出生性别比偏高,会导致适龄婚姻男女婚姻挤压问题,不利于家庭与社会的稳定和人口的均衡发展.本文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这一现象的现状及其原因做了梳理分析,并分析了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关系,提出了要树立新型生育文明,改变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机制,进一步提升治理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从根本上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     

“经济人假说”与生育行为——兼论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

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说明：经济人假定是经济学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在经济分析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家庭的生育行为也是经济人作出的理性选择，通过子女的生育、抚养以实现生育利益的最大化。基于此，面对农村较高的生育率及严重的性别比失调，政府也应从经济人的视角制订相应的政策，以实现生育行为与社会发展相协调。     

女性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及其劳动供给效应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考察女性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及其劳动供给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年龄的增长、家庭同住人数的增多和居住地为中、西部地区对女性生育二孩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初育年龄的推迟、家庭收入的增加、居住地为城镇等因素会抑制其生育二孩的概率;生育二孩会导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15%左右,具体而言,生育二孩会明显降低女性受雇的概率,但对其创业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且对低教育水平群体、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女性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此外,机制分析表明,生育二孩增加了女性的家务负担和儿童照管责任,进而对其进入劳动力市场产生抑制作用,而利用隔代照管和托幼机构照管等方式有助于缓解生育二孩对女性劳动供给的不利影响。     

精力分配视角下婚姻和生育对性别工资差别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年微观数据,考察“高学历”群体中婚姻、生育对性别收入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姻使性别工资差异的系数扩大了44％;生育对性别工资差异的贡献度达到12．3％;男性仍具有人力资本投资优势,主要表现在工作时间和工龄上。这表明改变传统的家庭精力分配模式,增加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精力和实践,才能真正改变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异。     

收入不确定与生育意愿 ——基于阶层流动的调节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Logit回归模型检验了收入不确定、阶层流动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结果显示：收入不确定显著抑制了二孩生育意愿;与高收入阶层相比,低收入家庭脆弱性更大,收入不确定显著抑制其生育意愿;暂时性收入波动对男性二孩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但并未降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失业率显著降低了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却并未降低男性二孩生育意愿;社会阶层流动增加了二孩生育意愿,并显著降低了收入不确定对二孩生育的不利影响。     

当前生育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生育保险制度既关系到广大育龄女职工的切身利益,又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日标的实现。虽然从2003年起我国生育保险发展己进入完善阶段,但生育保险仍然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地方。结合工作实践,对当前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应采取的对策加以研究和探讨。     

女性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偏好研究

我国的0～3岁婴幼儿数量随着"全面二胎"政策在2016年的实施后实现了短时间的迅猛增长,但从长远来看,长期的增长数量并没有达到预期。在这方面,托育服务的发展可以有效促进实施"全面两胎"政策。首先,拥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可以通过托育服务来减轻了他们的压力;其次,托育服务的提供还可以减少家庭的顾虑,缓解精力和时间不足的问题。父母对育儿的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增加,托育服务越来越受到家长的青睐。但是托育体系尚未完善、托育机构发展尚不健全是目前托育服务存在的问题。文章旨在研究女性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以提高女性托育意愿和托育服务质量,为托育服务发展制定政策提供有效的建议。     

职场女性“要孩子还是要工作”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围绕现在很多职场女性面临的"生"还是"升"的问题展开分析。首先从纯粹的投入产出理论分析,大部分女性似乎都应该选择工作,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分析,还要从幸福程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因为每个人的偏好不同,所以有人会完全选择工作有人会完全选择生育,但是从大部分职场女性的偏好来看,还是选择生育的人较多,因为孕育生命可以带来工作所不能带来的满足和幸福感,同时也可以促进家庭稳定。除此之外,我们还应从用人单位的角度分析他们的用人经济成本,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是辞退怀孕女性较有经济效益,但从长期来看,还是应该尊重女性员工的生育选择权来的有效益。而在这个问题上,国家也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来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