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腐败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现金分红一直以来都是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鼓励和引导上市公司进行连续现金分红也一直是我国政府监管部门引导利润分配的方向,文章关注政府官员腐败这一外部治理环境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影响。通过搜集2003—2014年我国各地区政府官员腐败数据发现,地方官员腐败抑制了所在地区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腐败越严重,上市公司分红意愿越弱,分红比例也越低。同时,地方官员腐败制约了所在地区的上市公司连续分红,腐败越严重,上市公司连续分红的比率越低。文章为上市公司权衡外部治理环境与公司经营政策利弊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同时,我国政府应继续坚定不移地进行政府官员反腐,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宏观经济发展,还对企业微观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影响。     

政府监管、经济形势与公司分红

本文基于沪深A股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监管、经济形势等外部因素对公司分红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证监会的半强制分红政策对上市公司分红有正面影响,但效应有限;金融危机对我国上市公司分红水平及分红比例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本文的经验证据说明,上市公司分红决策会受到政府监管、经济形势等外部因素的制约与影响。     

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二十年

现金分红是增强资本市场活力和吸引力的重要途径。监管机构从2001年起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促使上市公司派现。本文对1992年到2011年这二十年来的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情况进行回顾与总结,为读者展示上市公司分红历史。本文研究发现：二十年来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意愿呈两段“U”型分布,近五年来稳步回升;现金股利支付率自1995年以来呈下降趋势,异常高的分红时有出现;多层次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表现迥异。     

“现金奶牛”与“铁公鸡”现金分红差异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非公司治理和公司治理角度出发,对2005～2007年沪深两市现金分红数额排名前60家上市公司——现金奶牛以及在此期间盈利能力较强但连续三年未分红的60家上市公司——铁公鸡两者在现金分红差异上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对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外部监管体系的对策

信息披露是否规范主要受到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程度和外部监管体系有效程度两方面的制约.完善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应在公司内部架构起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以及总会计师与内审部门等相互制衡的公司内部监管体系,它直接决定着上市公司对外信息披露的质量;而有效的外部监管体系则是确保上市公司规范信息披露行为的外部保障力量,它主要包括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监管.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规范的根源在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缺陷,但是,在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发育尚不健全的客观条件下,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仍需假以时日,因此建立有效的外部监管体系也就成为了目前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的关键一环..     

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外部监管体系的对策

信息披露是否规范主要受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监管体系两方面的制约.完善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应在公司内部架构起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以及总会计师与内审部门等相互制衡的公司内部监管体系,它直接决定着上市公司对外信息披露的内容、质量和具体要求;而有效的外部监管体系则是确保上市公司规范信息披露行为的外部保障力量,它主要包括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监管.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规范的根源在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缺陷,但是,在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发育尚不健全的客观条件下,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仍需假以时日,因而,建立有效的外部监管体系也就成为了目前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的关键一环.笔者认为,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外部监管体系应切实做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外部监管机构制衡机制、明确信息披露外部监管机构的监管责任、建立高效的信息披露违规责任人责任追究机制这三方面工作.     

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关系——基于定性半强制分红与定量半强制分红的比较研究

股利政策迄今为止仍是个"谜题"。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一波三折,具有自身独特的制度背景。文章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这一新视角,研究中国A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2000年至2013年期间,整体来看我国A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若考虑证监会在2006年进一步推动和强化上市公司的分红政策,即2006年实行定量的半强制分红政策,之前实行定性的半强制分红政策,并以2006年为界进行分组研究表明:2006年之前即定性政策阶段,现金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2006年之后即定量政策阶段,现金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关系发生逆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2)为了再融资,上市公司迎合定量的半强制分红政策要求,其分红意愿增强了,但股利支付率却下降了。(3)定量半强制分红政策弱化和扭曲了产品市场竞争与现金股利之间应有的相关关系。可见,2006年之后的定量半强制分红政策影响并改变了产品市场竞争对现金股利政策的作用机制。因此,为了消除"逆向选择",调整和取消半强制分红政策、将分红政策还给公司决策层有利于提高资本市场效率,这应该是未来我国证券监管部门的政策选择。     

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与现金红利研究

本文实证研究了2009年~2012年股票市场中机构持股比例和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我国的股票市场,机构投资者偏好有分红的上市公司超过不分红的上市公司,在分红的上市公司当中,机构投资者对现金分红水平低的公司偏好超过现金分红水平高的公司,但QFII例外偏好现金分红水平高的公司偏好超过现金分红水平低的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变化和现金分红水平之间负相关;随着机构投资者持股量的增加,机构偏向于让公司下一期少支付红利;上市公司如果进行恶意分红,机构投资者将减持这些公司的股份。     

现金股利影响上市公司创新吗——兼论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干预

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现金股利对上市公司创新能力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在半强制分红政策下具有再融资动机的上市公司的分红行为及其对创新的影响,以期为上市公司分红机制的健全和监管部门现金分红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研究发现:随着现金股利分配水平的提高,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即现金股利分配对公司创新起到促进作用;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代理冲突的缓解是现金股利促进上市公司创新的中介路径。不过,在半强制分红政策下,具有再融资动机的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行为明显受到干预,无法提升上市公司创新能力,弱化了股利代理理论的解释力。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与现金股利存在替代效应,政府补助金额越低,现金股利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强;民营企业较之于国有企业,现金股利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更为显著。     

基于多层次代理关系的股利政策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呈现出了浓厚的中国特色:在2000以前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表现为"三多一少"(股票股利多,转增股本多,不分配多,现金股利少)的特点,但自2000年证监会宣布重视现金分红的再融资政策后,分发现金股利的公司急剧上升,但股利支付率却非常低,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大量的超能力现金分红公司.这表明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阶段性、不连续性和与再融资政策的强相关性.而西方的传统股利理论均不能精确地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基于我国股市环境的上市公司的多层次代理问题,为此,我们运用多层次代理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进行合理诠释.     

高派现股利政策研究述评

现金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财务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管理者将内部信息传递给市场的重要方式。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不断上升，高派现现象屡见不鲜。对高派现股利政策概念界定、高派现股利政策动因、高派现股利政策实施效果进行研究，并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期望可以对高派现股利政策有系统的认识与了解。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问题分析

现金分红是股东的重要投资回报渠道，本文通过对近五年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情况的描述分析，发现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家数占比较大，但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普遍较低的现象。文章进一步指出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意义，并提出提高现金分红的政策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现状的探讨

现金分红是股利分配政策的一种,即公司向股东分派现金股利。我国2000年开始掀起现金分红热潮,但分红出现了超能力派现、融资同时派现、异常低派现等不良现象。作者对此进行分析,指出中国上市公司在现金股利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金融危机下上市公司分红异象问题探讨

一、我国上市公司分红现状 上市公司股票分红形式多种多样，有的企业选择纯粹发放现金股利或转增股票，有的则选择两者混合的方式。在金融危机肆虐的今天，大部分公司储备了大量现金以应对危机，从已公布的年报中也可以发现，多数企业还是选择了低派现的分红政策，甚至有公司采取“零分红”政策。但仍然有一些企业慷慨解囊，在2009年选择了高额派发分红的政策。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探讨

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划分为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两者相辅相成,与外部治理相比,内部治理成本最低,"纠错"效果也最明显;如果内部治理没搞好,等到外部治理监督机制发挥作用,"最后补救"的性质就越强,公司不良行为给各利益相关方所造成的损失将会更大.对于我国上市公司来说两者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外部投资者、分红政策与公司技术效率——以民营制造和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例

基于外部投资者在公司技术效率提升中愈加重要而研究相对匮乏的现状, 以280家民营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战略投资者与财务投资者的角度考察其与公司分红政策和技术效率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战略投资者能显著提高企业的技术效率,抑制现金股利发放但促进股票股利发放;财务投资者抑制了公司技术效率的提高,但对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则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对不同分红政策下公司外部投资者与技术效率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均强化了战略投资者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及财务投资者对技术效率的抑制作用,当战略投资者与财务投资者同时存在时,现金股利出现负向反转作用,股票股利则出现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现金股利是外部投资者与技术效率的完全中介变量,股票股利则是外部投资者与技术效率的部分中介变量。     

再融资需求、监管高压和现金分红

2011年到2013年是半强制分红政策之后中国证监会在现金分红问题上的高压期,在此背景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能力和其资产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资产收益率和净现金流正相关,和资产负债水平以及企业成长性负相关,而企业生命周期和派现意愿正相关但与派现水平负相关;监管的高压期下,显著提升的是派现意愿而非派现水平;限定再融资方式后,通过定向增发满足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并没有因趋严的现金分红监管而显著提高其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     

社会责任理念与现金股利承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现金股利承诺制是中国上市公司分配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针对上市公司存在的分红异常行为,本文从社会责任价值理念入手,对比考察了不同价值理念下不同发展战略的公司履行现金股利政策的差异。研究发现:公司价值理念的差异导致了制度执行效果的区别。秉持社会责任理念的上市公司会采取较为积极主动的现金股利政策,能较好地抑制"利益侵占"行为。涉及金融资产和"外购商誉"的公司其分红行为迥异,在传统价值理念制约下前者表现较差。因此,普及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对新政的实施将大有裨益。     

定向增发、利益输送与资本市场监管

定向增发已成为上市公司主要的再融资方式。然而有悖于监管层改进公司治理、优化资本市场之初衷，定向增发变成控股股东利益输送的手段。本文从时机选择、盈余管理、现金分红、资产注入等角度分析了控股股东利益输送的方式，认为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填补法律漏洞，完善政策执行是治理的根本措施。     

股利分配迎合分红政策对股权再融资的约束吗

2008年证监会颁布了《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俗称“半强制分红政策”对现金股利分配作出了强制性规定。通过2009—2013年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实施以来,受政策强制约束的公开增发及配股公司在融资前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高于不受政策强制约束的定向增发及无股权再融资公司,即存在通过股利分配行为迎合政策对股权再融资的约束;融资完成后,公开增发及配股公司的业绩表现尚不及非公开增发及配股公司。监管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