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间的税负差异与税收结构——地区税负基尼系数的税种分解

基于对地区税负的统计分析发现,税负水平地区间差异很大,部分省份承担了和其经济发展水平不对应的税负;变异系数展示出经济水平地区差异性与税负水平地区差异性变动趋势的不一致。对税负基尼系数按税种构成分解发现,间接税对税负地区差异性贡献更大,增值税税负的区域不平衡性小,对地区税负差异是抑制的;营业税和消费税促进了地区税负差异,但贡献小;直接税对地区税负差异影响作用呈增大的趋势,企业所得税的地区差异性对总体差异性的促成很大,未来朝直接税占比进一步增大发展的税制结构会扩大地区税负的差异性。     

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

本文对我国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经验分析,根据1985年至2001年的数据回归分析,发现税制结构以及不同税种的组合可以影响名义经济增长率。其中间接税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负向作用,直接税作为一个整体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本文还测算了以经济增长最大化为目标的税制结构,发现33%的直接税与67%的间接税为最优的组合。     

税制结构优化应与税收征管相协调

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税制结构选择的最重要因素。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税制结构以直接税为主，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则选择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然而．即使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税制结构也是千差万别的．因为诸如征管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税制结构的选择。     

市场化进程中的税制结构变迁

本文研究了在市场化进程的不同阶段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之间的关系。理论研究表明,以商品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促进了鞍点路径上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并加速了市场化进程。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当前税制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的正向影响程度逐渐降低,而商品税税率的适度下调可以实现鞍点路径上福利水平最大化。与之相对,商品税占比过高或过低的税制结构,都会出现福利水平的相对损失。实证结果也显示,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中生产性间接税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改善,并且市场化程度对这一影响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因此,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政府应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适度调整税制结构,降低间接税比重,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福利不断改善。     

税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现行税收制度的弊端决定税改的必要性1994年财税体制特别是税制改革以后,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为主的间接税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还有部分财产税为主的直接税并重的税制结构。现行的税制结构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加强宏观调控,进一     

全口径计算下中国间接税规模特征、国际比较及对策

目前间接税是中国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而非税收入中专项收入和政府性基金也具有间接税的性质,属于“准间接税”。本文综合考虑“税”与“非税”因素,设定三个口径的间接税衡量指标,并对全口径间接税规模特征进行了分析;同时,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政府财政数据,对61个国家和地区的间接税及税制结构进行了国际比较。结果发现,中国小口径和中口径间接税规模基本符合世界发展规律,间接税总体规模在可控范围内;但是,大口径间接税规模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已经偏离世界经验水平。因此,从税制内部结构调整来看,协调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比例关系,使间接税规模逐步趋于合理化是关键;从非税收入影响因素来看,要重视政府性基金对间接税税负的影响,逐步减少政府性基金种类和规模     

全球间接税替代公司税形势对中国税收体制的启示

公司税是所得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公司税的高低不仅影响本国公司的经营,更影响外资公司在该国的投资,所以降低公司税已经成为各国为了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而取而代之的是间接税比重的提高,但是间接税具有易转嫁的特性,所以如何平衡间接税与所得税成为各国税制的关注点。本文就当前全球间接税替代公司税形势下对中国税制改革的影响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税制结构、预算约束与创新发展

文章使用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1999—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研究了税制结构、预算约束对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间接税中的增值税占当地税收比重的增加对创新发展并无显著影响,直接税中的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比重的增加也不利于创新产出;从税制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税收收入占当地GDP比重的增加会降低当地的创新质量,税收收入占当地GDP比重过低不利于创新效率的提高;较为宽松的预算约束有利于提高创新产出和创新质量;努力提高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促进创新质量、创新效率提升;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能显著提高当地的创新效率.     

税制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税收及税制结构在扩大内需尤其是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税收总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通过调节税制结构来刺激居民消费。从异质性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由于异质性消费者无法实现跨期最优，导致其效用函数不同。这意味着同样一单位减税额会造成不同消费者最优消费水平的不同变动。本文以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作为政策节点，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2年的收入和消费数据计算居民承担的直接税和间接税数值，以个人所得税改革对税制结构的调整为切入点，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政策实施前后居民消费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2011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显著刺激居民消费，并且刺激效果对不同类型的家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在调节税制结构的过程中，需在居民整体税负水平保持稳定或者逐步下降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直接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在税制结构良性发展的同时兼顾居民消费的增长。     

均衡性转移支付、税制结构与共同富裕

新发展阶段，要加快实现共同富裕，就需要重视均衡性转移支付和税制结构的调节作用。基于极值熵值法测度的共同富裕综合指数构建面板Tobit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门槛模型，从均衡性转移支付和税制结构的不同视角，探究上述因素对共同富裕的多重影响，结果发现：从基准回归和空间滞后模型看，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和空间促进效应尚未体现，以直接税和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的直接和空间效应显著为正，且均衡性转移支付能够调节税制结构的直接和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由“门槛效应”引起的非线性关系，合理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且随着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提升，其促进效应不断减弱。动态空间滞后模型显示，共同富裕滞后一期的直接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以上研究结论对中国政府优化财税体制、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示。     

迈入新阶段的中国税制改革:回顾、借鉴及展望

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后税制改革的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的税制改革重塑了政府和企业间的关系;第二个十年的改革使得税制有了基本的雏形;第三个十年对之前的税制加以深化和完善;第四个十年及今后的改革需要将税制的完善向纵深发展,使其具备现代型税制的架构。展望未来,应在稳定税负的基础上,提高直接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比重,降低间接税的比重。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比重的提高至关重要,将成为我国现行税制转变为现代型税制的"点睛之笔"。     

迈入新阶段的中国税制改革：回顾、借鉴及展望

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后税制改革的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的税制改革重塑了政府和企业间的关系;第二个十年的改革使得税制有了基本的雏形;第三个十年对之前的税制加以深化和完善;第四个十年及今后的改革需要将税制的完善向纵深发展,使其具备现代型税制的架构。展望未来,应在稳定税负的基础上,提高直接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比重,降低间接税的比重。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比重的提高至关重要,将成为我国现行税制转变为现代型税制的“点睛之笔”。     

中国税收增长和增长因素分析

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决定税收水平与税制结构的最基本因素,而最能代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是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于企业,很少来自于个人;税收形式以间接税为主,税制设计的主体税是商品劳务税。那么,我国的税收究竟按照怎样的轨迹运动,我国的税收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究竟存在怎样的     

增值税分成、财政激励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优化财政分配格局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探究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差异如何影响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变化，本文以2016年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作为地方财政激励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19年市县经济统计数据，运用强度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财政激励对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激励能显著降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且这一效应具有持续性特征。对于改革前经济发展不平衡较高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财政激励发挥着“雪中送炭”的作用。而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城市，财政激励效应更加明显。机制证据表明，财政激励通过加强税收竞争和扩大政府投资两种渠道降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进一步分析发现，财政激励推进了城市共同富裕发展进程，是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改善的主要表现。本文不仅拓展了税收分成的经济效应研究，而且从财政激励角度廓清了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成因和内在机制。本文结论为新发展阶段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提供了经验参考和决策方向。     

财政收支结构调整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春风化雨”还是“适得其反”?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支出方面，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以及科教支出占民生性支出比重提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产生驱动效应；收入方面，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之比上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U型影响，直接税收入与间接税收入之比上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伴随着有为政府建设的推进与有效市场的完善，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呈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作用渠道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财政收入结构调整通过影响企业交易成本与资本配置效率作用于数字化转型，财政民生性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优化则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技术性人力资本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数字化转型的效应在不同企业、行业、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具有促进作用，财政收入结构优化则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通过优化财政收支结构精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证据与有益参考。     

间接税与“痛苦指数”

包含在消费品价格中的间接税,正是引发税负"痛苦指数"的根源。中国的税收/GDP比重(即所谓宏观税负),从同口径的国际比较来看,得不出"过高"的结论。但我们的税制结构确有严重问题:直接税比重偏低,间接税比重偏高。而包含在消费品价格中的间接税(老百姓所说的"馒头税"),正是引发税负"痛苦指数"的根源。低收入阶层的恩格尔系数高,收入中的大部分要用于基本消费品的支出,因而不得不承受所含的间接税负担。而高收入阶层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低得多,购买的更多的是发展资料、享受资料,实际的税收负担反而较低。中国主要依靠间接税支撑每年20%—30%的财政收入     

税务筹划的风险与约束

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以增值税(间接税)和所得税(直接税)为主体的、多税种、多环节的复合税制。各税种在纳税人、课税对象、课税环节、税率等税制要素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税法还存在着某些不完善之处,为纳税人通过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投资和融资活动等减轻税负,甚至利用税法的漏洞,规避纳税义务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与此同时,税务筹划的法律性质尚不明确,还存在着较大的风险,需要对其风险进行必要的约束。     

减税降费的财政效应及对策建议

文章从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及财政赤字等角度分析了减税降费的财政效应.研究发现:一是近10年,财政收入规模减收效应明显、财政收入结构倾向于优化,直接税占比在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结构变化明显,集中体现在政府性基金收入占比提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占比增幅最大;二是地方比中央承担了更多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社会民生与福利性支出占比过低;三是财政赤字规模逐年扩大,地方财政计算赤字是公布赤字的近2.18倍.研究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下行,政府收支压力加大,需从三个方面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一是下移部分财力和上收部分事权,确保地方的财权事权相匹配;二是建立健全财政收支两端的长期平衡联动机制,缓解财政收支压力;三是适度推进新旧基建建设,防范化解财政风险,保障财政可持续性发展.     

个人税收负担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实际负税人的角度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把拉动消费、推动经济发展放到了首要位置,并强调未来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文章从实际负税人的角度,利用我国2000—2012年的统计数据,讨论了个人税负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再一次证明,与收入增长相比,个人税收负担对居民消费存在有限的促进作用。未来可通过税制的结构性调整,适当增加间接税的比重,达到税收收入与居民消费的同步增长。     

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税收努力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5～2006年省际层面的相关数据,本文对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税收努力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税制结构设计的灵活性不足使得一些地区的地方税收比率和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脱节,失去了税收的经济调节功能;(2)我国大部分省份的税收能力被利用的程度整体偏高.这说明我国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紧张不是由于地方政府征税努力不够造成的,而是由于我国现行税制结构造成的.因此,地方政府解决预算赤字问题,主要应当从削减预算支出或者要求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着手,而不是一味的想办法增加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