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旅游化对共同富裕的政策效应研究——基于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70个重点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将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视为推动城市旅游化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旅游化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化能够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并且其促进效应存在一年的政策预期。相较于中西部城市，旅游化对于东部城市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旅游化对于各等级城市共同富裕的政策促进效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对低行政等级城市共同富裕的政策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旅游化可通过发挥产业收入效应、就业增收效应、美好生活效应和创新提质效应等提升各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     

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2—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未包括港澳台）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构建省级层面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标和共同富裕指数，通过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直接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背景下，教育发展与研发创新不仅直接促进共同富裕，而且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区域协调发展也能为共同富裕提供突破口。建议不断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机制，科学配置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积极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增加教育和研发创新投入。     

交通、教育基础设施的共同富裕效应研究——基于异质性视角的考察

依据理论机制与模型论证基础设施和共同富裕的关系,并基于2010—2020年全国208个主要地级市数据,实证检验交通、教育基础设施改善对共同富裕的作用、路径及异质性效果。研究表明：交通和教育基础设施改善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但存在区域城市异质性效果和时滞效应。交通基础设施改善能通过推进人口城镇化、促进就业、强化经济集聚能力建立促进共同富裕的长效机制,而教育基础设施在通过改善人口城镇化助力共同富裕方面存在一定的阻碍。在农村收入占比的双重门槛约束下,两种基础设施的共同富裕效应存在差异：当农村收入占比处于低门槛区间时,教育基础设施的共同富裕效应显著,但交通基础设施效果失灵;随着农村收入占比的增长,交通基础设施的挤占效应消失;当农村收入占比处于高门槛区间,教育基础设施作用不显著,交通基础设施的边际贡献显著为正。     

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心-外围的研究框架，采用基准计量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与省会城市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均会显著提升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且省会城市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对邻近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金融资源配置在地方与省会城市产业链创新链融合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扮演中介角色；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分布区域下，地方与省会城市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据此，提出以“硬科技”突破产业链短板与痛点、基于宏观视野合理规划产业链创新链融合中心空间布局等建议，以期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审计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基于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2006—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探讨了国家审计对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国家审计能显著提升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但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负向空间外溢效应;国家审计对本地和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是对动能转换、结构升级、发展效率、节能减排、成果分享五个方面作用机制影响的综合反映,且对结构升级、节能减排、成果分享的作用效果尤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II型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国家审计有助于促使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但对周边城市却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I型及以上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国家审计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均未产生明显影响。结果表明,强化国家审计功能、推进跨区域协同审计,对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2011—2021年我国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区域异质性及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更换实证模型及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对西部与东北地区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为表征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来促进共同富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促进效应显著增强。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优先发展、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完善资源分配方式。     

“腾笼换鸟”的房价效应：以老工业区搬迁改造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是城市“腾笼换鸟”、促进区域协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将济南东部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作为研究对象，使用济南市2010～2017年二手房挂牌交易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这一政策实施对区域房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给所在区域的房屋带来了显著的溢价效应，溢价程度约为4.6%,且这一结论通过了多项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搬迁改造对房价的影响在时间上呈现持续显著增长趋势、在空间上呈现随距离增加而减弱趋势；潜在机制分析发现搬迁改造会通过促进人口聚集、改善公共服务供给来影响房价。此外，进一步分析表明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对房租起到了抬高效应，但对房屋挂牌交易数量不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进城市更新决策、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借鉴参考。     

“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对城市节能减排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4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技术进步与结构转型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节能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节能减排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其在显著增加城市电力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规模的同时也降低了电力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强度。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在推动绿色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增加了城市电力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规模，其原因在于绿色技术创新的能源回弹效应超过了绿色技术效率改善的节能效应。数字经济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增加了城市电力消耗，但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其中，制造业结构转型具有减排效应，而农业和服务业由于产业结构低端化，其转型导致节能减排效果并不理想。异质性分析表明，良好的政府绿色数字化治理环境能够强化数字经济的节能减排效应。研究结论可为“双碳”目标下城市经济数字化转型及节能减排行动方略的制定带来启示。     

“城市病”对城市经济效率损失的影响——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市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5—2011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城市病"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产业集聚虽然能够带动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但人口过度集中带来的拥挤效应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病"成为制约城市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从城市规模等级来看,大城市集聚经济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带动作用有限,而中小城市依然能从集聚经济中获得较大收益;大城市"城市病"对城市经济效率带来的损失程度高于中小城市。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降低碳排放了吗？

研究目标：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方法：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滞后解释变量模型对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并未产生预期中的碳减排效应,但显著提升了周边城市碳排放水平;金融业专业化集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以及环境治理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本市或相邻城市均具有明显碳减排效应,而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却显著提升了相邻城市碳排放水平;大城市、中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与城市规模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错配,从而导致其碳减排效应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研究创新：区分了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研究价值：依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破解“稳增长、促减排”两难困境,有效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研究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多省开始实施“强省会”战略，而“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尚不清晰。利用各省和省会城市以及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强省会”战略对全省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从知识溢出和吸收的视角分析了产业同构和教育资源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省会城市规模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增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强省会”战略不仅促进了省会对非省会的溢出效应，同时促进了非省会城市的创新能力。产业同构和非省会教育资源都可以强化“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对东西部地区、非特大超大城市地区、创新领先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对于各地依托“强省会”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信息消费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吗?——来自国家信息消费城市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

信息消费是中国创新最活跃、增长最迅速、辐射最广泛的新兴消费领域之一。本文以国家信息消费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10—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信息消费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信息消费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就业效应、产业效应和创新效应，促进了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场化程度、技术创新能力和基础设施等基础条件有利于提高信息消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此外，信息消费试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大规模城市、东部区域和高行政级别城市中的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核心城市与腹地间的关系:以京沪为例的经济学分析

城市与腹地的经济关系可以区分为吸收和辐射两种模式,由于城市的发展阶段、腹地经济基础、交通条件以及产业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城市对腹地的经济影响或者以辐射为主,或者以吸收为主.一般而言,城市规模较小时以吸收腹地资源为主,在城市规模较大时以辐射为主.资源之所以由腹地转移到大城市是因为在大城市可以得到更大的收益.当大城市依托其雄厚的势力对腹地形成辐射时,腹地资源即使不转移到大城市也可以获得相应甚至更大收益,腹地资源就不再转移到大城市.     

集聚是否影响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效率——基于262个地级市的SBM-DEA分析

利用2003—2010年间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投入产出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效率,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城市效率最高,中部地区的城市效率次之,西部地区的城市效率最低。在考虑了非合意产出之后,中国的城市效率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降低,其中东部和中部下降较为明显,而西部则有小幅度上升。以此为基础,通过动态面板的Tobit模型分析集聚因素对城市效率的影响,总的说来,集聚对城市的效率是有着正的影响,但是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和大城市,且具有更高的效率。因此,今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依然主要是大城市发展和东部城市化过程,需要通过进一步发挥大城市与东部城市的集聚效应,促进城市体系的协调与中西部城市的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运用2012—2019年我国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引入中介变量产业结构，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第一，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区域碳排放强度；第二，引入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发现数字经济能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降低碳排放强度；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双向影响机制及检验——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的考察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了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双向影响机制及产业异质性影响。采用2006—2015年中国31个省域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验证了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双向影响机制和产业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存在显著的双向促进作用。产业集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了区域创新，区域创新通过增长极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了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双向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产业异质性，不同高技术产业的集聚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差异，同时区域创新对不同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反向影响亦呈现出差异。东部地区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双向影响程度相对中西部地区更大。     

城市规模分布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LandScan全球人口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如何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备受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尽管多中心被规划者视为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灵丹妙药,然而支持这一观点的实证研究较少.基于LandScan人口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以全球132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探讨城市规模分布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分布多中心并不能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反而会导致区域差距扩大.单中心缩小区域收入差距意味着单中心促进小城市人均收入增加要大于大城市,这是非均衡发展过程的空间表达,显示出经济会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未来应适度放松对大城市人口流动的限制,引导城市规模合理分布.     

双向关联视域下城市网络与经济发展——基于社会网络与空间计量的实证分析

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与引力模型，测度长三角与京津冀城市群双向经济联系规模及网络空间结构，纳入异质性城市层级结构，验证城市中心性与城市网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北京与天津的中心性突出；长三角城市群呈现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多中心结构特征，空间结构较为扁平化。核心—边缘结构中城市中心性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较小且空间外溢效应不显著，但多中心城市结构下中心度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显著推动城市群整体发展，且边缘城市在城市网络中获益最大。     

中原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及演进机理研究

基于2000—2015年城区人口数据,运用城市规模分布的结构分析方法和非参数检验方法,分析中原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演进特征。结果显示:中原城市群城市规模结构呈橄榄形,城市规模结构分布出现断层现象,小城市发育不够,规模偏小、数量偏低;在不同规模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中等城市向大城市转移的概率较高,大城市向特大城市、特大城市向超大城市转移的概率较低;城市群城市体系符合位序—规模分布,高位序城市规模集聚逐步增强,首位城市郑州仍需要提高辐射带动作用,增强核心竞争力。在此基础上,构建鱼骨驱动模型分析中原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演进机理,提出加强首位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培育发展现代中小城市、完善城市群城际交通网络等优化对策。     

县城载体地位提升对市域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是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向的重大调整。基于2005—2019年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究县城载体地位提升对城市全域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县城载体地位提升能显著推进所在城市全域的新型城镇化，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县城载体地位提升主要通过促进人口城镇化和环境城镇化来推动市域新型城镇化，但未促进城市的产业城镇化和设施城镇化。县城载体地位提升能显著推动中小城市和工业城市的新型城镇化，而对大城市和非工业城市无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中小城市和工业城市的县城为重要载体，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