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增减持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

文章以2006-2011年高管持股变动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增减持股票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高管增持上市公司股票在增持公告日前的累计超常收益率为负数，而高管减持上市公司股票在减持公告日前有显著的正累计超常收益率；高管增持上市公司倾向于提前披露坏消息，或延迟披露好消息，而高管减持上市公司则相反；高管在增持股票过程中存在负向盈余管理行为，而在减持股票过程中存在正向盈余管理行为。希望本研究结果能够为证券监管机构加强对上市公司高管行为的监督和如何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参考依据。     

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减持的现状及特征分析

文章关注了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大幅减持这一新问题,通过对截至2011年6月30日为止发生减持的69家公司进行统计分析,对高管减持的总体现状进行了描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高管减持的方式与动因,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高管持股变化、信息披露的择时行为及市场反应

本文以2006-2011年高管增减持股票公司为样本,分析了高管增减持股票过程中是否存在信息披露的择时现象、市场对高管持股变动行为及择时披露信息的反应。研究发现：高管增持上市公司存在提前披露坏消息或延迟披露好消息的偏好,而高管减持上市公司则相反;高管增持上市公司股票在增持公告日前的累计超常收益率为负,而高管减持上市公司股票在减持公告日前有正的累计超常收益率;市场能够有效识别公司高管的持股变化行为及公司披露信息的好坏。     

融资融券抑制了高管减持带来的不利影响吗——基于真实盈余管理研究视角

文章以2006—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融资融券制度是否抑制了高管的机会主义减持。研究发现:融资融券通过减少高管减持的频率和强度而降低盈余管理程度,并且减持强度越小,抑制效果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的产权性质不同,融资融券的调节作用也不尽相同。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融资融券制度主要是一种市场机制,可以通过影响管理层在资本市场的行为来影响其对公司的管理行为,丰富了对融资融券制度的研究,加深了对融资融券制度的认识。研究结论揭示了融资融券抑制高管减持的频率和强度进而抑制高管减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在真实盈余管理方面,规范了高管在资本市场上的交易,对于进一步认识融资融券的外部治理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中小板公司高管减持与并购行为研究

本文以2015年底以前上市的748家中小板公司为样本,以2010-2016年为高管减持和公司并购事件的窗口期,对中小板公司高管减持和公司并购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发生了高管减持的中小板公司对其公司是否发生并购和在深交所发布并购公告次数有正向影响。此外,高管减持的比例和套现的金额越大,公司发起并购的可能性和发布的并购公告次数也会相应增加。该项研究的意义旨在让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能够理性分析,不要一味去追逐所谓的利好信息,避开上市公司的炒作陷阱;同时监管部门也应对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避免其为了迎合市场热点所作出的不理性决策。     

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政治激励与绩效关系研究

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缺乏产权保护和政府行政壁垒较高的背景下,以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获取政治身份的影响因素,并分析了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潜在政治晋升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公司高管的政治激励是有效的,潜在的晋升机会与公司的绩效之间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高管的政治经历与民营上市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而政府干预不利于公司绩效;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显著影响高管的政治晋升,且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高管具有明显的政治晋升优势,政府对公司的干预阻碍了高管晋升。     

创业板公司高管减持过程中的送转股行为研究

文章以2013年12月31日以前上市的创业板公司为样本,以2010—2014年为事件研究窗口,从送转倾向和送转比例两方面研究了创业板公司高管减持问题,结果表明:高管减持公司的送转倾向大于未减持公司,并且其减持比例和套现金额越大,公司送转的可能性就越大;高管减持公司的送转比例同样也大于未减持公司,并且高管的减持比例和套现金额越大,公司的送转比例就越高.该项研究的政策意义包括监管部门需要对投资者加强教育,使其真正理解送转分配方式的本质和经济含义,不再去热炒所谓的"高送转"概念;同时也应对上市公司利用募集资金转增股本的行为适当加以限制,进而有效抑制创业板公司普遍存在的配合高管人员减持套现的送转行为.     

高管变更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 2013—2017 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内部控制视角,在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与创新投入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管的变更类型、变更原因以及企业性质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中介效应占比情况,揭示高管变更、内部控制质量与创新投入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变更抑制内部控制质量和企业创新投入,内部控制质量在高管变更影响公司创新投入的作用机制中起中介效应,不同高管变更类型、变更原因以及企业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内部控制发挥的中介作用是不同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上市公司高管变更对公司创新投入产生作用的路径,对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创新投入具有实际意义。     

兼任高管的实际控制人增减持与盈余管理

文章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对兼任高管的最终控制人增减持行为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我国中小板块2006—2012年兼任高管的最终控制人的增减持行为的统计数据,实证了兼任高管的控股股东的增减持行为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最后,提出了一些规范上市公司高管行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持续发展的建议。     

涪陵榨菜高管减持引发中小股东不信任投资

IPO时,公司以极高的市盈率和市净率发行股价,而发行后,上市公司高管普遍存在着强烈的减持意愿。高管大量减持会释放出众多不利于公司发展的信号,于是中小股东会用"脚"投票,产生不信任投资。本文以涪陵榨菜(002507)为例分析,从而得出了高管减持信息披露与中小股东的不信任投资之间的关系,为中小投资者提供决策参考。     

高管性别差异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分析

在现在这个激烈竞争的时代,高管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高管是公司投资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但是已有关于高管特征的研究仅涉及年龄、教育、任期、职业背景、社会经济地位等几个方面,较少涉及高管性别差异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而高管性别差异又可能是影响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关于高管性别差异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分析是必不可少的。本文从固定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长期股权投资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计算、分析由于高管性别差异对这三个方面投资比率的影响。从而得出优秀的女性高管和男性高管一样,可以为上市公司做出正确的、适当的投资决策。所以在任用高管时不应有性别歧视,应提高女性在上市公司高管中的比例,从而有利于高管做出对上市公司有利的投资决策、投资行为。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锚定”效应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现有研究注重从绩效、规模、以及高管个人特征等方面考察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本文分析了竞争对手的薪酬水平对高管薪酬的影响。通过对上市公司2002～2005年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上市公司普遍"锚定"竞争对手的薪酬;低于"锚定值"的公司,相比高于"锚定值"的公司,其高管薪酬增长更显著;"锚定"对高管薪酬的影响,高于公司绩效的影响。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锚定”效应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现有研究注重从绩效、规模、以及高管个人特征等方面考察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本文分析了竞争对手的薪酬水平对高管薪酬的影响。通过对上市公司2002-2005年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上市公司普遍“锚定”竞争时手的薪酬；低于“锚定值”的公司，相比高于”锚定值”的公司，其高管薪酬增长更显著；“锚定”对高管薪酬的影响，高于公司绩效的影响。     

上市公司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影响因素——基于沪深300数据的实证研究

合理的薪酬差距对于高管团队薪酬结构至关重要。依据薪酬差距的三个理论基础,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实情,提出公司绩效、治理结构、基本特征和高管个人因素与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之间关系的假说,并以2010年和2014年沪深300指数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假说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分析表明公司绩效、治理结构、基本特征和高管个人因素均对高管团队薪酬差距有重要影响,但不同因素影响方向具有差异。     

股权结构、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

选取沪、深A股46家农业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实证研究了股权结构、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公司规模、两职兼任等变量的基础上,公司业绩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而股权制衡度高则会相应降低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此外,农业上市公司的性质对高管薪酬也有一定影响,国有性质公司比非国有公司高管薪酬所受影响更大。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研究

以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现状如均值、年增加值、持股比例、与业绩的相关性作了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体系,通过分析上市公司的企业属性、经营特征、市场标准、人力资本特征、业绩指标的选择等关键因素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为新经济形势下上市公司建立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提供可靠的保证。     

高新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果研究

分别对我国深沪上市的高新技术与传统制造业公司2007年至2012年高级管理人员股权激励实施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在传统制造业上市公司中显著有效,而在高新技术产业效果不显著。该情况与高新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中高管持股结构分散、资产规模偏小、资产负债率低、短期市盈率高以及国有企业占比较高有关。     

创业板信息技术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及相关性分析

高管薪酬是委托代理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中信息技术行业2013年数据为依据,并就影响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因素:企业绩效、股权集中程度,公司规模和治理结构等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述因素对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有一定的相关性,并据此提出完善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相关政策性建议。     

薪酬管制能够降低对高管的监督成本吗——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12—2014年间对高管实施薪酬管制的国内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上市公司对高管实施薪酬管制,是否会影响高管改善公司绩效的动机?是否会影响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公司对高管的监督成本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实施薪酬管制并不能够实现通过缩小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以改善公司整体绩效的预期目标,反而会削弱高管积极改善公司绩效的动机,进一步提高其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最终导致上市公司高管监督成本的提高。上市公司应取消薪酬管制,完善薪酬激励、监督和追责机制,引导高管积极做出改善公司绩效的努力,并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     

财务柔性、高管过度自信与技术创新投入关系

本文以企业财务柔性储备存在差异为立足点,基于2011-2015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财务柔性如何作用于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过度自信和财务柔性的储备均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高财务柔性也会加强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进一步根据行业特性分样本研究表明:财务柔性的作用在实物投资与研发投资之间存在博弈。相比非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财务柔性推动过度自信高管进行技术创新投入的作用更明显。本文从财务柔性角度,丰富了行为金融学与企业创新行为关系的研究,为企业财务柔性的选择以及高管聘任提供了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