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降低碳排放了吗？

研究目标：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方法：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滞后解释变量模型对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并未产生预期中的碳减排效应,但显著提升了周边城市碳排放水平;金融业专业化集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以及环境治理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本市或相邻城市均具有明显碳减排效应,而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却显著提升了相邻城市碳排放水平;大城市、中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与城市规模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错配,从而导致其碳减排效应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研究创新：区分了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研究价值：依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破解“稳增长、促减排”两难困境,有效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绿色发展效应检验北大核心

基于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的绿色发展效应,结果显示:整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的两种集聚与产业自身绿色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采用空间模型研究发现,专业化集聚对周边生产性服务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呈倒“U”型,而多样化集聚的影响显著为负。此外,分地区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影响与整体结果一致,而多样化集聚起直接推动作用;中部地区两种集聚的影响均呈倒“U”型,但各省专业化集聚水平已接近甚至突破了拐点;西部地区仅有专业化集聚的影响显著并呈“U”型,区域内各省仍在曲线左侧,尚未发挥出推动作用。     

区域制造业空间效应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选择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后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及多样化水平与制造业集聚呈倒U型关系,同时城市化水平会对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关系产生影响。分区域模型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层次、要素禀赋等因素有所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生产性服务业呈线性关系,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中部地区呈倒U型关系,现阶段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更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都将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

研究目标：考察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微观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影响。研究方法：采用OP方法测度了制造业企业生产率,采用面板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相对于专业化集聚,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更明显;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国有制造业企业效率提升的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中小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效果不明显。研究创新：将空间集聚外溢效应的衰减指数纳入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指标设定之中,考察了不同城市规模和产业层级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差异性影响。研究价值：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能源利用结构优化了吗？———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３１ 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能源利用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有助于促进本地区能源利用结构优化，但对周边地区能源利用结构优化却产生了负向空间外溢效应；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能源利用结构优化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长期影响大于短期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及环境治理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均显著促进了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能源利用结构优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仅对本地区能源利用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对周边地区未产生积极影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集聚对能源利用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仅有长期效应而无短期影响；金融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在短期和长期均显著抑制了本地区和周边地区能源利用结构优化。     

外部性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影响——以天津市为例

以天津市为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外部性理论的三大集聚因子显著地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的协同集聚的结论。其中,中间投入品的共享和知识溢出效应吸引两大产业部门在空间上邻近分布,而劳动力池的共享并没有发挥正向的促进作用,反而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另外,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部门趋向于与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在空间上邻近分布,而劳动密集型和能源依赖型制造业部门在空间布局时主要受劳动力市场、能源等因素影响,对邻近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布局的必要性较弱。     

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北大核心

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表现在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以及产业集聚对福利与成果分配、对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影响。通过对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差异化影响。具体表现为:制造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服务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起到抑制作用。进一步从服务业细分行业集聚以及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角度分析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集聚能够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而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则抑制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以及消费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均能显著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而公共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抑制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表现在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以及产业集聚对福利与成果分配、对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影响。通过对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差异化影响。具体表现为:制造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服务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起到抑制作用。进一步从服务业细分行业集聚以及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角度分析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集聚能够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而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则抑制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以及消费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均能显著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而公共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抑制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中国三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特征比较

选取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利用多个指标模型综合评判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特征与发展规律。研究认为,三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总体呈现经济上的分异和空间上的趋同。2003-2014年间,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平均相对专业化程度均有增加,并主要表现为外围地区拉动;京津冀、珠三角中心城市的相对多样化程度有不同程度提高,城市职能趋向综合化,外向生产性服务能力增强。进而三大城市群形成了"专业化中心+专业化外围"和"多样化中心+专业化外围"两种不同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空间集聚特征测度的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在三大城市群内部集聚均呈不均衡的极化发展趋势。受城镇化和工业化所处阶段影响,十余年间,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幅度最大,相对于其他产业的区位吸引力最强;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平均集中率最高;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于其他产业的集中程度,相对于全国的平均占有率均较低,行业发展的相对优势有所减弱。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否助力碳达峰?——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空间分析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选取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研究对象，基于空间视角分析产业集聚特征及对碳强度的影响，旨在探究推动碳达峰的产业结构调整机制与实施路径。结合经济学理论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影响碳强度的机理，并基于改进的STIRPA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碳强度存在时间上的累积效应和空间上的集聚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强度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方向与对本地的影响相一致；专业化集聚短期内可降低当地碳强度水平，而多样化集聚的影响则是长期性的；各细分产业的集聚影响存在异质性，集聚程度越高的产业对碳强度的抑制效果也越强。此外，技术进步和政策冲击分别在短期和长期起到降低碳强度的作用。基于此，进一步提出优化低碳治理的区域协同机制，制定长效、可持续性的低碳治理策略，以及以技术创新与政策规制作为双轮驱动等政策性启示。     

空间外部性、比较优势与制造业集聚

本文综合传统比较优势和外部性因素在新经济地理框架下建立理论和计量模型研究了我国284个地级市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机制及其地区差异。结果表明,传统比较优势仍是影响制造业区位的重要因素;各级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空间关联性,且已超过传统比较优势成为制造业集聚的主要来源;传统比较优势与空间外部性对制造业集聚的作用分别由西到东和由东到西依次递减。该结果为进一步促进区际产业转移和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城市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多样化能否影响城市人口集聚？

本文首先通过理论剖析和文献总结探讨城市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多样化与城市人口集聚之间的关系,之后使用中国60家城市商业银行2001-2010年数据,实证结果证实城市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多样化对城市人口集聚起到正面作用;城市商业银行经营规模和绩效均促进城市人口集聚,同时本文验证了宏观经济发展和城市人口集聚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加入时间效应后的研究结果与基本模型一致,表外业务、非利息收入均对城市人口集聚产生正相关影响,但非利息收入对城市人口集聚的正相关影响只体现在：2005-2010年时间段;加入地区效应的研究发现：城市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多样化对东部,西部城市人口集聚的促进作用明显,而且在西部的影响程度大于东部地区。     

基于修正钻石模型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政府作用分析

为了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当前我国各地建立了很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其中多数属于依靠政策优惠的外生型集聚区,生产性服务业发挥的产业关联作用小。为了提高集聚区植根性,基于修正钻石模型理论分析框架,政府需要针对集聚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集聚类型,积极创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机遇,培育相应的要素条件,引导国内外的市场需求,扶植和拓展整个产业链相关企业,并通过参与企业教育培训和R&D等活动改进集聚区企业的战略和结构,为整个集聚区内的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竞争优势和不断创新提供动力。     

中国城市创新空间溢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行政边界效应的视角

在城市创新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中,空间计量对于空间权重的选择具有敏感性。基于2003—2018年我国271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强、弱行政调节因子构建改进的空间权重,对创新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比较。进一步引入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人口规模、产业集聚等因素对城市之间创新溢出的影响,并对创新空间关联进行分解,以探讨行政调节对各个城市创新溢出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中国城市创新存在空间依赖性和相互促进作用,城市创新空间溢出也会受到行政边界效应的影响;在地理距离空间上,城市人口规模能够促进城市间的创新溢出,但行政调节会减弱其影响。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抑制了创新溢出,但行政调节可以削弱这种不利影响;在经济距离空间上,城市人口规模、产业专业化集聚和人力资本等因素能显著促进城市间的创新溢出,行政调节产生的作用不大。各个城市各创新影响因素表现出的差异性为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创新政策与协调实践提供理论和经验依据。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依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带动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对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16年中国239个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SEM和SAR）,并且构建地理邻接与地理距离两种空间权重矩阵,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可以提升本地区的制造业效率,而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其邻近地区的制造业效率。各个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中部地区的提升作用最小,并且中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工业劳动力流动、技术溢出与经济地理新均衡——新经济地理学基础模型新发展

在原始核心边缘模型基础上发展的新的核心边缘模型假设工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不再是外生变量，而是跟产业集聚的外部性有关。发展的核心边缘模型不仅验证了原始核心边缘模型的基本性质，还得到了一些新的结论：第一，工业企业生产规模报酬递增程度高有利于产业的集聚，但工业企业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低也会诱发产业的重新集聚。第二，产业的空间分布受两股相反力量（集聚力和分散力）的支配。一般情况下，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是促进工业企业集聚的力量，市场拥挤效应则是促使工业企业走向分散布局的力量。第三，在加入本地与跨界技术溢出效应后，对称结构稳定的贸易自由度范围缩小了，而核心边缘结构稳定的贸易自由度范围扩大了。     

城市化、人力资本集聚与产业结构调整

城市化会通过人力资本集聚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基于此,本文选择2003~2018年我国31个省际面板数据予以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城市化通过人力资本集聚提高了全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指数;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作用在东部最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在中部最大;城市化对人力资本集聚作用在中部最大;产业结构调整对城市化作用在东部最大。因此,长期产业结构调整应强调城市化的主体地位,强化人力资本集聚,有效发挥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     

Agglomeration dynamics of innovative start-ups in Italy beyond the industrial district era

Building on the literature o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urbanization, industry-diversification, district economics and incubating initiatives are associated to the creation of innovative start-ups in Italy.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s based on a sample of 6018 innovative start-ups distributed across 104 Italian NUTS 3 regions. Our findings show that incubating initiative and industrial districts play a major role for new venture creation and provide support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urbanization economies and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over diversification. Finally, we discus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ground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provided by our study.

     

City size and urban labor productivity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spatial city-level panel data analysis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has generally found that most Chinese cities were undersized in the 1990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hina has evolved since the country began to experience much faster urbanization and deep marketization after 2000. Based on panel data of 281 cities between 2000 and 2013, our spatial panel data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cale impact of city size on urban productivity appears to have an inverted U shape, and its effect will grow when the cities’ industrial structure becomes more dominated by the service sector. There are also significant spatial interactions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mong Chinese cities. Furthermore, we compute the optimal size for each city and find that most Chinese cities are still undersized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our findings, we argu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on promoting sufficient growth of medium sized cities in its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