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何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和A股314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当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增加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新企业、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影响更大;这一影响结果在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更为显著。这为发挥数字经济的微观激励效应进而促进宏观经济“提质增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排污费改税对企业环保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2015—2019年需要缴纳排污费的污染企业为样本,结合全国排污费改税背景下各地区环保税税额标准设定差异的情况,采用广义DID方法实证研究了排污费改税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费改税力度越大地区的企业环保投入也越高,排污费改税对企业的环保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经过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其作用机制发现,排污费改税主要通过提高排污费率与增强征管执法两个机制发挥作用;排污费改税政策效应在行政干预力度强的地区、次高污染行业的效果更为明显.研究提供了排污费改税实施效果的微观经验证据,为决策制定者制定有效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提供了参考.     

多元化经营、连锁股东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减少非理性的多元化扩张行为是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多元化经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考察连锁股东所施加的调节效应及三者间关系的异质性结果。研究结果显示：多元化经营会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体现为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连锁股东能够发挥监督效应与信息效应，从而缓解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多元化经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在不同分位点上存在一定差异：随着全要素生产率分位点的提高，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越发显著，连锁股东的监督效应和信息效应也更为凸显。此外，当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以及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较高时，多元化经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无明显影响；反之，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及连锁股东的调节效应显著。本研究为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重新审视多元化经营折损理论提供了新的数据支撑，也为全面认识连锁股东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新兴产业的投资扩张、产品补贴与资源错配

研究目标：分析新兴产业资源错配程度以及投资扩张、产品补贴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方法：在H&K模型基础上,通过推导静态一般均衡求解模型测算2009～2014年中国光电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中国光电产业存在较为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导致光电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过低;“双反”加速了光电企业的优胜劣汰,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政府扶持与地区间竞争所引致的投资扩张是引发光电产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研究创新：构建单一产业下基于一般均衡求解的资源错配模型,并从资源错配视角衡量产业政策效应。研究价值：有利于短期扶持性政策更好地发挥生产率增长效应。     

智慧城市建设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基于“赋能”和信贷配给的视角

在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智慧城市为实体经济赋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为落脚点，运用多期DID方法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降低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量”上缓解样本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在“质”上提高企业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此外，智慧城市建设对规模较大企业、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基于此，中国应从加速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相关配套政策三个方面提升智慧城市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基于2003—2014年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测算了微观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通过设置企业要素密集度作为门限变量，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要素密集度是决定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率效应”作用机制的关键因素，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更易从参与全球价值链中获得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未显著改善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中国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而获取的开放红利更显著地体现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借助技术外溢和学习效应机制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观点。因此，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特别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化，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对于从企业微观层面落实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来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运用2014—2019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低资源禀赋城市、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以及智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抑制高资源禀赋、高数字经济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对非智慧城市的作用则不明显。因此，应基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深度挖掘数字经济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同时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培育壮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     

双重环境规制、政府监管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2012—2018年地级市层面环境规制、环境监管数据与企业层面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相结合,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角度探讨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政府监管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政府监管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环境管理能力后发现,双重环境规制以及政府环境监管的有效实施也需要企业积极提升环境管理能力.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扭曲缓解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针对要素市场扭曲背景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动能的不足,构建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利用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在缓解要素市场扭曲并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结果证实：要素市场扭曲背景下,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数字经济主要通过缓解金融、人才、技术三类要素市场扭曲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大企业样本中,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据此,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关注要素市场发展,促进各类要素充分流动、重组和重构;根据企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柔性化创建组织情景体系。     

最低工资与全要素生产率：机制讨论与经验证据

最低工资标准逐年上调导致企业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其对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争议。将2012—2019年全国405个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和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匹配,从要素替代和技术替代效应两个视角探讨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调会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最低工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挤出效应表现为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企业挤出效应更强,中部地区的挤出效应强于东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通过要素替代和技术替代来改变生产效率。研究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进入退出、竞争与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开放竞争作为一个效率增进过程

本文基于大规模的微观数据集,考察经济转轨与市场开放过程中大规模的进入退出、市场竞争与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市场开放激发了以非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大规模的进入退出和动态竞争过程;通过竞争的激励效应,进入退出促进了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通过跨企业的资源再配置效应,进入退出促进了总量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本文的结果亦表明,在政府干预较多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在位企业之间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仍然较低。继续推进开放竞争对于工业部门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碳市场对审计定价的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渐进推进的碳市场试点作为外生事件，使用多期三重差分模型探讨碳市场对高碳企业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碳市场的建立会对审计定价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从审计定价的视角支持了波特假说；政策动态效应表明在排除政策预期效应后，碳市场当期就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且呈强化趋势。机制检验发现碳市场通过信号效应渠道和绿色转型渠道影响审计定价，市场化水平和地区环保意识可以进一步加强碳市场对审计定价的溢出效应，还排除了审计意见购买假说。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碳市场覆盖的不同行业和不同的碳市场试点区域存在差异性和非对称性影响。     

贸易开放、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2—2016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贸易开放和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进而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FDI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且这种影响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贸易开放对东部沿海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FDI对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贸易开放与FDI的交互作用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说明贸易开放和FDI的良性作用机制已形成;科技投入、物质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均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存在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     

“省直管县”改革、资源配置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政府治理改革可能是影响地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利用劳动生产率来度量企业发展质量，考察“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省直管县”改革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检验发现，这一影响是通过改革的资源配置效应实现的。改革能够提高以全要素生产率离散度和综合税率离散度衡量的资源错配指数，从而抑制县域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制造业集聚对改进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提高碳全要素生产率是有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重要抓手，是城市低碳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3—2019年中国城市数据，研究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显著抑制了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异质性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的抑制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变得不再显著。宏观机制研究表明，制造业集聚抑制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对碳技术效率和碳技术进步的抑制，在匹配城市土地出让数据的基础上，制造业集聚扩大了土地供给面积、提高了土地成交价格，导致集聚拥挤效应凸显，阻碍知识溢出，不利于提高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微观机制分析表明，在匹配企业微观数据后，制造业集聚显著抑制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数量的增加，损害了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微观基础。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能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吗？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体系建设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深度融合,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举措。运用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2014—2020年的经验证据,探讨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发现环保信用较好企业的投资不足得到明显缓解,环保信用较差企业的投资过度得到抑制但不显著,说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仅表现在企业投资不足方面。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环保信用较好主要通过发挥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缓解了企业投资不足,治理效应表现在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资源效应表现在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内外环境分析发现,当信息环境、治理环境较差时,环保信用较好更能缓解企业投资不足。研究结论揭示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有效性,为“十四五”期间持续优化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决策参考。     

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

研究目标：检验国家扶贫开发政策除了按其政策本意推动“三农”发展外，能否“一石二鸟”地对贫困地区的工业部门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研究方法：本文以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依据国家调整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准自然试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验证，考察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其溢出影响。研究发现：（1）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贫困地区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2）国家扶贫开发政策能够通过提高劳动能力、增强规模经济效应以及促进创新三条路径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小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以上三条路径中更受青睐；（3）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推行能吸引全社会资本集聚，退出却会引发民间资本撤资行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呈现倒退迹象，其中年轻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表现尤甚。研究创新：将聚焦“三农”的国家扶贫开发政策与工业部门相结合，并着重探讨贫困地区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政策影响情况。研究价值：为深刻理解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的脱贫效用提供新思路。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经济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视角的检验

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以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ESG水平,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此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内部控制效应及外部监督效应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地区制度环境、行业属性及产权性质的异质性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制度环境水平较低地区、重污染行业及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为进一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证据。     

信息技术扩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信息技术的扩散和应用能够便利地区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与沟通，突破资源配置的地域隔阂和刚性约束，增强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服务型制造业发展，进而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分析信息技术扩散推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构建测度信息技术融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衡量指标，利用DEA方法测度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并采用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对信息技术扩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扩散能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信息技术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融入程度越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就越高，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加快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网络互联互通，普及计算机知识，提升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程度，能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进而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企业异质性、人力资本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人力资本结构是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因素,为了实证检验企业异质性条件下人力资本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制约与促进,文章以我国1995—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人力资本模型的构建,将人力资本分为四个类别,考查企业异质性、人力资本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出口类型企业中,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更高;四个维度的人力资本中,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促进效应的是知识人力资本、技能人力资本、基础人力资本的积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明显制约效应的是制度人力资本积累。最后依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