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存贷双高”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存贷双高”的作用及其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其“存贷双高”,且对不同类型“存贷双高”的抑制作用有明显差别，即表现为抑制异常型“存贷双高”;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弱化代理问题、强化内部ESG治理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弱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等途径作用于企业“存贷双高”;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抑制企业“存贷双高”。鉴于此，应大力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当前较为普遍的“存贷双高”现象，降低企业运行中的财务风险。     

企业财务数字化转型特征及其发展策略

<正>随着我国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必然发展趋势。当前市场竞争环境激烈，诸多企业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崛起，企业若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就要重视数字技术的运用，将企业朝着智能化、数据化方向转型和发展。对于规模完善的中小型企业来说，财务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当前诸多企业转型发展的大方向，是企业发展重大的突破口和关键点。财务数字化转型，要牢牢地把握当前企业财务转型的大方向，推动财务数字化转型，通过运用财务大数据，实现财务管理模式的创新性发展，让价值创造的目标得以实现，从而更好地帮助企业朝着向“更大、更强”的方向发展。     

钢铁制造企业B集团司库数字化转型实践

在数字技术变革与企业发展需求等因素驱动下，司库管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升级已成为其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以钢铁制造企业B集团为例，介绍分析了其司库体系数字化转型实践做法：设计规划阶段明确司库管理主要环节、梳理司库管理具体场景、构建司库管理数据指标体系，实施阶段通过打造信息技术（IT）能力和数据技术（DT）能力支撑指标体系落地，最终实现了司库管理工具、业务、场景的全面数字化。     

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价值创造的模式探究——以益丰大药房为例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协同”与“开放赋能”的医药零售新模式已开启，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医药零售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以益丰大药房在2016-2021年的连续数字化转型实践为例，探索零售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价值创造。研究发现：该企业以客户需求为导向，通过集成供应链、收集数据、构建数据分析能力、提升物流系统运行效率，最终利用能力实现产品价值创造到数字价值创造的跃迁。本文通过对益丰大药房的数字化赋能场景进行深入剖析，为传统药品零售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经验参考。     

数字化转型速度如何影响企业债务融资——基于“降成本”与“去杠杆”视角的研究

将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速度与宏观政策层面的“降成本”和“去杠杆”任务相结合,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速度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速度能够有效抑制代理风险、信息风险及声誉风险,从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有助于实现“降成本”的目标。对于非成熟期、供应链集成与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速度的“降成本”作用更明显。基于数字化转型速度优化的研究发现,一方面,相较于数字化转型匀速与减速,数字化转型加速显著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数字化转型减速提升债务融资成本的原因在于数字化转型的边际递减效应而非管理层自利行为;另一方面,反映外部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宽带中国”政策与内部数字化转型速度在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方面具有“互补”效应。基于“去杠杆”视角的债务结构优化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速度能够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风险结构及资本结构,从而实现“去杠杆”目标,其中数字化转型加速的“去杠杆”作用尤为突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发展，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基于风险决策视角，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缓解代理冲突和融资约束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管理层薪酬激励水平较低、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且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效应。该研究结论丰富了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和企业风险承受水平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加强企业风险管理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国有示范企业治理效率

随着物联网以及大数据等技术的更迭升级与广泛应用,通过数字化提升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变得愈发重要。选取2003—2022年入选“双一流”示范企业名单61家A股上市国有示范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程度对国有示范企业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国有示范企业治理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由过渡阶段上升到适度阶段,其对国有示范企业的影响由抑制效应转为促进效应;Utest检验结果表明,现阶段绝大多数国有示范企业处于“阵痛区间”,表现为对治理效率的负向影响;数字转型程度“U”型影响资本密集型行业和东部地区的国有示范企业的治理效率,负向影响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中西部地区的国有示范企业的治理效率。因此,管理者要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两面性;企业应遵循与自身发展相契合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政府应科学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持续夯实数字化转型的基础环境。     

数字基建、产业链竞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赋能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方式，但在转型过程中面临“产业链受制于人”导致的数字化转型激励不足问题。政府能否通过“数字新基建”的力量帮助企业塑造产业链竞争优势地位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尚未得到回答。本文基于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产业链视角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能够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交易成本较高、处于经济欠发达区域和属于高技术密集型的企业效果更显著；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扩大供需、增强纵向与横向市场竞争等机制提升了产业链竞争力，从而驱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促进内部融资、提升外部关注和提质增效的经济效应。本文为建设数字中国背景下政府如何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证据。     

国有企业财务人员应对数字化转型的策略

<正>2020年8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就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作出了全面部署，要求国有企业带头做好“管理模式的数字化转型”。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财务管理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推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战略：效应与机制

在不确定性常态化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理论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兼具“降本增效”的功能，能够有效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本文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是否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提高1个标准差，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平均提高16.32%。机制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通过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进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倒逼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化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导致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的负向冲击，且效果优于金融化和现金持有等财务策略。此外，对于成本、风险转嫁能力较低的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意愿更强。相较于行业间，数字化转型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加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本文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为企业以降成本和去风险为目的采取数字化战略的理论推断提供了经验证据。     

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房地产市场的证据

数字化转型为房地产企业实现降本提效、适应存量运营模式提供了重要契机，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导致企业陷入了“不会转、没钱转、不敢转”的困境。本文利用2009—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并呈现差异性特征；机制检验显示可以通过减少投资机会、提高交易成本和增强投资同伴效应来抑制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据此，本文建议政府应积极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的有效预期，房地产企业应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以适应未来存量运营模式的挑战，数字化服务商应提供兼顾行业共性需求和企业个性需求的数字化服务，共同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的影响机理与对策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技术渗透到企业成长的各个环节，越来越多的企业试图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自身的价值创造能力。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企业价值创造的方式，为利益相关者实现价值共创提供了新途径。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价值共创理论，探讨数字化转型赋能各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的过程，构建“资源—连接—互动—绩效与反馈”的数字化转型下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数字化转型下多元主体参与的价值共创模型，进而揭开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的“黑箱”。由此，提出强化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的对策，为实现数字化情境下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共生与共赢提供理论基础与经验借鉴。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吗？——来自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EBM-GML模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并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提升效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稳健且显著地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管理效率在其中均起到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两高”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东部及南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重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价值，促进数字化加速融入能源管理体系；发挥数字化转型优势，赋能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导和监督，推进数字化健康发展。     

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案例解析——以WD装饰企业为例

在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将传统技术与数字化技术融合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面对新发展形势，建筑装饰企业必须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实施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低碳高质量发展。为此，本文从装饰企业发展现状和数字化转型内涵出发，分析了数字化时代装饰企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以WD装饰企业为例，对传统装饰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进行了解析，以期为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     

企业文化助力央企数字化转型实践浅析

<正>随着信息科技时代的发展，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推动力量。数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重塑着企业管理模式、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企业文化是企业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笔者认为，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独特魅力，对加快推进中央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央企数字化转型是时代需要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强调了建设数字中国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格局，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到2035年，数字化发展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数字化转型是否降低企业研发操纵?

如何将数字化赋能于企业研发创新行为中，实现“数字化+创新”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下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的关键。本文以企业“创新投入高而TFP较低”的现象为切入点，以企业对研发投入的操纵行为为落脚点，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研发操纵的影响、传导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进行研发操纵的概率，并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仍然成立。在不同的数字化转型方式与企业科技禀赋下，上述结论具有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供应链合作的开放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与缓解降低信息不对称等方式，降低企业研发操纵的概率。对于经济后果，企业数字化转型既能直接影响创新绩效与生产效率，同时也能通过降低研发操纵的策略性行为而间接改善由此所产生的创新绩效和生产效率下降问题。本文不仅为经济体系所存在的“创新投入较高而TFP较低”的现象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与解决路径，还为改善企业操纵研发投入的制度迎合行为以及促进产业政策有效实施，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微观依据。以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研发操纵行为，优化企业创新布局与生产绩效，对于实现数字化驱动下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数智财务新角色与新场景

<正>近年来，随着短视频的霸屏，传统广播电视媒体受到了强烈冲击，“小屏”与“大屏”的竞争愈演愈烈，传统媒体向数字化与智能化持续纵深发展已成必然趋势。传统媒体如何向新媒体转型？作为数智化转型战略的“先行军”，财务管理如何融入企业战略发展？数字化时代财务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企业转型过程中又起到怎样的作用？3月16日，在用友公司主办的“智能会计价值财务”2023企业数智化财务创新峰会上，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财务部主任胡源广。     

数字化转型,可以从这“五环框架”展开

2020年12月20日,腾讯公司高级管理顾问杨国安发表了题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洞察》演讲,提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五环框架”和“三大洞察”,并提供了一个数字化转型蓝图.     

新时代背景下，会计将何去何从？

从原始记录到数字化时代，会计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新时代下，各行各业都在经历变革转型，会计也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加速全球数字化进程。当下，会计人员数量增多，但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急需得到解决；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对于数字化转型有着不同的理解与看法。会计将何去何从？企业与个人大力发展创新，顺应时代潮流。     

数智化时代的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人才培养——基于“互联网+课堂”背景

面对数字化发展的重大变革和必然趋势，传统以核算为主的财务工作首当其冲受到巨大冲击，传统教育模式培养的以核算为主的会计人才已然不能满足企业需求及适应时代的发展，高校需要积极探索新一轮产业革命下财会专业课程体系及教学模式与人才培养思路的变革，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从而找到适合院校特色的财会专业转型新路径。文章基于“互联网+课堂”背景，从六大方面提出改革高职专业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措施,贯彻职业教育学科动态创新要求,促进学科升级与数字化转型,推动新型职业技能人才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