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基于中日上市公司的比较

运用中国和日本上市公司2012~2017年的季度数据,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日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日本企业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明显强于中国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日本企业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越强,这一现象在中国企业中并不显著;中国企业的融资能力并不会增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但是在日本企业中这一情况正好相反.比较研究旨在为提升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竞争力提供参考.     

经济刺激计划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以标志性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为基础,基于计划的具体投向对企业行为的不同作用机制,把该计划对企业的影响分为供给型影响(间接影响)和需求型影响(直接影响),分别研究在不同作用机制下企业投资行为在投资方向和投资效率上的不同表现.研究发现:对于受需求型政策影响的企业,该计划显著提升了其固定资产而非无形资产的投资水平,且此影响仅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显著;对于受供给型政策影响的企业,该计划显著提升了其无形资产而非固定资产的投资水平,且此影响显著体现在民营企业中;该计划还加剧了受需求型政策影响的企业过度投资的程度,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定向降准对企业投资与消费的普惠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7年1季度至2019年1季度上市小微企业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倍差法相结合,本文仔细研究了有针对性地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对小微企业营业收入和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定向降准能提升小微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刺激新增投资,体现了明显的消费刺激和投资刺激效应.②分行业看定向降准对西部地区的小微企业和低投资机会的小微企业的投资拉动效果更大,对东部地区和高投资机会的小微企业消费刺激作用更大.③在宏观审慎背景下定向降准政策对小微企业投资拉动和刺激消费的作用显著增强,对投资拉动效应提升了96％,对营业收入的影响提升了1.24倍,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对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针对性"普惠"效应.     

“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PSM-DID的实证研究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会通过人口结构的改变,对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结构产生影响。基于经典的消费需求理论,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双重差分法（DID）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后,家庭消费倾向及其消费结构是否发生显著改变。研究发现：一方面,“全面二孩”政策并未显著提升或抑制家庭消费倾向。另一方面,政策的调整促进了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尤其对城镇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其中生存型消费占比下降,发展型消费占比上升。     

社会网络与京津冀家庭消费——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社会网络对京津冀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礼金往来越多即社会网络资源越广的家庭，其家庭总消费越多。进一步从消费结构分析，一方面，社会网络对家庭不同类型的消费均有正向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耐用品使用周期长，社会网络对家庭耐用品消费有正向影响却不显著，但会显著增加家庭的非耐用品消费。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社会网络对家庭消费的正向影响，这为政府从微观家庭层面制定扩大内需政策提供了依据。     

中国农村金融集聚对农民消费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

研究目标:从空间维度考察农村金融集聚对农民消费的影响。研究方法:利用2009～2018年30个省份和四大区域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估计金融集聚的空间效应,即特定地区农民消费如何关联于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金融集聚。研究发现:在全国省级层面上,农民消费不仅受本省农村金融集聚的显著影响,同时还受到邻近省份空间溢出的显著影响。分区域检验显示,一方面,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农民消费受到域内金融集聚的影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则不显著。这一区域差异与农民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具有一致性,但农民收入影响更大。另一方面,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农民消费受邻近区域金融集聚溢出效应的影响显著,但东部地区则不显著。研究表明,一是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消费具有重要影响,二是农民收入过低会弱化金融发展对消费促进效应,增加农民收入是提升消费的根本;三是加强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金融合作有利于实现共赢。研究创新:将空间效应引入农村金融集聚对农民消费影响的研究,探究了该影响的空间特征及关联性。研究价值:对农村金融集聚的消费促进效应做出了更全面的评价,为发挥农村金融促进农民消费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抓手。     

抑制“三公消费”政策对优化企业竞争环境的实证研究——基于政治关联价值的视角

以限制"三公消费"政策出台这一事件作为自然实验,通过搜集政策出台前后11个季度的沪市901个A股民营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这些政策出台对企业政治关联价值的影响,对评价企业的竞争环境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分析研究发现,限制"三公消费"政策出台后,给受影响行业的政治关联价值带来了负向冲击,利用政治关联获得业绩增长的作用减弱。抑制"三公消费"的相关政策,有效地截断了民营企业依靠政治关联谋求业绩增长的渠道,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优良的竞争环境。     

中国资产价格波动对消费影响效应的分析

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参与各类资产交易的经济主体和货币资金量越来越多,资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日益扩大,因此,资产价格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日益显著.从现有经济学理论来看,资产价格会通过多种传导机制影响实体经济,其中主要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在中国,随着居民持有资产规模的扩大,资产价格波动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关联性在逐步增强.本文在对相关理论研究综述的基础上,以中国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为例,运用财富效应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资产价格对消费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和理论分析,并提出促进资产价格财富正效应和控制资产价格泡沫风险的政策建议.     

国际航线对跨境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跨境消费市场迅速发展，国际航空网络是影响跨境消费的重要因素。利用中国2011—2016年280个地级以上城市与6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通航及跨境消费数据研究表明：开通国际直飞航线能够显著提高跨境消费金额，且通航城市与直飞航线数量越多，居民跨境消费金额越高；从地理位置来看，直飞航线对中部和西部地区跨境消费的影响较为突出，且对西部地区跨境消费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西亚和南亚国家，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集中在东亚国家；从城市分级来看，国际航线对中国三、四线城市居民跨境消费的刺激效应最为突出，对五线城市居民的跨境消费尚无显著影响。最后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认为中国应继续提高国际航空运输水平，因地制宜地发展各城市的空中交通网络与跨境消费市场。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作为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的先行示范区,是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聚集地。借助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检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识别知识产权保护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机制检验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增加知识产权制度供给,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强度,最终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对高科技行业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传统行业企业,对西部地区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资本成本敏感性、代理成本与增值税转型的研究

以东北地区实行增值税转型政策为制度背景，基于我国2001年－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转型政策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和代理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该政策对不同性质类型企业的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都有所提高，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提高更显著；市场化改革也促进了该政策对资本成本敏感性的提高的影响；增值税转型政策也使企业的代理成本显著下降，并使税务机关发挥了良好的外部治理作用。     

城镇居民家庭房产的资产效应及其异质性——基于3122个城镇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最新公布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法考察了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分析了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作用机制及可能存在的异质性。结果显示:住房资产的消费弹性为0.007,消费的低分位弹性大于高分位弹性;房产对家庭设备支出、居住支出、交通支出和保险支出有显著的影响;当家庭拥有三套房产时,房产的资产效应达到最大值。因此,政府在制定刺激消费的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房产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     

改变观念=改变未来

随着消费的成熟化,中国市场已步入“微利时代”.中国企业赢利能力普遍较弱,就连今年进入世界500强的8家中国企业赢利状况也不容乐观.显然,我们的企业需要正视这一现实,必须尽快在获利观念上进行调整.     

减税能否弱化实体企业金融化?

经济下行压力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致使陷于低迷期的实体企业发展遭遇瓶颈,脱实向虚成为众多实体企业路径选择中的占优选项.本文立足税收负担维度下的企业金融化问题,利用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这一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减税对企业金融化的引致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减税总体上对企业金融化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这种抑制作用主要源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有利于激发企业专注创新研发、助力实体税负调减,从而使实体企业形成专注实业经营的内生激励;进一步研究显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政策效应在高杠杆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从企业成本负担端着眼,以期为把握企业金融化的内生机理、弱化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倾向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制度变迁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1978-2003年农村收入及消费的年度数据,分析了经济体剥转变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受经济制度变迁影响,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和收入在这一时期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呈降低趋势;农村居民的滇费行为对同期收入的敏感度较强,短期政策对农民滇费支出的影响较大,从而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支持是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有效途径;同时,我国农村居民受收入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存在的理性预期消费行为也进一步显著。     

中国节能减排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数据

首先,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中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其次,从微观的角度,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8个行业24家上市公司2003²011年的绩效值进行评价,并研究了中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对不同行业内企业绩效的影响有所不同,节能减排政策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生产过程或其产品与能源的关联性。最后,提出不同行业内企业应采取差异化政策等建议。     

中国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基于1979～2008年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引入效用函数,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采用1979～2008年省域面板数据和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提取真实消费支出,对中国居民的当期消费是否受习惯形成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前期消费的习惯形成对中国居民的当期消费产生了显著的影响;(2)习惯形成对中国不同地区居民的当期消费行为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其降低了东部地区居民的当期消费,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居民的当期消费.     

金融危机下的消费者需求与动机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企业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利用消费心理学对消费者需求与动机的研究成果,企业可以及时抓住消费需求的变化,适当调整营销政策,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巧妙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成功实现销售目标.     

对政策激励、企业创新与消费增长关系的探讨

提高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需求决定论强调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消费,消费需求的扩张会使实际产出增长,熨平经济的波动。而长期增长论则强调通过市场的内在作用创造消费,扩张消费又可以通过规模效应、经验效应和价格稳定效应激励创新,实现潜在产出的增长。当前,"政策激励"与"企业创新"两个方面的结合,对"保增长、调结构"目标的实现都具有现实意义。在强调政府政策激励作用的同时,也应关注企业创新对于消费增长的根本意义,努力实现企业创新和需求的良性互动。     

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基于二氧化碳减排成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通过构建二氧化碳减排成本计算模型,定量分析了总能源消费和四种主要能源消费(煤炭、石油、电力、天然气)对宏观经济变量(产出、投资、就业)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基于各种主要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减排成本之间存在的差异性,施行燃料转换政策对于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减排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