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理性精神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必然会培育起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理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历史形式，更需要市场理性、市场伦理维护其正常运行。因此，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是否具有科学与理性精神，能否使科学与理性精神成为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文化，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和有序地发展。理性精神，就其实质内容来讲，它不外乎是人的一般理性的具体表现。此处特指支撑和维护市场经济运作的一种精神文化和价值体系。概括说来，它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核心…     

陈豹隐政治学术思想的现代解读

陈豹隐先生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在陈豹隐政治学术思想中,能看到源于西方的现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基本解释,能看到发端于西方的政治学科的基本状况;尤为重要的是能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但是,陈豹隐政治学术思想也具有历史条件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启示我们应更科学地认识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应更科学地认识政治活动的斗争性,应更科学地认识人类政治现象的历史性.陈豹隐关于政治态度的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就是要高度重视政治启蒙,要科学培养政治理性,要积极投入政治热情.     

“中国文化重心南移”说之我观——访何博传副教授

何博传,现执教于中山大学科学哲学室,中国未来研究会学术组与预测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未来学首批研究者之一,《营运学》学科概念的提出者,已在国内外发表文章60余篇、合作专著3本,代表作有《山坳上的中国》。人们终于意识到,文化重心的移动是种自然现象。中国文化重心之南移并非始于今日,近代以前,中国的历史就是从西到东,从北到南的历史,故有文化上的南北文化观与东西文化观。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特别是沿海开放战略的实施,文化重心之南移更令世人瞩目。有人以“一江春水向东     

从实用价值到理性思维方式——兼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

作为科学活动出发点的理性思维方式,是在我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被提出的,由于社会条件的局限,它始终未能真正深入公众意识,这是造成目前我国伪科学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如何对公众进行一次新的科学精神的启蒙,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谦逊与友爱的精神——读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西方的对话》

文艺复兴后,欧洲人渐渐掌握了近代的科学和技术,拥有了空前的对自然的控制力量,并籍此开展了殖民与扩张,他们把自己的力量推广到美洲、非洲、亚洲……,他们把自己的文化带到世界各地.掌握了近代的科学和技术使西方人充满自豪;对其他民族的征服使他们更有理由相信欧洲文化与其他一切文化不同,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富于创造力与生命力,较其他文化优越.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曾谈到欧洲人这样的文化优越感,他说,一个在近代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研究任何有关世界历史问题时都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西方文明,并且只有西方文明才具有普遍价值.他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实例,比如在印度,医学在经验技术方面相当发达,但却没有生物化学为基础的解释;在中国,史学繁荣,却不曾有过修昔底德的方法;远东国家大规模编纂的法典,或是其它国家的法律文献,都不具有系统严密的思想形式,远不如罗马法及受其影响的西方法律那样缜密有序、富于理性;在艺术方面,西方人发展出了完整的记谱系统与系统的表现手段使演奏现代音乐作品成为可能;在建筑方面,合乎理性的使用了哥特式拱顶作为分散压力和覆盖所有结构空间的手段;教育方面,中国也曾有过高等教育机构,但是,一种理性的、系统的、专门化的科学职业,以     

从实用价值到理性思维方式--兼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

作为科学活动出发点的理性思维方式，是在我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被提出的，由于社会条件的局限。它始终未能真正深入公众意识，这是造成目前我国伪科学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如何对公众进行一次新的科学精神的启蒙．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启蒙的反思和儒学的复兴——二十世纪中国反传统运动的再认识

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与其说是"全盘西化",还不如说是"全盘日本化的西化"。中国虽曾有"全盘西化"的愿望,但事实上却没有被真正地"西化"过,传统还在,儒家文化也依然存在,当代的文化转型中儒学的复兴才因此具有真实的基础而成其为问题。儒学的复兴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把启蒙思潮转化成儒学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启蒙的未来则在于通过儒学的复兴而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转型。化解启蒙—儒家的二元论或许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最大的文化工程。     

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的新阶段与新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主张发展经济科技文化事业需要对外开放,并科学预见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在这方面更大地迈进。列宁、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理论,并进行了初步的尝试。但鉴于当时历史条件和一些“左”的政策的影响,他们都没有能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对外开放系统理论。只有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对外开放理论,并把这个理论升华到更高的新境界,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是对世界和中国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科学体系,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的新的里程碑,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的新阶段与新贡献。     

中西文化的成因与起源透视

如何科学地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即正确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的文化遗产，是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一个大课题。从“损益古今，权衡中外”的态度，地理环境、古代文明、宗法制度、审美精神等方面对中西文化的成因与起源进行综合比较，将微观与宏观相统一，纵向和横向相结合，历史和未来相连接，使读者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中西文化间的差异，更深刻地了解中西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此消彼长、此起彼落的复杂原因，以达到扬己之长补己之短的目的。     

’95文坛感言(三则)

一、“新启蒙”与启蒙精神九十年代中国文化学界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对五四及八十年代启蒙话语的反思与批判(八十年代的启蒙话语在政治选择与文化精神上是都是五四的继承与延续).这种反思主要是指向启蒙话语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激进反传统主义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它的出现与当今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紧密相关.这方面的论述已多,这里不想重复.我这里想说的是,我们要对启蒙话语与启蒙精神加以区别.我理解的启蒙精神是与启蒙话语相对而言的,无以名之,姑称其为“新启蒙”.它的根本特点是指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启蒙话语的持续反思能力与反思过程.也就是说,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不能认为自已掌握了终极的、绝对的真理(他的使命只是把它传达给大众).这种以绝对真理的代言人自居的旧启蒙观念,会导致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丧失了对启蒙话语本身及启蒙者自己进行反思的能力及可能;二是会走向一元、排他与专断,只承认自已的真理而不承认别人的真理,从而也就取消了对话的可能性,使启蒙蜕变为传教.我认为,对五四与八十年代的启蒙也应当作这样的区分.五四与八十年代的启蒙也可分为启蒙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