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与政府的作用

本文分析了经济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共通的逻辑缺陷和公共物品的性质,认为政府是源于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提供公共物品的制度安排,由于公共性是一个连续区间及公共品的扩张性,政府活动的合法范围是难以明晰的且会不断扩张,我国应通过政府改革,完善公共物品的提供方式和机制,合理扩张政府的活动范围。     

走向春天的脚步

自从有了市场经济,关于“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的讨论就没有停歇过。现代经济学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主要骨架,从亚当．斯密的“廉价政府”到凯恩思的“政府干预主义”,都承认市场是一只无形之手．政府是一只有形之手。它们互相博弈,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始终。在欧洲工业革命肇始,亚当·斯密提出经济自由主义,把政府角色比如为“守夜人”,反对政府指手画脚干涉市场活动,主张市场的事情市场来解决。这一理论为当时推翻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基础,构筑了最初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框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经济大萧条席卷整个世界,“市场失灵”,美国成为这次经济危机的发源地和最大受害者。危机也宣示了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的破产,取而代之的是凯恩思的“政府干预主义”盛行。凯恩思主张加强政府之手的干预力度,防止经济危机的爆发。“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如同一片树叶的两面,共同支撑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架构。不幸的是,实践证明,它们都不能规避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     

浅谈公共物品及其相关理解点

公共物品是财政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公共物品根据其是否同时具备一定的标准分为纯公共物品与准公共物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物品其提供方式有政府提供、市场提供与混合提供,文章结合一定实例对公共物品及其相关理解点作一简单阐述。     

谈我国公共投资政策的有效边界

我国的公共投资经历了一个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变化过程 ,所以不同时期公共投资政策呈现不同的特征 ,总的来说目前政府公共投资政策实施范围尚未明晰。我国应通过政府改革 ,完善公共物品的提供方式和机制 ,确定政府的合理活动范围     

市场逻辑与政府干预的维度

本文以市场逻辑为契入点,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具有校正各自缺陷的功能”假说的批判,探讨政府干预的性质和界限,指出政府干预只限于在“公共领域”提供公共物品,超越这一界限就必然对市场逻辑构成威胁,从而使市场机制无效。     

财政性教育支出理论探讨

一、财政支出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基本原理认为,在公共物品、外部性、收入分配不公情况下会出现“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它性。由于非竞争性,市场提供的公共物品低于最优水平;由于非排他性导致的“搭便车”心理,市场条件下公共物品可能无法提供。即使公共物品具有排他性,其非竞争性也意味着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0,若把不付费者排除在外,则是一种无效率的表现。因此,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需要政府采用税收筹资,免费供给。在正外部性时,社会边际收益大于私人边际收益,如果由市场决定该行为的提供量,则决策者依据的…     

科斯“灯塔理论”给我国公共物品的启示

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公共物品的收费困难,多年来,公共物品应该由政府提供还是企业提供一直是一个热议问题。本文从科斯的灯塔理论及科斯所提及的英国灯塔制度出发,结合中国公有物品的现状,探讨结合市场、政府双方两者的力量,并加入监督机制的提供公共物品的新思路。     

隐形的翅膀:美国科技创新中的政府作为

市场失灵理论和科技创新的新发展趋势、国家竞争战略的实践,都为科技创新中政府作为的普遍存在提供了较好的注释,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占主导的美国也不例外。从投入、产出和政企合作三方面对科技创新中美国政府作为的考察表明:美国对科技创新的政府干预一直存在,并有新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融合的趋势;由于政治策略和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的需要,美国政府干预具有长期隐形的特点。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治理:一个文献综述

通过对国内外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治理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外侧重于从环境联邦主义的角度讨论环境公共物品应该由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提供?以及在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围绕环境公共物品提供而展开的竞争究竟是"趋好的竞争"抑或"趋劣的竞争"?而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分权和环境污染、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公共物品提供等实证研究方面。     

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与合作生产:理论的扩展

公共物品理论的现代扩展表明 ,并不是所有的公共物品都是需要通过政府干预来提供的 :公共物品的提供并非都是“囚犯两难”的问题 ;利他主义和动态博弈的存在意味着公共物品合作提供的可能性 ;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相联系的激励机制同样可以在自发情况下解决一部分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公共物品理论的这些发展对我国公共物品提供机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