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权、人口迁徙与大国发展之路——基于人均产出增长地区差异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分权式改革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发展道路,总结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成功经验在于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但是经济分权并不能有效缩小城乡、地区与贫富差距,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口不能自由迁徙,对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不能实现"用脚投票"效应,从而影响了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与激励作用。文章指出只有在人口自由迁徙的条件下,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才能有效激励地方政府,特别是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在认清分权式改革与人口迁徙关系的基础上,正确设计下一步的改革方略,有利于中国真正走出一条大国发展之路。     

中国式分权下的偏向性投资

本文基于政府官员"经济政治人"假设,论证了中国式分权下市场参与者的投资行为逻辑,为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解释。在垂直集中的官员治理模式下,中央政府因信息所限,难以有效约束地方官员"重生产,轻创新"的自利性投资偏好。在经济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掌控着可观的经济资源,形成政府主导型经济。结果是,地方官员的自利性投资偏好能够借助政府"有形之手",作用于各类市场参与者的投资行为,从而整个社会投资呈现"重生产,轻创新"的偏向。本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理论假说,结果表明,在中国式分权下,地方财政分权度越高,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创新性支出占生产性支出的比重越低。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环境质量文献综述

中国财政分权式改革为地方政府竞争提供了经济激励,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研究区域环境质量是一个前沿问题。文献归纳了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的理论机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对中国的区域环境问题及治理,需要结合财政分权,深入分析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机理及其背后的制度因素。     

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一定要走向分权吗——以福建省为例

省以下财政分权被认为能够解决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造成的基层财政困难问题。福建省自2002年进行了省以下财政分权改革,这为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先期经验。通过分析改革后福建省各级财政发展的基本状况,得出省以下财政分权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也难以解决我国的基层财政困难和地区差异问题。省以下财政体制在当前条件下走向财政分权并不成熟,未来改革方向应以适当提高省级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为主,以分收入代替分权模式。     

财政分权是否影响金融分权——基于省际分权数据空间效应的比较分析

分税制改革激化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继而影响金融分权结构,导致地方金融体系膨胀,是区域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的隐患之一。本文通过建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差异性目标函数,求解各级政府的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分析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内在逻辑,在空间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78—2012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政策目标不同,其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存在差异,财政与金融成为地方经济增长框架下可以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财政分权制度必然影响金融分权制度;财政分权制度构成了各省财政差异的基础,导致省际财政变量存在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的显性集权隐性分权和财政分权导致各地竞争金融资源,省际金融变量也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显性集权隐形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不匹配引发多种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因此,明确金融分权边界、落实地方政府风险责任是预防和控制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的关键。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异化和地区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改革是否促进经济增长是中国分权改革面临的一个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财政分权从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应修正第一代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假设.因此,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深化财政分权改革的同时,控制地方政府规模,优化地方政府支出结构,降低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经济成本,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     

分权、区域竞争与倒U形分权效应曲线研究

财政分权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吗?分权能够一视同仁地促进不同地区相同程度的经济增长吗?文章通过构建区域间追赶模型指出:(1)财政分权在带来区域竞争激励并促进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从而使得分权的增长效应呈现"倒U形"曲线状.曲线背后的逻辑在于"政治锦标赛"下的竞争压力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并不一样,不同压力来源可能诱发出地方政府的不同努力水平.(2)利用全国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造四类财政分权指标,证实了分权促进区域内经济增长且依据收入水平的变化呈现倒U形曲线的基本推论.     

公共品多元供给视角下的财政分权: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科学界定财政分权取决于横向(即政府、市场与非营利组织公共品供给职能分工)和纵向(即中央-地方关系架构下的责权配置)两个维度相关变量的交互影响。由于中国式财政分权导致政府供给公共品结构偏差,难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财政分权又是公共品有效供给的核心制度载体,优化财政分权可以增进社会福利水平,所以,财政分权改革意义重大。因此,应按照横向维度为先、纵向维度为次的财政分权逻辑思路,拓展和深化财政分权的外延与内涵,从而提出了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的总体构想与政策选择。     

财政分权:促进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的可置信承诺机制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改革。财政分权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导致地方政府间争夺经济资源的竞争。这种竞争提高了救助低效率国有企业的机会成本,可以作为一种承诺机制,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支持中国财政分权的一个模型分析

财政分权这一理论的兴起始于蒂波特(Tiebout,1956)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PE)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一文,它通过一系列假定证明彻底的分权和地区之间的竞争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钱颖一(1998)、^[1]温加斯特(1995)等人倡导分权改革,认为它能够创造一个来自基层的改革支持机制,并使得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可以形成经济上的制约,从而保证有效率改革的持续推进。分权改革能够促进地方之间的竞争,又能使中央政府利用指标竞争,对地方政府官员形成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从而对中国经济改革绩效产生了有益的影响(Maskin,Qian & Xu,2000)。     

Decentralization and local pollution activities: New quasi evidence from China

Traditional fiscal federalism theory holds that decentralization may improve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and services. However, the social welfare field with strong externalities may face different incentives and behavioural logics. This paper provides novel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ecentralization and local pollution. In this paper, we focussed on China's widely spread decentralization reform, which substantially expande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management autonomy of county governments. Using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and a panel dataset from 1998 to 2007, we found that the reform would compel affected counties to loos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dopt financial and fiscal policies that would actually support heavy-pollution industries' rapid economic growth. Overall, the reform led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local pollution, thus worsening the overall environmental quality. Moreover, cost-benefit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reforms generated net gains in social welfare, but the substantial environmental costs cannot be ignored.     

分权理论及其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应用

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资源产权利益分配关系既是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约束条件,更是研究的基本视角之一。分权型政府主导下的、有限制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在实践上表现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利分配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域竞争,这必然会对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变革方向产生重要影响。建立一个从分权到合作的M型分权模型,可以解释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进程中政府间分权关系的演进趋势。     

地区间竞争、财政自给率和公有制企业民营化

相关文献认为 ,分权化改革导致的地区间竞争加剧引发了各地区的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验证这一结论。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 ,地区间竞争加剧的确会推动相关地区国有经济民营化进程。但是由于 1 994年以来 ,地区间市场一体化水平基本没有提高 ,从而地区间竞争并没有明显加剧 ,因此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普遍展开的公有制企业改制进程主要不是由地区间竞争推动的。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公有制企业民营化的主要动因来自于财政方面 ,来自于 1 994年分税制改革给地方政府造成的财政压力和预算约束硬化 ,来自于非国有经济发展、非国有经济比重提高对改善地方财政状况的显著作用。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 ,非国有经济比重的提高明显有助于提高地方财政自给率。     

构建以财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体系研究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也开始了财政分权的改革历程,并期望以此来促进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解决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财政分权的核心支撑因素就是地方应拥有可自主支配的地方税,且财产税和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选择标准有很高的吻合度。另外,研究还发现:销售税和个人所得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在地方主体税种的构建中,综合国外成功经验并本着地方税收原则,建议把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整合为新的财产税,并以此作为我国地方税收入的主要来源。     

哈耶克诘难、权威转变与经济成长:中国分权式改革的逻辑

中国的分权式改革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中国的分权式改革从事实上回应了哈耶克诘难,即信息和知识的分散性使得计划体制不可能实现其理想状态。通过经济上放权让利和政治上的集权,调动社会各阶层的能动性,使得权威和信息相匹配,形成了有效的层级分工创新体制,从而实现经济成长。由于分工的深化和经济活动的扩展,经济分权体现出必然性。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分立的个体都凭借个体知识在分工体系中分享收益,因而实现了共享式的发展,从自由的角度看,个体的自由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如果要释放更多的经济增长潜力,进一步的改革是必需的。     

税收竞争、经济集聚与地区投资行为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广泛存在。本文通过一个纳入经济集聚因素的新古典投资决策计量模型,考察了税收激励对投资地域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目前在中东部地区经济集聚可为地方财政带来一定的集聚租金,这使地区间税收激励政策呈现为差异化竞争策略;投资的流动性、地区经济基础、投资的产权性质等均对地区的税收激励政策选择有重要影响。本文的研究意味着,实现区域均衡发展需要构建稳定的地区间财力分享制度、改善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基础。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过去大量的研究强调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下地方官员的财政激励对区域经济发展及其互动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 ,旨在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由于政治晋升博弈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官员的晋升直接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 ,即一人所得为另一人所失 ,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 ,而竞争空间非常巨大。该模型理解我国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视角和框架 ,它尤其有助于解释我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和地区间形形色色的产业“大战”和恶性竞争。     

Why China's approach to institutional change has begun to succeed

In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modern economic environment, a country's ability to implement institutional reforms is crucial to maintain economic growth and to promote the welfare of its citizens. Unfortunately, it can be difficult to persuade institutional stakeholders that the change is necessary, and as a result, efforts at institutional change often fail. To avoid situations in which change is sudden and disruptive, China has chosen a more cautious approach of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 leading to smooth reform, which Deng Xiaoping referred to as “crossing the river by stepping from stone to stone” — a metaphor that translates into doing a careful experiment before broad application of an approach for which you lack prior experience. This approach allows adaptation to local conditions during subsequent broader adoption of a new approach, and can thereby decrease the risks and costs of adopting a new strategy by first testing the change and then demonstrating the potential benefits to local residents and governments. This innovative approach has been a key componen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since 1978,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shows how adapting programs to local natur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can help to motivate change and susta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institu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