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公司企业家培育机制比较研究

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在于企业家的核心作用,企业家培育机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家培育机制与公司治理关系密切。本文主要选取美国与我国国有企业,从所有权结构、资本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激励与约束机制、文化背景、选拔产生、培训与考评机制以及外部环境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对企业家培育机制的构建提供借鉴与参考。     

内部治理机制与绩效相关性——基于传播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2—2011年传播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了股权结构、董事会机制、高管激励机制等单一内部治理机制以及整体内部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从外生视角,实证检验了中国传播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在中国传播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中,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负相关,高管激励机制与公司绩效正相关,无论在单一治理机制,还是在公司整体内部治理机制中,股权结构和高管激励机制对公司绩效的作用相同且显著。董事会机制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但是在公司整体内部治理机制中,董事会机制对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不显著。     

董事会监督与总经理激励对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中小板家族企业研究

公司治理中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是解决代理问题的基本途径和方式。大部分研究的重点都放在如何建立或改善激励机制,或者研究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然而公司治理中的治理机制并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而是相互作用,对公司的绩效产生影响。本文将董事会监督和总经理激励相结合构建模型,回归研究两者结合对企业绩效的综合影响,并进一步研究董事会监督与总经理激励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持股比例、董事会董事前三名薪酬与企业绩效并不显著,而董事会会议是显著的;总经理薪酬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总经理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不相关;董事会监督与总经理激励是同方向变化,共同对企业绩效作用。     

竞争、产权、公司治理三大理论的相对重要性及交互关系

对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绩效差异,文献一般从三个理论角度进行研究:竞争、产权与公司治理。但是我们认为其中的各种观点都只强调了某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本文采用世界银行对中国5大城市7个行业的700多家公司在1996—2001年运营情况的调查数据,分别从单因素效应、多因素效应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三个方面,对以上三个理论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当分别对各单个因素进行考察时,各因素都对样本公司绩效有积极影响。然而当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时,我们发现产权结构与公司治理作用相对重要,而竞争效应则不甚显著;(2)在产权与公司治理,以及产权与竞争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替代性;(3)非国有企业在某些治理机制方面比国有企业显示出特定的优势,但另一方面市场竞争对于国有企业绩效影响大于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研究表明,现有的理论观点都有其片面性,对企业绩效的全面的研究需要将三个理论体系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我们的研究将对中国正在推行的民营化浪潮,以及改善公司治理和完善市场竞争,都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浅析我国企业家成长的条件与环境

在我国，以公司形式存在的国有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层作为国有资产的最终代理人，还未成为职业企业家。本文从我国企业家形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入手，阐述了如何建立企业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以提高现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素质，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目标和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目标，从而使企业管理人员向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转变     

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控制权配置：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

企业的控制权配置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本文通过不完全契约理论对公司控制权的分析,论证了控制权机制影响着公司治理的效果和作用,合理的控制权配置对于完善公司治理具有积极作用。公司控制权机制问题成为我国后股权分置时代上市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之一。完善的控制权机制是提高我国公司治理效率的有效途径。     

信息的中介抑或遮掩：企业家精神与公司估值——基于分析师跟踪视角

以2010—201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家精神对企业估值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能够有效提升企业估值,且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从信号传递理论角度分析,发现分析师在企业家的经营精神和创新创业精神与企业估值之间发挥信息中介作用,而对战略决策精神与企业估值之间却起到了信息遮掩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越利于企业家精神发挥的积极性,并加强分析师信息中介效应和缓解其遮掩效应。研究结果为民营上市公司如何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提供了经验证据,并提出政策建议推进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和积极作用的发挥。     

基于企业家工作性质的薪酬激励机制研究

传统的以年薪制、期股制和股票期权制为代表的企业家薪酬激励机制已不能将企业家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需要不断探索新的企业家薪酬激励机制。本文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企业家薪酬激励机制———延期支付式年薪制,并将其与传统的企业家薪酬激励机制做比较,对制定更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企业家薪酬机制具有重要作用。     

公司内外联合治理、在职消费与公司绩效——基于国企改革视角的实证研究

针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是否所有的治理机制均能发挥预期的积极作用？本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分别从代理成本以及代理效率两个层面加以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能够显著抑制在职消费,提高公司绩效;2)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于管理层在职消费和公司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产权性质差异;3)管理层薪酬水平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本文的研究启示是: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的改革方向应该定位于股权的分散化管理,强化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监管力度,削弱大股东的实际控制权,建立真正科学有效的制衡机制;同时应该进一步深化“与绩效挂钩”的市场化薪酬制度改革.     

银行负债、制度环境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

债权人对控股股东的制衡力量在学术界一直鲜有人关注。文章就企业的银行负债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内部治理机制和法律环境与银行负债的交互作用。利用中国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企业的银行负债显著降低了控股股东代理成本;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法律环境与银行负债存在交互作用。文章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既丰富了委托代理、资本结构等相关理论,又对银行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以及企业融资决策具有较强启示意义。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

以2010-2015年沪深58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产权异质性角度考察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发现:①非货币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研发投资呈负相关,反映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且高管股权激励能弱化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资的负向关系。挤出效应和弱化效应在投资性金融资产上体现非常明显,而在交易类金融资产上体现不明显;②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弱化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太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或非国有企业均较为明显。不论产权异质性,交易类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均不显著。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反垄断法》的施行能否改善公司治理*——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反垄断法》能够有效改善中国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提升市场效率。本文以中国2005—2010年A股上市公司的总经理离职事件为研究对象，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反垄断法》的施行是否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本文研究发现，《反垄断法》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离职与企业业绩的敏感程度，促进了市场公平，缓解了公司治理的委托代理问题，强化了股东对CEO的有效监督。此外，本文通过将样本按照行政垄断程度、行业垄断程度及企业垄断程度进行分组并对比分析后发现，该效应在行政垄断程度较高、行业垄断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加明显，在地方国有企业中尤其显著。以上结果均表明《反垄断法》的实施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公平。     

“渐进”还是“激进”？家族涉入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与双元创新行为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和创新能力是市场发展的重要基石，在家族涉入情形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及创新偏好一直存在很多争议。基于家族企业治理理论，探讨家族企业社会责任与双元创新的关系，将家族传承期中的二代交接作为调节机制，研究其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利用2009-2018年中国家族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给企业创新带来了大量有效资源，对家族企业利用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行为均能起到促进效应。但与开发式创新相比，企业社会责任对利用式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在考虑家族传承这一情景因素后，二代交接导致企业呈现出较为保守的战略导向，其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用式创新的关系；而对于开发式创新而言，其调节效应恰好相反。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视角出发，对创新类别进行划分，有助于加深对家族企业创新行为的认识。     

The impact of privatization on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Vietnamese privatization programme, launched in 1992, differs from the usual Western privatization programmes in terms of the residual percentage of shares owned by the state and the portion of shares owned by insiders. This begs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se differences influence the effects of the programme on firm performance. This study measures the impact of privatization on firm performance in Vietnam by comparing the pre‐ and post‐privatization financial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121 forme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We find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profitability, sales revenues, efficiency and employee income. Results of applying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 method, wherein a control group of firms is used to pick up the influence of other determinants of firm performance, suggest that th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s may indeed be associated with equitization. Regression analyses reveal that firm size, residual state ownership,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stock market listing are key determinants of performance improvements.     

股权结构、企业绩效与投资者利益保护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公司治理、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本文对深交所 1 996— 1 999年除金融性行业以外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经验研究表明 ,在公司治理对外部投资人利益缺乏保护的情况下 ,流通股比例与企业业绩之间负相关 ;在非保护性行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正相关 ;国有股比例、① 法人股比例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国有股减持和民营化必须建立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基础上 ,否则将不利于公司治理的优化和企业绩效的提高。     

地方政府补贴能够有效激励企业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吗

本文修正了Dasgupta等（1998,2002）的污染物削减费用模型,采用辽宁省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分析地方政府补贴产生的环境治理激励作用,得到相应结论：（1）本文基于微观数据和修正的污染物削减费用模型,测算出辽宁省工业企业环境治理效率均值约为83%,分布近似于正态分布。（2）地方政府补贴并没有显著提升企业环境治理效率,却显著提升了企业环境治理效率提升的稳定性。本文认为地方政府补贴的主要作用在于资金补充效应和背书信号作用,在引导大量优质资源进入企业的基础上提升环境治理效率提升的稳定性,减少不确定因素。（3）地方政府补贴对不同类型所有制形式企业的环境治理稳定性影响差异性较大,内资企业获得补贴所产生的效率改善的稳定效应要远低于外资企业。综上所述,在缺乏相应监管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补贴很难产生显著的环境治理激励效果,但由于其信号的引导作用,对提高治理效率稳定性具有显著效果。     

基于科学的企业内部治理问题：文献综述与研究展望

迄今为止,基于科学的企业研究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尝试对基于科学的企业内部治理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基于科学的企业内涵、创业者角色、科学家团队治理、董事会治理、股东治理、高管治理为逻辑框架,对基于科学的企业内部治理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归纳。在此基础上,从基于科学的企业治理机制视角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包括企业权力配置、激励机制设计、人员配置等系列研究问题。提出的未来研究方向可丰富和拓展基于科学的企业治理理论框架,为理解和指导中国情境下基于科学的企业治理实践带来启示。     

组织惯性、激励机制与新型企业的治理实践

在新型公司的治理实践中，除了正式的激励机制之外，组织惯性作为非正式的激励机制发挥着关键的互补作用。组织惯性是企业的各利益群体之间形成并维系的一组关系合约集合，它反映了嵌入在组织内部的群体认知。组织惯性提供了正式激励机制所嵌入的组织社会情境，受正式激励机制影响的同时又对组织的正式激励机制产生影响。新型企业的治理实践必须保持两者的匹配与协同演化。     

技术型创业者创造力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双创”国家战略鼓励不同类型的创业者参与创新创业活动，实现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作为将自有创新成果商业化的创业群体，技术型创业者不仅具备一般创业者特征，还拥有显著的创造力特征。已有研究表明，创业者的技术特征对企业绩效具有重要影响，但缺少技术型创业者的创造力水平对创业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的探讨。鉴于此，以2020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企业为样本，研究技术型创业者创造力特征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型创业者创造力水平与创业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在中型企业中，技术型创业者创造力水平对创业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大型企业和小微企业中，技术型创业者创造力水平对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则不显著或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