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为切入点,利用2001—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产权异质性分组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大;基于市场化程度分组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产业政策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对其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应重视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缓解企业发展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把握时代方向赋能企业战略转型与变革的必然选择。在数字经济迭代更新的背景下，本文引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理论视角，选取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这一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外部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内部冗余资源和管理者能力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得益于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专业化分工效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和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中上述关系更加显著；最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能够提升企业市场价值。本研究助推了全要素生产率动因以及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机制和企业性质差异的理解，为更好的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建议。     

中国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构建工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地级市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会密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二者呈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工会通过改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收入激励效应；工会通过倒逼企业采取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替代劳动策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要素替代效应。此外，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高于非东部地区，在国有企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在出口企业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随着行业垄断势力增强，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高。因此，建设现代化工会制度、重塑工会角色、强化工会的要素配置作用、推进工会差异化建设，对提升职工收入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供应链金融能否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现有关于供应链金融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其金融属性与供应链属性的有机统一,同时也缺少对核心企业这一关键参与方的关注,特别是供应链金融与核心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为此,文章基于2010-2017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实证研究供应链金融对核心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基于融资效应假说和关系效应假说验证其内在作用机理,同时还检验了不同的供应链金融开展方向和供应链金融能力对创新提升的差异影响,以及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后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能够显著提升核心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同时面向上下游企业开展双向供应链金融和具有高供应链金融能力的公司,供应链金融的创新提升效应更强.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对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在高融资约束组和低供应链关系组中更显著,而在低融资约束组和高供应链关系组中不显著.这支持了供应链金融激发创新的融资效应假说和关系效应假说.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有利于创新产出的产品市场竞争力提升和企业价值增殖,同时也能提高供应链绩效.文章拓展了供应链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边界,也丰富了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为供应链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和思路.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克服“生产率悖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1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创新策略选择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导致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U型关系的内生性根源，转型初期，数字化会降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导致“生产率悖论”。拓展分析表明，较高的专业化和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及早摆脱“生产率悖论”区间，而当资本密集度过高或过低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递减性更加显著。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创新策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强化专业化分工、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至关重要。     

地方债发行能否推动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A股和新三板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对中国2015—202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和地方债数据的关系研究表明：地方债水平的提高能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发现,地方债发行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也减缓了高素质人才的积累。异质性分析发现,专项债比一般债更能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地方债发行对提高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经济发达地区、低债务水平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债发行规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倒U型关系,地方债水平超过0.0773极值后,地方债发行会不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对坚持通过地方债发行促进经济发展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数字金融发展、银行区际竞争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2011—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市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银行区际竞争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有效提升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以区际银行竞争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挤出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削弱了数字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后发现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地区的技术效率,数字金融在高生产率、普通城市、低产业结构以及数字金融元年之后对各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更大。     

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理分析

对2007—2017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变化进行分析,再以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驱动效应,且这种正向驱动具有显著的动态效应和区域异质性、市场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的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最小;市场化程度高的省(区、市)最为显著,市场化程度低的省(区、市)相对较弱。进一步检验发现,财政科技支出主要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抑制产业结构偏离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此,我国要进一步健全财政科技投入体系,有效加强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同时财政科技支出适度向非国有企业倾斜,有效提升财政科技支出的靶向性。     

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欠发达地区的分析

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估计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考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技术进步影响,并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区域金融发展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检验。研究发现,1990年以来中国西北各省区的经济金融化程度均得到提高,但是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弱,全要素生产率对金融规模的响应程度和显著性不高,西北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数字经济对大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鸿沟效应

数字经济是驱动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在企业间仍存在不均衡问题。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代表数字经济发展，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是否存在鸿沟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存在明显的鸿沟效应；影响机制在于数字经济发展扩大了两类企业间数字化转型的差距，从而导致两者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融资能力较强、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以及组织适应性较强的大企业，数字经济发展对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本研究对政府如何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中小企业如何借助数字经济实现数字化转型价值最大化具有积极的政策意义和实践参考。     

企业数字化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链溢出效应

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经济逐步从要素投入型向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型增长模式转型,要实现这一目标,数字经济发展可能是未来一个潜在的突破口。本文将为这一判断提供初步的微观证据。本文将企业数字化投入纳入传统增长核算模型,发现数字化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07—0.09,且行业间差别大,配置效率提升空间较大;平均而言,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为10%左右。此外,行业—企业、企业—企业匹配数据检验结果均表明,上游的数字化发展存在产业链溢出效应,会使得下游企业管理费用下降、存货周转率提高,同时优化下游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下游企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本文的研究表明,当绝对的技术突破面临瓶颈和不确定性时,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许是中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的路径之一。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7—2021年中国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负向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投入和资产不可逆程度在两者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企业金融化则发挥遮掩效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于中西部地区农业企业，对大型企业相对较弱，较高的股权制衡度和创新投入水平能够缓解这种负向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为有效提升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出意见建议。     

绿色债券、碳减排效应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债券是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绿色”和“金融”双重属性,其发行能否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目前较少有学者研究。文章从宏观视角对绿色债券的碳减排效应及其内在机制进行了研究,并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验证了绿色债券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债券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并且该效应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和环境规制力度较弱的地区更明显,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绿色债券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了环保投资水平；另一方面,发行绿色债券有助于提高发行主体的社会关注度,从而促进其更好地履行环境社会责任。（3）进一步检验发现,绿色债券有助于提高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的研究不仅证实了绿色债券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也为进一步发展绿色金融与加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财政补贴能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溢出效应?

统筹财政可持续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求明确财政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本文构建溢出-吸收模型，从要素配置效应、示范效应、竞争效应等维度，剖析财政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及路径，进而构建企业层面空间权重矩阵，利用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测度。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与考虑内生性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一致。进一步提出溢出企业财政补贴核算方法，并结合变量重构和多重中介效应理论思想，构建溢出效应形成机制检验框架，基于该框架的实证检验支持财政补贴通过要素配置效应、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溢出效应这一论断。本文拓展了财政补贴的相关研究，并为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金融科技、金融监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金融科技通过技术渠道和效率渠道，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创造客观条件。本文基于2012—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探究金融科技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金融监管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助推作用，在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金融监管调节效应的机制分析表明，合理监管约束下的金融科技更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有效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地，基于企业性质、高管团队金融背景和企业所在地区影子银行规模进行异质性分析后发现，金融科技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表现出“国民共进”的特点，金融科技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仅在高管团队没有金融背景和影子银行规模较小的地区体现。本文的研究不仅为金融科技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微观证据，也对国家进一步制定金融科技与金融监管相适配的政策，推动金融科技和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链主”企业的供应链治理与链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关键阶段，如何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引领链上企业协同发展已成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以“链主”企业主导下的现代供应链金融业务为切入点，基于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及其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样本数据，从供应链治理视角探讨了“链主”企业对链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业务能够有效提升供应商和客户的全要素生产率，且“链主”企业优势能够强化上述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供应商和客户融资约束，激励供应商技术创新是供应链金融促进链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内在机制；供应链金融业务同时提升了“链主”企业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绩效水平和企业价值，呈现出较强的供应链协同效应。本研究肯定了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促进“链主”企业发挥引领作用所做的有益尝试，揭示了“链主”企业推动供应链治理的微观经济后果及其内在机制，为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提供了理论依据。     

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贫困减缓——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分析

本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结合2006—2016年中国内地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包容性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发挥减贫作用。（2）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包容性金融服务渗透度的提升对贫困的影响最为显著；同时，包容性金融发展可通过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作用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作用于贫困。（3）稳健性检验表明，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乃至农村减贫的贡献表现出较大不平衡性。本文的政策建议为：首先，应持续推进包容性金融发展，充分发挥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以更快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其次，要继续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金融 服务均等性，充分发挥金融减贫的优势；最后，要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注重地区间发展的公平性，以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外溢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人工智能通过推动节能降碳、完善环境治理、发挥技术外溢效应，助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攀升。从人工智能视角探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选取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厘清并检验人工智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人工智能显著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次，人工智能通过技术外溢的遮掩效应强化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后，分地区样本的考察显示地区间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中西部地区人工智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比东部地区更为显著；相较于南部地区，北部地区人工智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     

区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

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1—2019年，全国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均值呈先缓慢下降，后持续上升的两阶段特征；全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均值则呈持续上升的趋势。(2)计量模型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升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最大。同时，这个提升效果会受到企业战略柔性的影响，即企业战略柔性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越强。(3)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加强人力资源配置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4)进一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及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区域的研究样本中更显著。因此，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培育双元复合型人才，发挥国有企业的“领头羊”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技术市场发展、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质量

以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和机制，重点关注技术市场发展对上述影响效应和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具有负向影响效应，技术市场发展能够强化这一影响效应，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加显著，融资约束和全要素生产率是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有效机制；技术市场发展的调节效应主要作用于影响机制的前半路径，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较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在产品市场竞争、是否为家族企业和银企关系方面存在异质性，当产品市场竞争更激烈、银企关系较差和企业为非家族企业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