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雇用成本、社会福利与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

通过扩展Blanchard和Galí(2010)的雇用成本模型,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异质性雇用成本的NKMP-DSGE模型.外生冲击的贝叶斯脉冲响应函数表明,正规部门就业与非正规部门就业对于同一外生冲击具有不同的反应,这意味着考虑不同部门的异质性是合理的.社会福利分析的结果指出,非正规部门的存在尽管通过降低名义价格刚性而改善了社会福利,但通过失业回滞却导致了社会福利的恶化;而且总体而言恶化了社会福利.这一发现为我国当前正在积极推行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考察了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效应.研究发现,不管是长期效应还是短期效应,改革都有利于改善劳动力市场的表现.     

论我国失业保障体系构建的关键面向——以日本治理长期失业的经验为启示

长期失业人群是日本失业治理中的痼疾,直观其发生机理,主要为:劳动力需求方面,劳动力市场排斥长期失业者;劳动力供给方面,失业时间长短影响劳动者就业能力;另外,雇佣保险、解雇规制在制度层面上也具有相乘作用。探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社会福利下失业者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后产生的福利依赖心理。为此,日本关注"社会福利发展",重整社会福利在治理长期失业中的逻辑思路,改革雇佣保险制度、建立求职者支援制度、丰富民间职业支援事业。参考日本经验,我国失业保障体系应以提高失业者就业能力为关键进行构建,同时重视失业保障制度的功能转型、协调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退"与"进"、促进再就业支援多元、发挥政府的新型管理监督职能等。     

中国农民工进城自雇佣行为:规模、特征与进入机制

着眼于当前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广泛存在但又被长期忽视的农民工自我雇佣现象,首次利用2010-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推算了自我雇佣农民工的真实规模,探讨了该群体的市场表现、福利状况和个体特征,并对自雇佣活动的进入机制进行初步考察。研究发现,近年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从事自雇活动的农民工比重维持在四成左右,自我雇佣已成为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重要形式。即使与正规受雇就业相比,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依然存在明显的收入优势,但自雇农民工的劳动条件及享有的就业福利都要显著差于其他就业类型的农民工。同时,初步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存在明显的自选择性,一旦无法进入正规部门或正规岗位实现就业,农民工更有可能会选择自我雇佣,而不是无奈接受非正规受雇。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尽管自我雇佣常被看作非正规就业,但一刀切式的正规化可能并非最优策略,甚至会带来效率和福利的双重损失。     

深挖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发达国家未能真正推进结构性改革，根本原因就在于那些改革需要降低工资福利，会有短期收缩效应，可能导致经济放缓、失业进一步增加，政治上没有能力凝聚共识推行必要改革，总是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输血”避免经济一再触底。但他们都清楚，如果不推行结构性改革，就不能真正恢复经济竞争力。展望未来，结构性改革必将成为世界性命题。     

中国非正规就业增长的新特点与对策

劳动力过剩、企业低成本雇佣及劳动力人力资本禀赋低是导致我国非正规就业规模增长的主要原因。为促使非正规就业良性发展,实现非正规就业正规化,需要改善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和转变企业低成本竞争模式。     

论稳定劳动关系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

劳动关系稳定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密切相关,而社会保障对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影响较大,进而影响劳动关系的稳定.鉴于我国劳动关系不太稳定的现实,应当构建维持劳动力供需平衡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失业保障为重心,以促进就业为目标,建立适用于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两套社会保障体系.     

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非正规和正规劳动力市场分割

建立统一均衡的劳动力市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同等重要,因此,加强非正规和正规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探讨分割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将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发展产非常有利.     

累进性劳动所得税、失业波动与内生稳定器——一个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视角

将累进性劳动所得税引入NKMP—DSGE模型中考察失业波动与累进性税收的宏观效应。贝叶斯脉冲响应函数表明,外生冲击对于就业与失业具有不同的冲击效应,因而忽略失业可能引起结论的偏误;失业的贝叶斯冲击分解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冲击是推动我国失业波动最重要的力量,并且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显在的“失业回滞”。进一步,通过模型比较发现,累进性劳动所得税具有内生稳定器的作用。在失业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采用对劳动力市场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机制以降低失业,并使用内生稳定器缓和经济波动,将可能实现降低失业与缓和经济波动的双重效果。     

我国工资全面上调对物价的影响分析

中国目前正面临工资不断上涨的压力。理论界普遍认为,工资上涨会导致通货膨胀,并对我国制造业造成冲击。通过对工资水平全面上涨分短期和长期的作用机制分别进行讨论,得出结论:工资全面上涨仅在短期内对物价上涨和产出下降起作用。通过加强就业管理,减少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引导就业者和就业岗位匹配,同时完善市场体系,有利于治理工资上涨带来的短期价格上涨。     

疫情期间的“消费与产出偏离之谜”：只是失业率问题吗？

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了消费偏离产出轨道的反常现象,表现出超速下降和恢复迟缓的特征。文章为了探讨该谜题背后的经济原因,通过构建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发现家庭收入不确定性增加和就业质量下降导致的劳动力市场资源错配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单纯的失业率上升仅会起到触发作用。其中,劳动力市场资源错配问题将会造成长期影响。同时,文章也发现疫情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就业人员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具体而言,由于大企业员工受到的失业风险和收入不确定性较小,因此疫情主要通过社会平均工资来影响退休后的收入。但对于中小企业员工而言,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导致的收入结构性变化具有累积作用,这就导致中年群体受到疫情的影响最大。因此根据文章的结论,保就业不能仅仅围绕就业数量,还要稳住就业质量不下降,保证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尽可能避免劳动力市场资源错配带来的家庭永久性收入损失和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的长期效应。另外,中小企业就业者和青年群体受到的消费负面影响最大,他们受到的就业冲击最大,应保障其就业与收入。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当前中国制定更加精准、可持续的稳就业和促消费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