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与宏观经济风险缓释研究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成为威胁中国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影子银行、土地财政等因素的五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本文探讨了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对宏观经济风险的缓释效果。研究发现:经济增速放缓、地方政府资金使用成本过高、土地出让收入不确定性增加是导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主要因素。通过债务置换延长债务期限结构虽然可以缓解债务累积,且对宏观经济风险具有一定缓释作用,但会降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使得短期内波动增加,中长期内产出下降。实施债务置换期间,数量型货币政策有助于增加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但会带来经济通胀风险。     

中国家庭债务、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的动态相关性分析

笔者采用1997年～2009年相关统计数据,考察了中国家庭债务、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家庭债务、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存在均衡关系,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影响显著,但家庭债务拉动居民消费的直接效应较小;从短期波动关系来看,当居民消费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42的调整力度把非均衡状态拉到均衡状态.要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应加快金融市场建设,注重发挥住房的财富效应并合理配置家庭资产结构.     

公共资本投资、内生经济增长与合理政府债务规模*

本文基于一个具有内生增长机制的三部门世代交叠模型,讨论了政府举债为公共投资进行融资时经济的长期均衡;同时,通过数值模拟方法考察了我国的均衡政府债务规模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特定条件下,经济系统存在一个正的均衡政府债务-产出比重,该债务比重水平明显受到公共投资—产出比重、公共投资的债务融资比重、民间资本产出弹性等参数的影响。但是,均衡政府债务比重并不是无限上升的,当上述参数超过特定临界值时,经济系统无法达到均衡,政府债务-产出之比将持续上升,财政将不可持续。另外,当民间资本产出弹性较低时,较高的均衡政府债务比重可能导致经济运行动态无效率。数值模拟结果还显示,基于不同的假设情形,我国的均衡政府债务-产出比重均在不同程度上高于当前实际的政府债务规模,这为我国在未来期间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了有利的依据。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与财政可持续性研究

为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自2008年年末我国开始实施以大力度的减税、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为主要特点,以大量的债券发行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为融资手段的、财政直接扩张与间接扩张并用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从实施效果来看,本轮积极财政在总量型经济指标上表现较为明显,数量分析表明其对经济和投资增长的效果都优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保八"目标的实现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但同时,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此外,还带来了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膨胀,尤其是利用政府融资平台筹资形成的政府债务"信贷化"倾向,可能导致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相互传导、叠加,对保持财政可持续性构成威胁。为考察当前我国财政的可持续状况,本课题组运用随机动态分析框架与财政风险演进理论两种方法对我国财政可持续性进行了考察,均得出当前财政具有可持续性的基本结论。但不可否认,在当前相关体制、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未来我国财政可持续性既受到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国外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又受到人口老龄化和加大民生支出压力的影响,财政的可持续性面临一定挑战。这就需要我们统筹协调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以经济的可持续为终极目标,以积极财政政策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加大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同时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有利的基础条件。因此,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策略,应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要求,主动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由推进逆周期调节为主的总量调控政策转向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构调整政策,利用3～5年的时间灵活运用积极财政政策,努力加大改善民生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促进财政功能的转变。要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合理统筹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健全政府债务管理与监督制度、强化预算管理与监督机制,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行营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     

我国财政宏观调控政策及其转型取向--兼论以农村教育为重点的财政调控

经济周期波动及其政府宏观调节是与市场经济共生的现象.经典理论形成了低谷和顶峰两极时期的财政对策,但忽视转型期的调控政策.我国新一轮增长拐点时期,将过去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型为稳健的财政政策,财政调控的目标、手段、方式都需要发生改变.稳健的财政政策目标应该由单纯追求增长率转变为扩大就业,由类行政的直接调控转变为利用市场对企业施行间接调控,当前财政重点发展农村教育有助于实现经济由短期波动到长期增长的平稳过渡,并由此延长经济增长期.     

宏观事件冲击与我国外汇储备的期限结构管理——基于美债上限调整的事件研究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主权信用风险日益成为威胁外汇资产安全的重要因素,而我国单一集中的期限配置方式并不利于抵御外来冲击、防范信用风险.在此背景下,文章构建了宏观事件冲击下不同期限主权信用风险调整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美国20次提高债务上限作为重大冲击,实证检验了不同期限主权信用风险调整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美债上限提高引发了主权信用风险调整,事件前短期风险增大而长期风险减小,事件后短期风险减小而长期风险增大;(2)长期风险调整取决于经济、财政和货币环境等基本面因素,而短期风险调整主要受到美元走势、交易活跃度和投资者情绪等市场环境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充分利用宏观事件冲击下的期限套利机会,综合考虑经济环境和市场因素,适时适度调整资产期限结构,以实现我国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     

宏观经济均衡状态的利率平滑搜寻机制研究及在我国的应用

宏观经济表现出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两方面的特征。平滑经济短期波动可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货币政策中的利率平滑操作机制是将经济在短期波动中渐进引向均衡状态的一种有效搜寻机制，具有降低经济不确定性、减少政策调整对经济的冲击、稳定金融市场、提高货币政策效率和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等多重政策效应。     

转轨时期我国财政风险成因及控制研究(下)

本文主要是对我国转轨时期财政风险的形成原因及其控制制度进行了研究,它对于完善财政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和防范化解财政风险均具有重要意义。从财政风险来源看,我国财政风险具有明显的转轨性特点,它可分为一般性财政风险、转轨性财政风险和特殊性财政风险。本文按照"财政风险的衡量标准、形成机制、形成原因、制度控制"的基本思路,以转轨性和特殊性财政风险为主要对象,重点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1)本文从赤字融资方式的角度,构建了财政赤字率、隐性赤字率和政府收支赤字率等三种口径的赤字率指标,试图建立一个既能与国际上通用口径可比,又能反映我国真实财政风险的赤字率衡量指标。政府收支赤字率是财政赤字率和隐性债务赤字率之和。(2)本文采用隐性债务赤字的直接估算方法,从而得出了1980～2008年期间我国三种口径的赤字率水平,1980年以来我国财政赤字率都在3%之内,隐性债务赤字率在6%～10%之间波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收支赤字率围绕10%波动。债务是赤字的积累。2008年年底我国国债负担率仅为17.73%,总债务负担率却高达67.5%。隐性赤字和隐性债务是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3)本文用经济学、博弈论理论,构建了财政风险形成机制模型,证明了所有地方政府都举债是地方政府博弈的纳什均衡,地方政府债务具有无限膨胀的内生机制,中央政府对地方举债往往采取财政机会主义。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最大容忍度主要受举债的挤出效应的影响,偿还税率高低对其没有实质性影响。(4)本文对影响财政风险的5个定性方面的原因进行了量化,构建了一组分析财政风险原因的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认为政府收支赤字率是最能反映真实赤字水平的指标;地方经济竞赛对财政风险的影响非常复杂,一方面会导致地方政府以债务积累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控制赤字率的过快上升。财税体制不合理和预算制度不完善也是财政风险形成的重要原因。(5)本文从建立赤字率和债务的警戒线、改革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改进政府激励约束机制等七个方面提出了控制财政风险的政策建议。     

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问题探讨

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问题是政府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过程中必须注意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积极财政政策可能产生的风险类型主要有债务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和体制风险。我国目前所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短期和长期内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应尽早采取措施以防其危害我国的经济发展。     

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研究——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为例

本文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决策嵌入DSGE框架下,以投融资平台净值作为度量其债务风险的指标,讨论了宏观经济波动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累积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影子银行体系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绕开监管的主要融资渠道,经济下行是投融资平台债务累积的主要客观原因.房价上涨短期内可以改善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但长期不能解决其债务问题,反而会造成经济更大波动.模拟发现,—旦投融资平台债务倒逼货币政策,将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产生负面影响,还会加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政策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