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分异及其驱动因素

文章从农村包容性绿色生态、农业包容性绿色生产、农户包容性绿色生活3个维度考察2010—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性与驱动因素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呈波动式上升趋势,2017年之前,呈现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分布格局;2017年之后,中部地区逐步实现对东北部地区的赶超。(2)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空间集聚特征,高—高集聚区主要位于东部,低—低集聚区则主要位于西部;全国及四大区域内部存在不同程度收敛趋势,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区域内差距正在缩小。(3)城乡融合发展、农村创新创业、农业绿色基础设施投入均能够提升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包容性绿色生活方面。同时,农业绿色基础设施投入对包容性绿色生态存在积极影响。应当持续优化乡村绿色发展政策效能,实现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户参与分享生态价值的协同增效,通过创新创业引领一二三产业高质量融合,以带动乡村绿色消费为着力点,完善和拓展城乡融合发展功能布局与总体规模,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区域协作和绿色融合总体布局。     

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测度分析

以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四个主要特征,即绿色发展引领、供给提质增效、规模化生产、产业多元融合为基础,构建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利用2018年统计数据对31个省区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得出各省区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分析发现,农业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东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领先于中部与西部地区;各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不同的优势与短板;粮食主产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急需提升。我国应结合不同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发展优势规划农业高质量发展方向,以绿色发展引领经济发达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升西部地区特色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水平;注重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作物高质量发展。     

中国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

文章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城镇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其次是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2)产业发展是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乡村发展要坚持以产业发展为导向，推动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体系。(3)城镇化对乡村宜居水平、文明程度、治理成效和生活富裕具有重要影响。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经济促进效应、文化传承效应、组织治理效应、宜居水平和生活改善效应。(4)城镇化对不同类型的乡村影响不同。山地和丘陵地区的城镇化对乡村的促进效应主要由经济城镇化即产业的非农化实现，而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不显著。平原地区的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对于乡村振兴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镇产业生态链构建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和主攻方向,以乡村产业发展为引领,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任务。传统村镇的产业发展模式割裂了产业发展与保护绿水青山之间的耦合关系,因此,以打造和完善产业生态链既是推进"三农"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文章根据产业生态学原理,基于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以农业生态链、工业生态链、服务业生态链为依据,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区域一体化为构建原则,提出村镇产业生态链结构模型,发展以农产品种植、养殖为基础,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导,以现代服务业为纽带的产业大循环生态链条,并对其各个环节和要素进行分析,旨在通过探析村镇产业生态链构建,为促进现代产业生态化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     

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振兴问题与路径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欠发达地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离不开乡村产业的振兴，探索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振兴有助于实现我国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战略要求。甘肃位于我国西北内陆，地貌类型复杂，气候类型多样，常年干旱少雨，如何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产业，促进甘肃乡村产业经济转型升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通过论述甘肃乡村产业发展现状，总结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了充分挖掘“寒旱”特质优势，培育壮大乡村产业等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相应路径，以使对促进甘肃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评价研究对提升我国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具有重要借鉴。文章构建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与评价模型,对我国2011—2015年30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与动态比较分析,并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产业绿色发展影响因素分析。实证研究显示,近五年来我国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升高且比较稳定,东、中、西部区域绿色发展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驱动因素各有特色,东部地区绿色发展优势主要为产业绿色增长度和政府政策支持因素,西部地区比较优势在于资源环境承载力,而中部地区相对优势则比较薄弱。据此,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才能提高我国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整体水平。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新动能，这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两大指标体系并测算数字经济指数和乡村振兴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促进了乡村振兴，这一结论在进行数字经济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内生性分析和变换样本的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就影响机制而言，科技创新、农村创业和消费升级是数字经济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在促进乡村振兴方面效果更好；空间效应显示，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为加快数字经济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文化产业数字化如何赋能乡村振兴？

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构建数字经济和文化产业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具有协同效应,且呈现高度协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文化产业数字化驱动乡村振兴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文化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赋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文化资本是间接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机制,但现阶段科技创新对乡村振兴存在遮掩效应,且人力资本不存在中介作用。从全国区域上看,文化产业数字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表现为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分区域来说,文化产业数字化在东部、中部以及东北地区呈现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在西部地区显示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乡村振兴视域下民族地区可持续交通发展研究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先导性、战略性产业，也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脱贫攻坚及交通强国的政策指引下，民族地区的交通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与其他地区相比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民族地区现已整体脱贫，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阶段，可持续交通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双碳”目标下，民族地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应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构建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完善可持续交通规划总体布局，拓宽可持续交通发展资金筹融资渠道，助力乡村振兴及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确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推进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产业振兴协调度研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与已有基于截面数据研究不同,采用空间数据,基于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构建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运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协调度模型,对宁夏乡村产业振兴水平、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协调度及耦合度进行评价,揭示宁夏乡村产业振兴水平与空间分布。结果表明,宁夏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空间差异明显,呈北高南低空间分布;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发展协调度较为分散,呈现东高西低空间格局;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耦合度呈交错式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结论可以为巩固拓展国家级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借鉴。     

乡村转型发展格局与驱动机制的区域性分析

采用核密度估计、空间统计和地理加权回归对2000年以来中国各地乡村转型发展水平及其驱动因素进行区域性分析。研究表明:1中国乡村转型发展空间分异明显,高值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区域,低值区集中在西南部地区。2000—2010年,区域间乡村转型发展相对差异减小,但空间差异格局固化。2乡村转型发展受自然因素、区位条件、经济及社会变化的综合影响,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投资带动是主要驱动力,耕地资源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制约性不显著。3经济社会因素对乡村转型发展的作用强度存在区域差异,工业化、城镇化对东部地区乡村转型发展推动作用高于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对平原地区和西北部畜牧区乡村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明显。4应根据乡村发展基础和转型态势,制定区域差别化的措施和政策,改善区际协同环境及完善城乡互动机制,尤其提升中西部乡村地区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区域响应能力。     

产业帮扶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

文章以山西省部分脱贫县为例,研究产业帮扶的主要影响因素和辅助影响因素,分析得出目前脱贫地区产业发展存在着市场风险、气候风险、技术风险等多种风险;市场是产业帮扶的外部环境和重要关口,政府作为帮扶责任主体要强化和坚持,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则要更多地利用市场调节;脱贫对象只有增强自主脱贫的"内生动力",才能彻底摆脱贫困;产业帮扶要重视发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乘数效应"和科学技术的引领作用。文章进一步提出产业帮扶的对策建议,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     

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难度评价及重点帮扶县识别

西部地区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性决定其乡村减贫的艰巨性以及转型振兴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从西部地区脱贫县科学识别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并给予针对性支持，可为构建先后有序、精准高效的乡村振兴帮扶格局提供科学依据。文章基于2019年西部12省区的830个县域样本数据，从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交通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结构等五个维度构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难度评价指标体系，明确测算方法与筛选流程，建立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识别方法体系，开展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难度评价及重点帮扶县识别研究。经测算，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难度指数Ⅰ级、Ⅱ级、Ⅲ级与Ⅳ级的县域数量分别为137、195、459和39个；乡村振兴难度格局总体与我国地势阶梯类型分布较为吻合，自然环境差异导致要素空间分布与配置不均衡是乡村振兴难度空间分异的重要原因。进一步，从西部脱贫县中识别出177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些县域普遍存在着生态环境恶劣、区位偏远与民族地区问题复杂、经济基础薄弱、交通设施配套不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结构相对失调等问题。为系统谋划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区域战略转型，提出了分级分类施策、补齐短板弱项、建立要素保障机制、创新重点生态功能...     

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关系比较研究北大核心

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的逻辑框架,利用熵值法对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进行测算,并运用耦合协调度分析13个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13个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度较高;各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协调度参差不齐,北京为良好协调,天津和唐山为初级协调,其他城市为轻度或重度失调;2010、2015、2018年3个年度里,北京、天津、承德、张家口、秦皇岛5个城市为新型城镇化引领型,新型城镇化对乡村产业振兴的贡献度较高;2010年廊坊为新型城镇化引领型,2015年转变为乡村产业振兴引领型;而石家庄、唐山、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7个城市则为乡村产业振兴引领型,乡村产业振兴对新型城镇化的倒逼作用高于新型城镇化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促进作用。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互动关系研究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解决城乡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战略,明确两大战略的发展现状及其互动关系,对西部地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城乡融合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份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西部地区两大战略的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结果发现,2013—2018年,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低于新型城镇化水平;两大战略发展存在空间差异,且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耦合协调度也较高,在内蒙古、重庆、广西和四川等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两大战略实现良性互动,在青海和西藏等比较落后的地区,两者勉强协调。西部地区需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注重交通通信的发展,重视人力资源,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两大战略的高水平协调共振和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下四川民族地区绿色农业发展策略探讨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绿色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引领。绿色是农业的本色,四川民族地区绿色农业的发展,对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保护和全面推进四川生态省的建设具有重大的作用。文章重点分析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四川民族地区绿色农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四川民族地区绿色农业发展的基本策略。     

乡村振兴视域下中国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测度

为揭示乡村振兴视域下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及时空演化特征,基于熵权TOPSIS法对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使用标准差椭圆和Kernel密度估计法探察其时序变化态势及空间分布规律。结果发现：全国范围内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农业数字化的综合系统和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其中数字化应用子系统发展潜力最大。从时间演变序列来看,全国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差距逐年增大,但中部、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差距却在不断缩小。从空间分布情况来看,全国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区位分布总体呈“偏东北—偏西南”走向,空间形态呈明显“高—低”集聚特征,三大区域空间集聚形态同全国保持一致。据此,应挖掘各区域农业数字化应用潜能、发挥各区域“先富带动后富”效应、激发各区域协同转型升级动能,以此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提高中国农业数字化水平。     

浙江省乡村性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借助熵值法构建乡村性指数,并测算浙江2003、2012年浙江省各县乡村性,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县域乡村性水平的空间分异,并以市场力、行政力、内源力和外动力四维探究了乡村性空间分异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浙江乡村性指数格局较为稳定,但差异较大,由东北杭嘉湖、宁绍平原地区向浙西南地区逐渐升高。2浙江全省乡村性水平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呈现高乡村性水平地区的集聚,且2003—2012年全局空间集聚态势增强。浙江乡村性的空间集聚态势日趋稳定,形成以环杭州湾的乡村性冷点区,区域经济发达、城镇化水平高;以云和县为核心的浙西南乡村性热点区,为全省城镇化"低地"。3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特色的海洋产业发展、政府投资与行政区划的调整、农业机械化和对外贸易等是驱动浙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产业集聚拉大了地区收入差距吗?——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选取了1999-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数据为分析样本,构建了产业集聚及其与制度因素交互项共同影响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别从全国层面和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层面,实证研究了产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制度因素变量的交互项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要远大于制度变量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全国整体层面和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将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中部和西部两大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将扩大地区收入差距。     

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趋势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已成为形成和畅通国内大循环体系的重要基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五要素是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驱动力.为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城乡"生态、经济、安全、社会"四维协调发展系统,运用熵权法测算并归纳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结果 表明: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总体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形成东部较强、西部较弱的空间格局,地区差异呈现缩小趋势;东部地区经济协调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东北地区生态协调与安全协调水平较高,优势明显.基于此,应以改善城乡生态环境、提高城乡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社会进步水平、统筹城乡发展与安全为路径,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