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

中国官僚体制是国家权力与民众间的稳定纽带,提供了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韦伯意义上的国家支配方式塑造了国家权力、官僚体制、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蕴含着国家治理逻辑的密码。本文借用韦伯"权威类型—支配方式—合法性基础"三位一体的理论思路和概念工具,在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下,探究国家支配方式及其合法性基础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并着重分析中国官僚体制在这一支配方式中的位置角色、制度设施、历史渊源和由此产生的行为特征。依这一理论逻辑解读国家支配方式所塑造的国家权力、官僚体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和内在张力,以及在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韦伯社会学学说是怎样进入中国的？——前帕森斯的学术传播史考察

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学说进入中国的时间远比今日学界所知要早。本文着重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韦伯的社会科学思想输入中国的基本情况，期对20世纪韦伯学说的全球传播与交流史有所补阙，并进一步丰富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学术史知识。上世纪20年代顾孟余、俞颂华等留德旅德背景的中国学人最先为韦伯学说引入中国学界做出了贡献。1925年德国学者蓝德莱来华讲演，首次向中国正式引介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此外，韦伯社会学学说还通过中国学人译介高田保马、关荣吉等日本社会学者的作品而为国人所知。在这个过程中，《东方杂志》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学术媒介作用。经由德国以及日本这两条路径，中国学人开始初步了解韦伯及其社会科学思想的基本面貌。诸如“精神社会学”“理解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提法，皆标示出韦伯学说及其所代表的不同于“西方社会学”的“德国社会学”进路之特质。     

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主要建立在官僚制的常规机制之上,但官僚制度有着内在困难,而且这些困难在中国官僚制度特定形式下加剧放大,常常导致组织失败和危机.因此,国家治理过程中演变出运动型治理机制以应对之.本文在这一大历史背景下,从与韦伯式科层制的比较和当代组织理论角度,分析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运动型治理机制,指出常规机制与运动机制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只有在常规机制及其随之而来的组织失败背景下才能认识运动型治理机制的定位和意义.在现代社会中,这一机制的合法性基础和组织基础都受到了极大挑战,呼唤着新的组织治理模式.     

西方国家官僚制的比较研究

对英美法德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是一个颇具难度的论题。美国比较公共行政学家费勒尔·海迪将法德国家官僚制归为"古典"官僚制,将英美国家官僚制归为"公民文化"背景下的官僚制。伴随20世纪后期的行政改革,西方各国官僚制的内涵、角色、关系结构都发生了相应变化。在世界日益官僚化的趋势中,政府高级文官的地位日益显著。如今,国家仍然是秩序、安全、社会和谐与信任的保护者,仍需要精干、高效、低消耗的官僚机器。     

官僚制的困境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官僚制是政府治理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工业社会时期,官僚制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官僚制内部信息结构和激励结构的困境是引起危机的根源.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反应,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实际上就是对官僚制所作的改革.     

现代官僚制的道德责任困境及其解决路径——基于阿伦特道德责任观的视角

阿伦特在提出“极端的邪恶”之后,在报道艾希曼审判过程中,又提出了“平庸的邪恶”这个概念,强调政治与道德责任的关系,追问个人与集体在纳粹罪行或者专制制度下的道德责任问题,揭示了现代官僚制的伦理问题,为如何平衡现代官僚制下的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从“官僚制组织”到“变形组织”

科学技术的进步 ,导致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的进步。管理技术和手段的进步 ,要求出现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态。从官僚制组织到变形组织的发展 ,就体现了这种要求。官僚制组织是工业化社会“理想的”行政管理体制。本文提出“变形组织” ,旨在集中概括知识经济时代带有普遍性的组织原则 ,组织运行机制与特征 ,并对其进行理论分析。     

资本市场的“可计算性”与波动

<正> 几年前我写过“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的文章,因为那是韦伯分析东西方社会差异时最强调的技术细节之一。我对韦伯对西方社会技术细节的“总结”的总结,就是西方人发展起来的那一套尽量使得损益“可计算”的政治、法律、金融、会计、统计、指标等等技术支撑系统。我们中国人传统上不喜欢这么斤斤计较,不喜欢这类“雕虫小技”。尽管中国人也有观察世界的经验传统,却从精神上不会把世界当成“征服”的对象。所     

英国革命、司审判与宪制转型:查理一世审判的宪制意义

对于查理一世的审判是英国革命的重要事件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只将其作为历史叙事的一部分,而忽略了审判本身的宪政意义.英国内战解决了主权归属的问题之后,革命者通过常规司法审判的方式清算了查理一世的内战罪行,创制终结君主豁免的先例,明确了国王在宪政体系中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常规司法审判清算旧政权下的专制王权,其官僚制色彩能够避免革命的暴力与意识形态之争摧毁常规国家建构的进程,从而有助于绝对主义国家向宪政国家的转型.     

也论涉外定牌加工中的商标侵权认定

涉外定牌加工行为违反了中国《商标法》及《商标法实施条例》之规定,在中国现有法律框架下应当认定为侵权,否则将会与《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等的规定冲突,影响中国现行的司法秩序。而且,从长远利益看,中国应当继续奉行严格的商标专用权保护主义原则,制裁这些恶意的规避法律的行为,维护世界正常的竞争秩序,挽回商标权人潜在的利益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