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流动性研究*——基于CFPS调查数据农村子样本的考察

本文结合收入及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状况和食物支出五个非收入指标,构建了“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农村子样本,考察多维贫困的识别、追踪和流动性问题。在比较了6维贫困指标和多维贫困指标对贫困识别的效果后研究发现,仅依据收入、教育和生活状况三个维度即可有效识别和追踪贫困家庭,并且在这三个维度下均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家庭跳出贫困陷阱的概率显著低于一般收入贫困家庭。研究表明,扶贫政策应当在减少收入贫困基础上更多关注多重剥夺对贫困家庭整体福利的影响,并致力于提高贫困家庭的持续脱贫能力以增强其跳出贫困陷阱的可能性。     

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测算、结构分解与精准扶贫

贫困的多维福利剥夺程度高低和持续时间长短是近年来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政府制定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文章综合Alkire和Foster(2011)提出的多维贫困测算方法和Foster(2009)提出的长期贫困测算方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和暂时多维贫困指数,实证分析了中国的贫困状况,并进行了城乡分解、指标分解和区域分解.结果发现:第一,样本家庭在多维视角下的长期贫困比例要高于暂时贫困,这与单一地从收入角度来分析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的结论恰好相反;第二,对于所有类型的贫困而言,教育年限、医疗保险和健康的贡献度都排在前三位,但健康对于长期贫困人口的贡献度要明显高于暂时贫困;第三,总体看来,农村的多维贫困程度不仅高于城市,而且很多指标的贫困持续时间也要高于城市;第四,从四大区域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长期多维贫困程度要高于东部和东北部地区.     

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动态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2006~2010年的农村住户连续调查数据,采用A-F多维贫困测算方法,从消费、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资产5个维度测算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并按多维贫困持续年度将贫困动态性划分为从不贫困、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探讨多维动态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状况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没有农村家庭处于极端多维贫困;影响农村家庭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因素主要有接受培训劳动力占比、家庭经营类型和所在村是否在郊区,此外,农村家庭慢性贫困还受劳动力占比、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所在村地貌和是否为老区村的影响。因此,在扶贫实践中,应根据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构建贫困动态识别和退出机制,加强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完善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扶贫,加快易地扶贫搬迁,克服地理条件对农村家庭发展的约束。     

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农村动态多维贫困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能力贫困、动态贫困和多维贫困能够较为准确、全面地识别和反映贫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是提高扶贫成效的关键。文章利用2010—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山西省农村成人面板数据,基于个人能力剥夺视角对山西省县域农村多维贫困进行测度,通过定序Probit模型探索其演变机理。研究发现:(1)山西省农村县域多维贫困差异不明显,这从理论上支撑了将扶贫攻坚主战场从贫困县转变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合理性。(2)从事农业的农村人口更易陷入多维贫困,这成为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诱因。(3)当前有工作的农村人口摆脱贫困的可能性较大,应促进有能力的农村贫困人口就业,稳步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4)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多维贫困产生的影响不显著,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应区别对待"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     

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发展能力提升优先序——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新疆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农户多维贫困问题是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攻坚难题。基于此,利用2010年新疆农村住户调查数据RHS,通过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分析了该地区少数民族农户多维贫困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存在严重的多维贫困问题,其中多维贫困指数达到30.04%,多维重度贫困指数达到13.83%,多维极端贫困指数达到3.06%;多维贫困指数按地州分解结果显示,喀什地区多维贫困最为严重,和田地区多维贫困贡献率会逐渐减小,而克州地区则逐渐增大;按指标分解结果显示,少数民族农户不懂汉语、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低、农户没有机会参与扶贫项目的确定等指标的贡献率始终较高,成为今后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以多维度贫困测度法落实精准扶贫识别与施策——对贵州省50个贫困县的考察

在精准扶贫的新阶段,以单一指标衡量贫困的方式已不合时宜,采用多维度贫困测度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贵州省50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生产、财政金融、居民收入、生活与健康及教育5个主维度、16项指标出发,对其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并考察各维度贫困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分析该地区在2006~2013年多维贫困的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已有的贫困县标准未能准确反映各县的真实贫困程度,可能导致对贫困县的判定出现误差;而多维度贫困测度法可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精确瞄准致贫原因。2006~2013年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虽有缓和,但改善程度有限,甚至个别维度贫困状况呈上升态势。可见,适应精准扶贫要求,应推动多维度贫困测度法的广泛应用,并基于此构建"普惠——精准"的均衡脱贫攻坚政策,实现精准扶贫绩效的多维度评价。     

基于市场参与维度的农户多维贫困测量研究——以连片特困地区为例

在农村扶贫攻坚任务趋紧形势下,市场化反贫困被认为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手段。为探究市场化反贫困思路是否符合实践需要,基于广西和陕西两省(区)连片特困地区419份农户调查数据,应用拓展的AF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量。研究结果显示:(1)多维贫困问题在连片特困地区广泛存在,且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较高。不同维度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各维度按MPI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参与贫困、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基础设施贫困。(2)市场参与维度各环节贫困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产后环节、产中环节、产前环节。因此,要深入推进市场化减贫战略,通过促进农户稳定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完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加强收入及教育常规扶贫手段等推进反贫困工作。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

本文利用Alkire&Foster(2011)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和Foster(2009)的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与平均贫困持续时间指数,以CHNS数据为样本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分析了我国的长期多维贫困程度,并通过多层回归模型探讨了致贫的宏微观因素。研究发现:长期多维贫困指数不仅能测度家庭贫困程度,还能反映贫困家庭平均贫困持续时间;相比城市家庭,农村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更高,但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延长,城乡贫困家庭的平均被剥夺深度出现了明显的逆转,城市贫困家庭的贫困程度相对于农村更为严重;户籍制度能解释城乡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差异的43%,且能解释城乡贫困家庭的贫困不平等程度的17%;家庭的户主特征、社会关系、人口规模与结构、户籍制度等因素对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及不平等有显著影响。     

生命周期视角下收入主导型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成因分析

本文根据我国扶贫政策的目标构建了“收入主导型”的多维贫困识别指标，并对成人和儿童设置了差异化的多维贫困识别标准，以此为基础运用CFPS数据度量了我国多维贫困的程度，最后进一步探究多维贫困产生的原因。有74%的儿童存在至少一个维度上的贫困。儿童的多维贫困程度比成人严重，儿童健康和教育维度贫困率都在20%左右，亟须从生命周期视角下构建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对多维贫困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因素、家庭负债情况等因素影响显著，折射出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等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下中国农村家庭致贫机理研究

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关联性,并依据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双重识别标准下农村家庭的不重叠性,从家庭人口特征、生产经营特征、资本特征、社会关系特征和村庄地理环境角度,对农村收入贫困家庭和多维贫困家庭的致贫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1)土地流转、当地医疗卫生条件越好,越利于两类家庭摆脱贫困;(2)土地面积、组织成员、当地教育条件、地区类型对于两类家庭具有相反的影响;(3)劳动力人数、户口类型、家庭经营、住房拥有情况仅对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地位、地貌特征仅对多维贫困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未来扶贫工作应该针对不同类型家庭的致贫因素采取差异化的扶贫方式.     

转型时期中国贫困的动态多维度测量

以MPI多维贫困指数为基准,增加收入维度,组成4个维度共11项指标,并以中国1989²009年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为依据,借助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非等权重赋值,考察了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农村多维贫困为中国贫困的主要致因,所占比重约为城市贫困的5.67倍;城乡贫困差距不断缩小,农村减贫效果优于城市;贵州、河南、广西、湖南和湖北5省的收入贫困发生率较高,而多维贫困程度最低的却是湖南,其次为湖北;指标非等权重下,卫生设施、做饭燃料、受教育年限和收入4项指标对总体贫困的影响较大,应确定为重点扶贫方向。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中国多维贫困空间识别

精准测度并识别贫困地区对于精准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意义重大。引入新型夜间灯光数据NPP-VIIRS,借鉴脆弱性—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以重庆市各县区为样本,构建了平均夜间灯光指数(ANLI)与多维贫困指数(MPI)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以陕西省各县区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检验,平均相对误差为12.51%。利用检验后的模型,将MPI空间化,识别出848个多维贫困县(区),并与国家划定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的扶贫重点县进行对比。多维贫困县中绝对贫困县数目为254个,相对贫困县数目为543个,有195个县区属于非收入贫困引起的多维贫困县。     

武陵山片区低收入群体的经济贫困现状研究

武陵山片区是中国14个国家级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虽然经过多年的扶贫攻坚,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仍然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因此,在相关数据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微观角度对武陵山片区低收入群体的经济贫困现状进行分析,进而得出武陵山片区低收入群体的贫困特征,对武陵山片区的扶贫攻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四省藏区多维贫困空间分异及基层能力建设

四省藏区作为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后程的重点和难点。基于2014年采集的“十二五”期间全国“整村推进”项目村基础数据,借鉴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对四省藏区村域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分解,并基于拓展的能力视角探讨了村级组织能力禀赋对四省藏区村域多维贫困状况的差异化缓解作用。结果发现:除经济贫困之外,四省藏区还遭受基础教育和生产生活条件等维度的多维贫困,且存在空间异质性,云南和青海藏区是四省藏区中多维贫困问题最严重的区域;生活水平条件和村域发展资本维度对四省藏区的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最高;基层组织能力禀赋会显著影响四省藏区村域的多维贫困状况、缩小地区差距,在深度贫困地区更加显著。根据研究结论,从覆盖基础教育设施、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基层组织能力建设三方面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提供政策参考。     

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关系——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采用SBM模型和熵权TOPSIS分别测算武陵山片区42个国家级贫困县2010—2016年旅游扶贫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运用耦合度模型探析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关系。结果表明:①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效率整体水平较高,在小幅度波动中稳步上升,但各国家级贫困县旅游扶贫效率差异显著。②武陵山片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综合指数较低,经济增速缓慢,区域差异显著。③研究期内,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较高且呈持续上升态势,二者处于良性协调发展状态;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双向正相关关系,相较于旅游扶贫效率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区域经济水平的增长对提升旅游扶贫效率作用更加明显。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农村多维贫困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农户往往面临着多重风险的冲击,准确测量农村多维贫困程度、探明多维贫困的形成原因,对制定有效的缓贫政策至关重要。以石羊河流域96个乡镇为研究单元,采用UNDP-MPI、泰勒指数、空间自相关及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了石羊河流域农村多维贫困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2001—2016年石羊河流域多维贫困指数呈下降趋势,降幅达51.83%,且多维贫困指数的区域差异呈扩大趋势;经济维度和生活水平维度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度均趋于下降,其中,经济贡献度降至0,而健康维度和教育维度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度均趋于上升。(2)由较重度贫困乡镇为主转变为以较轻度贫困乡镇为主,流域农村多维贫困热点区和冷点区在波动中呈收缩态势,其中上游形成稳定性热点区,下游形成稳定性冷点区,石羊河流域农村多维贫困在空间上呈上—中—下游递减的分布格局。(3)交通通达性、对外联系度和区位等因素对农村多维贫困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提高交通通达性和对外联系度有助于降低多维贫困程度。     

什么样的农户更容易贫困——家庭结构视角下的多维贫困精准识别研究

文章以全国191个贫困村3101户家庭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修正的FGT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测算了不同类型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并使用Logit回归模型,对农户家庭类型与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较高,当前建档立卡的识别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和错漏。从家庭结构的特征来看,家庭结构为单身或夫妇、单亲与孩子、四代同堂的农户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不同子女数量的二代家庭的多维贫困差异并不明显,子女数量并不必然导致家庭陷入多维贫困。此外,不同类型农户的多维贫困指标贡献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为此需要提供基于家庭结构差异的多元化识别和帮扶措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治理挑战及减贫合作启示北大核心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面临较为严峻的减贫挑战。基于“消除一切形式贫困”和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构建多维贫困分析框架,从贫、困两方面分析沿线国家的极端贫困、中度贫困和多维贫困状况,并从政局稳定、经济和社会制度角度解析贫困治理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沿线国家消除极端贫困取得明显成效,但极端贫困问题依然严峻;中度贫困发生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度贫困人口数量占全球贫困人口总数比重趋于上升;沿线国家农村面临严峻的多维贫困挑战;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贫困人口最多,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次之。建议针对“一带一路”沿线重点贫困国家和经济走廊,与中国合作建立利贫性经济增长、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多维度精准扶贫的减贫机制,共建“减贫之路”和“增长之路”。     

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1991-2011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选取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的10个指标,从剥夺得分的角度对1991-2011年中国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和动态分析,并对多维贫困进行了4种分类和测算,考察了这4类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情况.研究发现,我国的多维贫困正在向有利的方向变化.具体来说,第一,多维视角下中国的减贫效果好于单一收入指标下的减贫效果;第二,城乡多维贫困呈现一定的收敛趋势,农村对贫困的贡献在2000-2011年有所下降;第三,早期多维贫困人口中极端贫困比重超过60％,但后期该比重降至不到30％.     

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可及性:组固定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计算了多维贫困、贫困发生率及贫困脆弱性,多维贫困由健康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条件贫困三个维度构成,以多维贫困作为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代理指标。并结合分组固定效应模型与二阶段最小二乘方法,对由地方政府自主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值表示的财政分权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及贫困进行省际层面平衡面板分析。结果显示:财政分权提高了公共服务可及性,但财政分权对贫困发生率及贫困脆弱性影响微弱;财政分权降低了多维贫困中的生活条件贫困,并没有使多维贫困中的教育及健康维度贫困下降;财政分权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提供,对城市地区的公共服务提供没有显著影响,财政分权与多维贫困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