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估算

本文将社会资本嵌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对1988～2008年期间中国48个重点城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了估算和比较.其中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人力资本估算采用受教育年限法,而对于社会资本的估算则建立和采用基于永续盘存法和社会网络关系的经济学测度模型,并在模型中对工作流动对社会资本的贬值进行考虑.研究表明.处于城市化第三阶段的城市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初始存量低于其他城市化阶段.整体上,任何城市化阶段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均呈现增长趋势,而城市化第三阶段的社会资本初始存量却高于其他城市化阶段.但无论任何城市化阶段的城市社会资本均呈现下降趋势,处于城市化第三阶段的城市下降速度最快.     

上海近代崛起的人力资本因素分析——1933年上海人力资本的估算及与全国的比较

居于中国近代化中心地位的上海,当时的人力资本状况与近代化进程之间有何联系?文章运用现代人力资本估算中的LIHK方法对1933年上海和中国的人力资本进行了估算和比较。结果表明:上海在平均人力资本上具有极其显著的优势。1933年,上海人力资本总存量占当年全国人力资本总存量的26%以上,其平均人力资本约为全国平均人力资本的33倍。与物质资本相比,上海1933年平均人力资本仅及平均物质资本的27.7%,但这一比例仍大大高于全国的水平。     

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与中国农业发展——1985-2005年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率的实证与比较

放松劳动力同质性假定,本文在充分考虑人力资本的条件下估算了1985—2005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比较了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误差影响,分析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率的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经济增长中各要素的贡献情况及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关系。     

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差异与经济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基于人力资本价值与劳动者收入内在逻辑关系的人力资本存量估算方法,对中国西部地区内外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差异进行比较。同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作用下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农村外出劳动力收益与人力资本状况相关性研究

文章就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收益与其内含的人力资本状况进行相关性研究.关于外出劳动力我们定义为在城市从业但不具有城市户口的农村劳动力,即农村外出劳动力.该项研究依据的数据资料是课题组在2002年夏秋进行的全国性典型调研.在对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状况,并使用计量经济学的相关模型和方法估计了农村外出劳动力不同形式人力资本对收益产生的影响.文章最后对估计结果进行了讨论.     

中国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估算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作为 2 1世纪的世界大国 ,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的发展路线必须以自身的资源为基础。本文估算了中国的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 ,并同美国进行了比较。由于中国资本总量相对于产出较小 ,资本收益率高于美国。人力资本较高的收益率反映了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和人力资本供给受到的制约。与发达国家比较 ,在投资成果接近的前提下 ,目前中国的人力资本生产成本较低。从产业结构分析 ,由低级劳动密集型向高级劳动密集型或人力资本密集型转化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种可能选择。     

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工城市留居意愿——人力资本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将2012—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形成混合截面数据，本文在县域层面分析流入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长期留城意愿的影响。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长期留居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数字经济指数每提升一个标准差，农民工留城意愿增加10.3%。数字经济对留城意愿的促进作用存在人力资本异质性，对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的影响较低人力资本农民工高1.3%。机制分析表明，支付便利性是人力资本异质性的主要原因。尽管数字经济发展引致城市劳动力需求结构偏向高人力资本农民工，但学习效应下低人力资本农民工更快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缩小了两类农民工的工资差距。本文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农民工福祉问题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讨论提供了新视角。     

贫困县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基于陕西省44个县统计数据分析

人力资本是影响和制约县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贫困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如此。本文采取实证分析方法,对陕西贫困县域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进行估算。结果显示,贫困县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在引入人均物质资本水平相近县经济增长比较分析后发现,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县域具有较高的增长率,进而提出大力发展贫困县域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     

京津沪资本存量估算与经济增长因素比较研究

利用1952年～2002年的年度统计数据，本文估算了京、津、沪三地历年的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在此基础上通过总量生产函数对各要素的产出弹性进行估计。着重考察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对京、津、沪的要素贡献率比重进行了比较。     

跨越世纪的城市人力资本足迹——历史遗产、政策冲击和劳动力流动

本文利用来自中国跨越几个世纪的独特数据,研究了影响城市人力资本发展的三股力量:历史上的人力资本遗产、政策冲击和劳动力流动。研究发现,历史上的人力资本(以明清时期的进士数据衡量)为当代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高校院系搬迁的政策冲击也对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间,计划经济时代政策冲击的影响逐渐减弱,市场经济环境下劳动力(特别是高技能劳动力)更多流向了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城市,城市间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又向历史上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逐渐收敛。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城市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地理区位有关,离大港口较近的城市有着较好的历史继承下来的人力资本基础,又在经济开放条件下产生了较高的人力资本回报,吸引了更多高技能人力资本的流入。本文研究展现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城市人力资本的发展足迹,揭示了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城市发展的路径依赖性以及与区位的关系。     

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空间布局与网络分析

空间集聚是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活动的重要特征。基于Thomsonone数据库中1996—2018年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交易数据，以风险投资交易双方公司均位于中国大陆城市的每一笔风险投资交易事件为例，分别从纵向历史演变和横向空间布局视角对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发展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发现：近20年来，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经历了孕育起步、快速发展、稳步调整和理性规范4个发展阶段；互联网、新能源、计算机软件与服务等高新技术行业是风险投资热点领域；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存在明显的城市集聚特征，且相较于风险资本接受城市，投出城市的风险资本资源更为集中；城市之间的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交易联系并不紧密，风险投资网络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北京、上海、深圳为典型的资本密集型风投城市，杭州、广州、武汉等则为典型的技术密集型风投城市。该结论可为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事业发展及风险资本资源在行业和空间中的合理配置提供参考。     

基于人力资本价值链理论的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研究

城市国际人才争夺战由来已久并不断升级，但针对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水平、影响因素和差异化政策供给的研究鲜见。以“国际人才集聚指数-国际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国际人才集聚政策”为研究主线，以中国36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通过构建人力资本“投入-过程-产出”价值链理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指数排名分为3个差异显著的层级。其中，第二和第三层级之间无较大差距，但与由北京、上海组成的第一层级相比大幅落后。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分化明显，第一类城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全球城市品牌文化；第二类城市为创新型经济发展；第三类为外资传统工商业企业和产业集聚。对应地，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政策供给围绕外资传统工商业国际人才集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国际人才集聚、多样性和包容性国际人才文化氛围营造存在三大差异化选择。首次构建人力资本“投入-过程-产出”价值链模型，为从机理上深入探索中国各类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模式及提升路径奠定了基础。     

基于人力资本价值链理论的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研究

城市国际人才争夺战由来已久并不断升级，但针对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水平、影响因素和差异化政策供给的研究鲜见。以“国际人才集聚指数-国际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国际人才集聚政策”为研究主线，以中国36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通过构建人力资本“投入-过程-产出”价值链理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指数排名分为3个差异显著的层级。其中，第二和第三层级之间无较大差距，但与由北京、上海组成的第一层级相比大幅落后。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分化明显，第一类城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全球城市品牌文化；第二类城市为创新型经济发展；第三类为外资传统工商业企业和产业集聚。对应地，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政策供给围绕外资传统工商业国际人才集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国际人才集聚、多样性和包容性国际人才文化氛围营造存在三大差异化选择。首次构建人力资本“投入-过程-产出”价值链模型，为从机理上深入探索中国各类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模式及提升路径奠定了基础。     

中国工业增长因素的实证研究

使用参数估计法与隐型变量法估算了1952-2009年中国工业的增长因素。研究发现，1952-2009年我国工业总体上表现为典型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但在不同时期各增长因素的重要性表现出阶段性特征，特别是1996年后，智力要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度第一次超过了初级要素投入的贡献度，成为推动中国工业产出增长的首要因素，表明中国工业的增长方式开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进一步推动我国工业的集约型增长，需要遏制资本产出弹性的下降趋势，并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     

市域知性管理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在新时代,加强与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是中国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首先,将企业层面的知性管理理论引入城市治理,提出市域知性管理理念,构建市域知识资本与性格特质评价体系以及耦合协调度测量模型,以中国内地30个省会城市或直辖市为对象,实施知识资本与性格特质评价及耦合协调度实证测量;然后,采用线性回归、岭回归分析模型与Sobel检验程序,测量市域知性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关系,证实知识资本、性格特质及其耦合协调关系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积极影响;最后,从市域知性管理视角提出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互联网金融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吗

互联网金融作为基于互联网的新金融模式，通过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影响企业研发创新。基于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互联网金融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探究产业发展、传统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对互联网金融创新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可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发现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发展、传统金融发展以及人力资本水平与互联网金融具有互补性，有利于增强互联网金融创新效应。此外，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在科教水平较低的城市和级别较低的城市具有显著创新效应，区位因素并不是影响互联网金融创新效应的显著性原因；互联网金融在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的创新效应大于其它城市。     

外商直接投资对人力资本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1999～2008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流入东部和中部地区的FDI有利于人力资本结构提升;二是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力资本结构之所以提升,主要是由于FDI增加使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部分增长,同时抑制了只受过基础教育的人力资本部分;三是流入西部地区的FDI对人力资本结构提升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主要是由于流入西部地区的FDI量小,对各层次人力资本部分的影响均不显著的缘故.     

The effects of corruption on the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process: Evidence from Vietnam

This study aims to identify the effects of corruption on the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process in Vietnamese provinces/cities. I employ labour quality assessments of firms as a proxy for human capital and divide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to the following two processes: an educational process and a process through which educational outcomes and worker training transform into labour quality. The estimation results have some notable implications for the Vietnamese context. Corruption has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effects on human capital. On the one hand, corruption reduce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local government spending o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and worsens labour qual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evalence of corruption in provinces/cities increases the advantages of local schools in the competition to obtain fund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ence, corruption enhances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in those reg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corruption adversely affects human capital overall.     

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只是线性关系吗

本文通过引入人力资本部门内的溢出效应,在理论模型推导基础上,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鲜明的非线性关系,且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门槛值(7.68)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81);同时,由于受人力资本自身存量以及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非线性关系,只存在一般的线性关系。     

社会资本可以增进企业风险资本获取能力吗

以2009年10月到2015年12月在中国创业板上市的49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验证了社会资本对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首先，将社会资本划分为政治关系资本和行业关系资本，然后，将其中的政治关系资本进一步细分为官员型政治关系资本和代表委员型政治关系资本，更加细致深入地验证了社会资本对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如下：①无论是政治关系资本还是行业关系资本都有助于企业获得风险投资，表明社会资本可以向外界传递出反映企业高质量的信号，从而帮助其获取风险投资以缓解融资约束；②官员型政治关系资本同样有助于企业获得风险投资；③代表委员型政治关系资本对企业获得风险投资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