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垄断下中国垄断行业改革:逻辑次序与路径选择

我国的垄断现状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衍生而来的,其本质特征是寄附于自然垄断之上的过度行政性垄断。垄断行业改革涉及竞争、产权、规制与治理等多个层面,它们之间的不同组合及其协同互动关系共同决定了特定行业的产业绩效水平。中国的垄断行业改革,必须遵循优先重构规制体系、分类渐次破除行政性垄断的总思路,从产权、竞争、规制与治理等各个层面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财政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作用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也是企业改革发展到今天的必然选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又必须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等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财政作为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也应相应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造条件。 一、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导致了财政分配关系的一些重大变化: 其一,财源结构的变化。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试论如何理顺国有企业产权关系

试论如何理顺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杨小东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如何使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重点在于改革国有企业的制度，即必须改革传统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实现企业内部产权关系的明晰化，硬化国有财产责任约...     

国有企业的市场目标和社会目标相融性探析

国有企业以市场目标和社会目标的相融及国民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改制方向,实质是在制度层面重新权衡效率和公平两大标准,从而使其成为经济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重要微观基础.国企双重目标相容的宏观体制背景是在中国整体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同时,经济的"体制结构"在转轨末期趋向一个稳定的均衡值;微观层次上关键要把握好以民营化为主的产权改革的范围和限度,避免惟产权、惟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单一化、固定化改制思路造成双重目标相容失效,因地制宜地寻求适合不同国企的重构模式应作为对延续了近20余年国企产权改革路径的重新调整.双重目标相融作为战略机遇期结束时刻国企改制的方向必须还要消解:行政垄断、财政资源紧张和垄断性福利等基本约束条件.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三个基本问题

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到底应该怎样进行，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到底该如何构建，这些问题早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持续键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本从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展开了创新性的思考，阐述了国有企业改革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操作路径，试图为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提供一些新思路。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层次与重点

产权改革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应该理清思路分层次有重点地进行。改革以建立和完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运行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涉及到基本层级、运行层级和企业层级三个方面,不同的层面应该有不同的要求。首先,马克思产权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的共同点,为理清产权改革的思路提供了线索。(1)产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把完善产权制度放在重要位置;(2)产权的核心是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必须高度重视国有资产出资者、经营者、劳动者之间的利益…     

中国转型时期行政性垄断的制度成因及其破解

行政性垄断是中国转型时期特有的经济现象 ,也是当前中国垄断的主要形式。作者认为 ,政府与企业间难以分割的经济利益及政治利益关系、以及具备独立利益主体的地方政府 ,是行政性垄断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而“诺斯悖论”的存在则加大了政府反垄断的难度。消除行政性垄断 ,必须从深化体制改革入手 ,坚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明确产权关系 ,真正实现政企分开 ,并重新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浅说

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首先界定产权关系，以往企业改革始终围绕转换经营机制，但收效甚微，皆因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引向深入的前提和基础是明晰产权并积极推进产权主体多元化，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引赂深入的前提和基础是明晰产权并积极推进产权主体多元化，要高度重视产权的流动性，无论是从微观经验的角度，还是从实现经验的角度来看，现代产权制度的内在要求都是产权流动。产权失去流动性，就不可能形成完善的现代产权制度。     

产权多元化:国有企业改革再定位

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由于企业理论和改革实践的不成熟 ,导致国有企业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局限于所谓“政企分开”的产权明晰层面上 ,似乎只要实现了两权分离并赋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就能塑造出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 ,就算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是否言明 ,企业法人产权实际上被视为现代企业制度运作的产权基础 ,相比之下 ,投资者产权则遭到不应有的忽视。而事实上 ,国有产权所固有的“所有者缺位”特点 ,使得国有企业不能彻底摆脱来自政府的行政干预 ,依然难以建立高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难以应付由于监督不力而产生的“内部人…     

明晰产权主体推进国企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中央决定把“产权清晰”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决策，它抓住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环节。但是从一个时期的实际操作看，对于什么是“产权清晰”并未达成共识，直接导致产权改革不够规范。一是把产权清晰理解为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归并，似乎由经委、计委、财政、劳动、人事等多家共管国有企业转向由国资委一家专管，就是产权清晰、所有者到位了。     

人力资本产权的引入与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

当国有企业引入人力资本产权、把国有企业看成一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特别合约时，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文化也进行了制度创新，从而大大节约了国有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进而指明了未来国企改革的新方向。     

我国国有经济的双重目标与TFP核算的微观基础

本研究主要讨论中国与美国的经济规模比较问题。本研究以1995年为基年,用生产法测算中美货币的双边购买力平价(PPP),并得到中国国际可比的GDP。本文把各研究者对中国国际可比GDP的测算结果外推到2004年,与其他估计相比较,本文对中国国际可比GDP可能提供了一个更合理的估计。在2004年,中国国际可比GDP接近于美国的1/3,而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超过了日本。研究结果否定了所谓以1000美元为发展阶段划分的论断。在某一年份中国可能具有不同的以美元表示的人均GDP,如2458美元(2003年美元)、523美元(1964年美元)或1241美元(1980年美元)。     

深化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当前影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因素是资源行政性配置量中的权力市场化、市场体系的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中的分配不公及利益失衡等体制性因素。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继续深化行政性垄断部门的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和运行机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和完善分配制度等体制改革,从根本上革除影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性因素,不能因为改革过程中由于改革不完善而出现的经济社会的不和谐而废止改革。     

经济制度安排、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经验研究

本文分析了经济制度安排和贸易流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该国经济增长以及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九个经济制度安排变量中对一国贸易流量影响作用最大的经济制度安排变量是该国的贸易政策,对一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影响最大的经济制度安排变量是该国的产权保护程度。从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分析发现,在所有的经济制度安排变量中,一国产权的保护程度对该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最大;同时产权保护的程度和政府干预对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     

问责制度、产机变迁与国企改革:基于代理成本的分析

本文回顾了国内有关国企改革的争论,提出产权并不是制约国企发展的关键变量,同时实施竞争性环境、减轻政策性负担、硬化预算约束这些政策也无法真正提升国企绩效.笔者认为代理成本问题是阻碍国企发展的核心环节,并建立理论模型证明激励和监督机制,所以在代理成本这个环节实现了逻辑的统一,而非国内学者所争论的那样对立.最后基于全文的分析,笔者提出在不同特性的产业,产机变迁和问责制度具有各自的优势,是国企改革的两条不同路径.     

国有企业新型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及改革探析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一直是改革的重点之一。随着国企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这一问题从形式上可以说已经得到解决。然而,2004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充分说明,公司治理结构在国企中还未真正确立,或者说是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国有公司治理低效的根源是产权问题,因此,只有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国企人的理论假设与制度安排

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主要源于理论假设错误所导致的政府、市场和企业功能紊乱，从而在制度安排上混淆了产权、所有权和所有制的经济功能；特别是基于错误理论假设的刚性一元化意识形态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改变理论假设前提，重构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在制度安排上确立国有产权的各类交易主体及其所有权，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去除僵化的模式．这三大方面是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Cultural globalisation,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and the unequal accumulation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National economies used to be characterised by cultural standardisationand social protection. Globalisation pushes cultural standardisation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national states and induces a globaldilution of the standards of social protection. At the sametime, if national economies specialise according to their comparativeinstitutional advantage,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may helppromote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and variety in welfare policies.However, the institution of a global system of intellectualproperty rights may seriously limit the ‘biodiversity’of capitalism and imply a global revenge of a new internationalform of Taylorism. The overall result may be a very unequalaccumulation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Paradoxically, the modernglobal economy may end up sharing some aspects of the agrariansocieties that have been displaced by modern nation states.     

知识产权运营领域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路径研究

基于马克思经济学资源配置理论,探讨知识产权运营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联性。在梳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基础政策、关联政策和专门政策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大数据平台系统、大数据金融产品、大数据中心建设和大数据产业应用联盟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第一,我国知识产权运营领域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主要存在3大瓶颈：数据要素产权界定不明、交易流转不畅及安全监管不易;第二,知识产权运营领域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路径需从加快知识产权运营数据汇聚共享、推动知识产权运营数据产业化应用和强化知识产权运营数据安全治理3个方面予以完善。     

论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事权和支出责任分离

原有分税制改革受各种因素制约,制度框架继承了各级政府间原有的支出事项,与事权的关联考虑不多,缺乏明晰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规范划分的政治机制,同时政府间财政收入的分配格局并未伴随财政职能的下放而发生根本性变革,产生了政府间事权、支出责任、财权、财力不相适应的矛盾,引致事权重叠交叉、事权与支出责任分离、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事权与财力不确定等问题,带来制度激励偏离公共性和治理失效的风险,亟待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以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政府治理整体效能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