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刍议

创新城市基层管理,解决街道办事处“错位”、居委会“越位”、政府公共管理“缺位”问题,成为摆在当前地方基层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通过对国内外城市社区治理经验理论的梳理,着眼于贵阳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贵阳模式”进行研究,认为“贵阳模式”对构建城市基层新型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探索一条转型期的基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道路,提出了一种可行的路径。     

城市基层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

城市基层政治权力结构是国家实现对基层社会管理的最直接载体,也是检验国家对社会控制强弱的显示器,它的变迁可以折射出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强弱衍变。笔者在对上海城市基层社会的调查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政府主导的以社区制建设为方向的城市组织体制改革,正悄悄地使城市基层社会的权力分布发生迅速变化。这是政府为适应城市建设的更快发展而采取的适应性调整,虽未触及整体框架的变动,但从基层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来看,政府的许多政策创新与组织创新都明显地促进了基层政治权力的分化和重组,使国家与社会之间原有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同时实现了政府对基层社会各阶层的有效动员,促进了城市基层政治的进一步成熟和城市基层社会的进一步稳定。     

职业环境变迁与基层政府公务员心理的嬗变

伴随着我国的政治环境从官僚化转向民主化、经济环境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社会环境从单一化转向多元化、体制环境从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广大基层政府公务员的职业环境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其职能与职责也随之进行了新的调整。这种紧迫感和变化感势必给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心态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从而对基层政府公共行政管理水平的发展和提升造成影响，也改变着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工作状态，塑造新的行政氛围和社会环境。对此，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和关注。     

以创新精神探索街道社区党建工作新路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功能的逐步拓展,城区街道办事处在社区服务、城市安定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加强街道社区党建工作已成为紧迫之举。 一、加强街道社区党建工作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在当今社会,城市的每个街道都是“小社会”,街道办事处则成为一个“准政府”机构,社区党建无疑是城市基层党建的“重头戏”,事关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双文明建设、保持社会稳     

建立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几个问题

居委会是中国城市管理最基层的组织，是整个城市管理系统的“神经末梢”。成千上万的居委会将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是政府与人民群众互相联系的纽带。在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居委会作为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是中国单位体制的一种延伸，是对那些没有正式单位的人员的一种管理组织，负责的工作也比较简单琐碎，如贴通知、打扫卫生等。但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大量的新问题、新情况都开始涌入社区，使居委会所处的环境、面临的任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居委会向社区管理委员会转型是客观要求所在。但是这种转型不是一磋而就的，需…     

城市安全与危机管理

从全球化视角看城市安全与危机管理城市安全是指城市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文化、人身健康以及资源供给等方面保持的一种动态稳定与协调状态,以及对自然灾害和社会与经济异常或突发事件干扰的一种抵御能力。城市安全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城市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稳定与安全,就不可能有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安全一般包括城市生态安全、环境安全、经济安全、技术安全、社会安全、防务安全、人身安全、食物安全和能源安全等多方面的内容。政府危机管理是政府针对危害城市安全的突发危机事件的管理,目的是通过提高政府对危机发…     

农村复杂利益结构影响下的基层政府环境行为

由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农村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形成了复杂的利益结构,在不同农民阶层中出现的转化、结合、复合等现象又加剧了利益结构的复杂态势。在这一背景下,农村环境污染事故、环境恶化作为致病因的疾病高发现象频繁出现,农村环境持续恶化。基层政府在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时需要面对不同阶层农民的复杂利益诉求,多数农民在收入来源上对精英阶层的严重依赖、农村各阶层尤其是精英阶层与基层政府官员在追逐经济利益目标上的高度一致,以及农村社会秩序对基层政府环境行为的现实约束等因素,使得基层政府环境执法不作为和消极作为的现象非常普遍,环境执法效果不彰。提高基层政府环境行为绩效、改善农村环境现状需要着重从构建农民环境利益表达机制、完善环保行政问责制以及相关制度的配套建设等方面多加努力。     

制造同意:基层政府怎样吸纳民众的抗争

学术界对维稳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适应性和弹性的威权国家来解释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从能动的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来解释群体性事件的产生.然而,由于缺少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理论以及政府和民众之间互动的经验资料,目前对于维稳的机制和影响的研究还远远不足.本文运用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通过华南和华北两个城市的田野调查资料,分析了基层政府吸纳工人、农民和业主抗争的微观过程.基层政府在日常维稳的工作中发展出三种策略来制造同意:将抗争中的讨价还价常规化、惯例化(物质上的让步);设计和实施一套科层制游戏(程序同意);在稳定和平安的口号下构建一个以信息和服务为导向的政府(道德领导).通过深入分析政府和民众在这一过程中丰富、生动的经验,笔者发现维稳是通过同意和强制之间不稳定的平衡,即政府权威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妥协来达成的.     

新增长机器与中国城市发展

"增长机器"是全球化激烈竞争环境下城市政府与某些能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资本力量结合的一种城市增长联盟,它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谋求城市经济的发展。目前,这种情况在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发展中广泛存在,并突出表现在房地产市场。它在使城市获得短期经济快速增长和面貌巨变的同时,带来了广泛而严峻的经济、社会负效应。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是弥补增长机器模式缺陷的一种有效方式,可称之为一种新的增长机器,并将实现中国城市的良好发展。     

经济转型时期基层政府行为约束激励机制分析

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不仅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也是基层政府的重要使命。如何促使基层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大课题。目前我国基层政府行为的约束激励机制与市场经济要求产生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职能改革的进程,因此必须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约束激励机制。本文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就当前基层政府行为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完善我国基层政府行为的约束激励机制做出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