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如何建立“治污”“管污”的新型环保关系

工业企业既是工业污染的主要来源,又是工业污染控制的主体。一直以来,我国的工业污染防治管理体系基本上是围绕如何控制企业污染产生、排放和治理而建立的。回顾近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工业企业污染控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00年底,全国所有工业企业基本上实现达标排放,污染物     

工业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基于中国1998—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1998—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取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污染排放等五类工业污染指标,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污染指标得到的环境——收入曲线形状不同,包括倒U型、N型、U+倒U型等。就本文选取的污染指标而言,只有北京、上海、天津等少数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环境拐点,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的关系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差异显著。     

中国工业污染变动态势及其EKC实证分析——基于生态阈值视角

以中国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浓度、国家规定排放标准限值为依托,构建兼顾污染物实际值、生态阈值、最优值的工业污染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Stossel指数调整模型与综合评价模型,分析1993—2014年中国工业污染变动态势以及关键污染因子,进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结果显示:(1)除1997—1999年以外,工业"三废"主要指标以及工业污染状况综合分值整体上呈现递增趋势。(2)化学需氧量、挥发酚和烟粉尘三类污染物的排放浓度曾突破生态阈值,是可能引发生态突变的关键污染因子,应当引起重点关注。(3)工业污染状况与工业总产值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目前处于临近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左侧。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2—200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3个角度对我国工业SO2、废气、废水、粉尘、烟尘的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并对城市化水平对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与工业规模效应、城市化水平均呈倒U型曲线关系;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在不同年份对我国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下降的影响方向和贡献程度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技术效应的贡献最大;技术水平提高是城市化促使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经济增长背景下浙江省城乡工业污染转移特征及动因

利用2012年7月我国环境保护部公布的重点环境整治行业信息数据及2001—2010年《浙江统计数据》,对浙江省城乡工业污染转移存在的问题及动因进行系统考察。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绝大部分重点污染企业都分布在乡村,且呈分散独立经营状态,这增加了工业污染源整治的难度;政府对乡村地区的环保投入较少,导致城乡工业污染转移态势加剧、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以污染密集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污染天堂效应是浙江城乡工业污染转移的最根本原因。     

县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以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为例

说到环境污染,人们最先想到工业企业排放出来的三废,然而现今中国农业污染严重程度绝不亚于工业污染,甚至已经超过。为了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将以江西永丰县为例,结合中国目前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对县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做一个简要规划。     

我国排污收费制度的两个缺陷

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的建立,是我国环境保护尤其是污染防治方面的一重大成就。但在其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征收排污费和征收超标准排污费问题。1989年颁布了《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企业事业单位,依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     

中国工业污染治理二次失效经济分析

随着中国的工业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十年来，国内环境监管者对工业污染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进行治理，其中包括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然而所取得的成果却不甚令人满意。得出中国工业污染治理存在着二次失效的结论。为防止这种二次失效的发生，监管者可以对不同规模的工业企业采取不同的政策分别进行监管，从而达到最佳的效果。     

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我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们的生活质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污染排放与我国现有排污权交易制度冲突日益加剧.顺应形势,近年来我国在排污权交易制度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立足我国实际,排污权交易作为环境保护经济手段的一种运用,在我国已有了成功实践,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实践应用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法律不健全、监督力度差等,本文在分析我国推行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实践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目前在我国实施排污权交易的政策建议,使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更加完善.     

工业污染变化的多地区分解分析——以无锡市工业SO_2为例

本文运用分解分析方法对工业污染变化进行了地区分解、影响因素分解和综合分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包含地区因素的工业污染分解模型,运用模型对2001～2005年无锡市工业SO_2排放污染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无锡市工业SO_2排放量的变化主要是江阴的经济规模、能耗技术和排污技术,市区的经济规模和能耗技术.以及宜兴的经济规模共同作用的结果。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再考察——基于外资来源和行业差异视角

基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GMM估计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于不同污染物的影响效应存在巨大差别,FDI提高了工业废水排放,降低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进一步分析表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港澳台投资和外国投资的质量和行业分布差异。港澳台投资具有负面的环境绩效,而外国投资对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具有改善作用。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分析不同行业的外商资本金构成情况,发现不同来源的FDI在行业间的分布情况存在差异。FDI的质量和行业分布差异,导致FDI对不同污染物产生不同的环境效应。论文为学者们关于FDI对中国环境影响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对中国的引资政策和环境治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在扩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方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3年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构建环境污染强度、环境规制强度指标,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各地区环境污染强度的影响以及环境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各地区是否存在。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的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强度,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所存在的污染避难所效应除了与不同的污染排放物有关以外,还与实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有关,且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一致关系。本文还发现中国各地区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U型关系,虽然目前仍有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强度会随地区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但多数地区处于拐点右侧,因此对环境污染物的强化治理依旧刻不容缓。     

工业行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综合评价--以唐山市为例

以重工业城市唐山市工业生产规模显著增加、“三废”排放量达到高峰值的1997年的数据为基础，本着环境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思想，在当年工业各行业的增加值中去除掉治理环境污染的预算费用，用所得值除以工业增加值，得到各个行业的工业综合效益指数，对照各行业的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和万元产值“三废”排放量的变化，分四种类型分析了各工业行业的综合效益。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生策略

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传统观点认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相到矛盾的,经济发展必须以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若要保护环境则会限制经济的发展。本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由制度设计的不当,导致两的相克,通过观现存的部分环境制度进行改革,并进行环境制度的全新,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激励,将环境保护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相关联,就可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共生。本对环境问题的成因及相关的理论进行分析,并在结论部分提出了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一些对策建议。     

我国节能减排工作中的战略误区与对策研究

分析了2000～2009年我国的汽车产销量和石油产销量,指出由于我们现在存在认识力度不够、产业结构不合理、法律监管体系不健全等影响因素,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文章指出,要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环境问题,可以从强化人们的认识,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可持续能源系统,完善政府节能体系,建立和完善节能保护机制等一系列的节能减排措施来提高我国的环境现状,从而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     

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分析

以2001—2010年中国96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用2006—2010年数据探讨环境管制是否有效抑制外资进入与污染排放。结果发现:(1)FDI能带给中国经济成长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2)人均GDP与环境污染存在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3)产业结构会加剧污染的产生。(4)当地工业总产值过高,使得污染严重,会使得外资转移到西部与中部低GDP区继续去污染。环境管制虽抑制了FDI进入投资,却无法使污染达到减少的效果。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lution abatement costs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industrial sector

Since the 2000s, China has been trying to strengthen emission controls in response to increasing pollution problems. However, strict implementation of emission controls generates pollution abatement costs. Using regional data for 29 provinces in the Chinese industrial sector from 1995 to 2010, this study estimated the pollution abatement costs for each province through the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by applying a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 Moreover, using panel data analysis, this study clarified whether there is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lution abatement costs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 study confirmed that the burden of abatement costs tended not only to occur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but also to increase in the eastern region. Moreover,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is inverted U‐shaped; thus, pollution abatement costs increase, as a negativ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until a certain inflection point, after which they decrease.     

基于环境规制视阈的企业环境责任缺失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也越来越突出。企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者,这是企业典型的负外部性行为。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和企业典型的经济理性,使得企业并不会有效内化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外部成本。这是企业环境责任缺失的表现,也是市场失灵的结果。这需要政府的介入,实施环境规制。但政府并非是完美的,在环境规制过程中出现企业与政府的互动和政府行为的外部性等现象,这也是地方放政府“经济理性”的表现。其互动结果使得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所谓的“利益集团”．地方政府成为企业环境污染的保护伞,这是企业环境责任缺失的深层次原因,从而进一步造成环境责任的缺失。     

论资源环境优化产业升级——以战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为例

本文以日本战后重化工产业结构调整为例,分析日本通过节能环保成功促进产业升级的要素与经验。二战后日本的产业结构和资源环境保护,以1973年为分界点,呈现出"重工业、轻环保"、"重环保、促发展"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在70年代,面对产业结构偏重,环境污染问题凸显的背景下,日本以节能环保为目标,通过实施环境一体化产业政策、调整投资结构、提高公害治理投资比重;调整能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比重;调整出口贸易结构,出口产品向知识密集型产品过渡;强化环境立法、促进企业减排;鼓励节能环保科技研发等综合手段,促使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环境依存度较低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日本经验对现阶段我国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