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阈下的环境经济与自然资源管理——环境经济与自然资源管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随着中国经济步入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新常态阶段,以资源严重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剧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加快破解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推动形成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已经势在必行。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坚持绿色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入探讨自然资源的科学管理模式,推动新常态下的"资源—环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12月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政治关系、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基于2004年世界银行“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由于体制内制度和信贷配给的存在,大量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难,在我国出口增长疲软的情形下,如何缓解企业的融资问题将关系到出口发展的可持续性。本文使用2004年世界银行"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的企业数据,从政企关系角度考察政治关系、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关系。与现有的研究结论和经验直觉不同,本文发现,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不影响融资约束对其出口行为的作用,在面临较紧的流动性约束下,一旦企业获得外部贷款,可能会以高融资成本为代价来获得外部资金以覆盖出口成本和出口投资需求来促进出口,结果融资成本高的企业,反而更有可能出口,出口额也更大。所有权对这三者的关系有重要影响,民营企业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会减轻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而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而言却不存在这样的影响。     

河北省循环经济政策法律保障机制的建立——以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实践为视角

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它通过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和循环化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保护环境和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资源成本和环境代价等要素的引入,循环经济就不是一种自发经济发展模式,而是需要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法规约束来加以推进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国外循环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科学完善的政策法律体系,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保障。     

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成本问题

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建立成本内化的发展模式，以实现低代价的经济增长。对社会发展的成本问题从社会、经济、文化的多视角给予分析，将其归结为：自然性社会成本、经济性社会成本、黄色性社会成本和道德性社会成本等四类，并从经济体制、政府机制、社会结构、历史文化与道德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与解决方案。     

浅谈发展循环经济的现实意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以高速度发展,但是,由于资源开发的迅速扩大和能源消耗的迅猛增长,我国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经济增长是以生态环境成本为代价的。当生态环境成本用尽以后,继续按照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经济,将会彻底牺牲人类的身体健康,使经济增长与我们的生活目标根本相背离。目前,我国经济正是处在这一门槛阶段,资源、环境等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日渐突出,生态环境已处于极为脆弱状态。     

债务高企、风险集聚与体制变革——对发展型政府的反思与超越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债务的形成机制,指出体制性因素是债务高企的根本原因。这一体制性因素可概括为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与软预算约束、金融机构的体制性偏好以及中央政府的最后兜底。文章通过引入国企与政府补贴的BGG模型,刻画了中国债务形成的体制性原因。计量模型分析也发现:导致宏观杠杆率攀升的因素中,体制因素更为根本;在较低收入阶段,公共部门债务特别是政府债务对增长的不利作用较小,但在高收入阶段,以政府和国企体现的公共部门杠杆率对增长和效率的负面作用明显增强。这表明,随着中国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经济赶超的传统发展模式亟待转型。就本文的主旨而言,这意味着:需要破除政府兜底幻觉,强化国企与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确立信贷资源配置的竞争中立原则,完善退出机制,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总之,要超越发展型政府,使之成为"有限的"、服务型政府。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09—2010年

本文依据中国经济增长与价格形成理论模型以及CMAFM计量模型,分析与预测2009—2010年间中国经济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下的复苏过程。本文认为,中国需求管理应该继续采取扩张性政策取向,完成中国经济景气从萧条到繁荣的周期形态转换,并且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模式相适应,形成以促进国内投资需求为轴心的政策架构。     

数字流量模式与企业融资约束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在数字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数字流量模式，加强企业资金利用进而获得发展红利。本文以2007—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流量模式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流量模式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机制分析显示，数字流量模式对银行贷款这一传统融资渠道具有替代效应，并通过改善盈利能力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流量模式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在企业为高成长性、内部控制质量高和媒体关注度高的情况下显著增加。同时，当融资约束得到缓解后，企业更愿意加大生产经营力度，提高投资效率，增强资本密集度。但是，数字流量模式会导致企业面临短期资金偿还压力，降低总资产周转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增加企业的流动性风险。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探索数字流量模式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为上市公司经营战略选择和政府监管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借鉴。     

金融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储蓄动员型向市场配置的消费型经济转变

隐形税收机制瓦解后,储蓄动员型的金融发展模式取代了财政投资的主导地位,通过金融支持政策为公有经济部门融资,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随着市场约束机制的变化,金融支持政策的收益逐渐下降,成本却在递增。本文认为储蓄动员型的金融支持政策在一定阶段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也伴随着一系列经济发展的成本,比如降低了资本配置效率,过度投资产生的宏观经济成本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外部风险加大等。因此,中国金融体制应深化改革,提高金融体系的资本配置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改进。同时,通过发展消费信贷和商业保险,减少信贷约束和不确定性,推动消费型经济的增长。     

中国地方政府主导辖区经济增长的均衡模型

本文分析是在下述背景下展开的:一是上下级政府间存在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二是相对"软化"的制度约束环境;三是地方政府间竞争.基本结论是:在我国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主导辖区经济增长的最优选择是以破坏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为代价追求辖区经济的高速增长.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在"硬化"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制度约束环境的基础上,重塑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以期形成平稳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及前景分析

中国经济在过去26年间持续快速增长,高增长的动力是什么?未来10—20年,能否继续保持这种态势?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本文通过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因素模型,得出如下基本结论:资本投入增加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包括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效率提高、制度变迁等在内的技术进步的贡献也较强,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相对较弱,这与中国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劳动边际效率较低有关。未来16年,中国经济仍可望继续保持适度较快增长,但要达到目前的高速度,将面临投资率继续增高,能源约束加大等矛盾。大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解决这一症结的根本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这种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外商投资分布的不平衡密切相关。本文利用 1 985— 1 999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 ,对外商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在这期间 ,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 ,大约有 90 %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     

资本性支出分权、公共资本投资构成与经济增长

本文建立一个财政分权框架下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最优公共资本投资配置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以我国全国和省份经济数据为基础对本文理论分析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我国公共资本投资构成不尽合理,全国和地方公共物质资本投资比重明显偏低;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公共资本投资事权划分也欠妥,资本性支出分权水平明显过高。这些结论对于我国今后财政政策的合理调整、政府间事权的科学划分具有重要意义。     

投资规模、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

投资规模扩大和投资效率提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中国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发现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提高均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发展长期高度依赖投资规模的扩张,投资效率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挑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投资规模驱动型增长方式向投资效率提高驱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首先建立一个包含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把公共资本投资分为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对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结论是,两种形式的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都可能具有正效应也可能具有负效应,取决于民间经济主体消费跨时替代弹性大小。其次,我们利用向量自回归分析框架,对我国1978—2004年间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实证分析。结论是,我国两种形式的公共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其中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更为显著,而政府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较小,且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对我国今后科学制定财政政策和选择公共投资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

本文结合联立方程模型和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了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1)收入差距在即期对投资有非常强的负面影响,之后影响变为正,再逐渐下降至微弱的负,从长期来看,收入差距对投资的累积影响始终为负;(2)收入差距对教育的影响较弱,其累积影响始终为正;(3)由于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超过了教育,因此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主要来自于投资的渠道。从累积效应来看,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始终呈现出负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发现,经济增长有利于降低收入差距。因此,控制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并反过来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从而可能实现平等与增长相协调的目标。     

资本外逃损害经济增长吗?——对1982年以来中国数据的检验及初步解释

资本外逃通常被认为有害于一国经济增长 ,尤其当资本外逃规模显著并连续长时间的时候。本文基于多位作者关于近 2 0余年来中国资本外逃连续年份估计数据 ,用两种方法回归了资本外逃对同期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指数的影响 ,发现并没有任何计量结果表明资本外逃具有显著负作用。本文认为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中国外逃的资本很大一部分是“迂回性”外逃 ,即它们流出后以外资身份流回国内并参与国内经济增长过程。对中国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来源地区结构的分析、对资本外逃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性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世界银行的相关统计均支持这一观点。     

Endogenous Growth Cycles

This paper uses a variety expansion growth model to show that an economy with a time lag between innovation and widespread use of the new product can experience growth cycles. By allowing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 economy can exhibit period-by-period indeterminacy of expectations. If agents expect that high investment and rapid growth will take place in the future, the economy actually grows faster, and if not, the economy grows slowly.     

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本文首次系统地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出发,运用前沿计算方法,试图回答中国投资率是否过高这一重要问题。本文首先计算了两个投资率:一是境内投资率;二是国民投资率,即(境内投资+对外投资)/GDP。通过横向的对比,发现无论是境内投资率还是国民投资率,即便考虑高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都远高于世界各国。其次,采用经济增长理论的基准模型,利用中国的参数进行校准,并且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逆向积分法模拟中国经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路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上世纪90年代平均境内投资率低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6%,国民投资率4%;2002年后,平均境内投资高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5%,国民投资率12%;1990—2008年实际投资相对福利最大化的投资路径总福利损失约为5.9%,相当于每期损失约3.8%的GDP。最后,本文进一步分析,如果适当地降低国民投资率,同时改善投资效率,中国经济的GDP增长率并不会大幅下降。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与转换展望——基于最终需求角度的分析

基于最终需求视角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提供新的思路。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的投入产出数据,使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对1987—200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1)包括消费、投资及出口在内的最终需求对于我国经济的拉动效果呈现下降趋势,当前经济的生产诱发效果重心主要在工业部门,且迅速地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移;(2)1987—2007年间中国经济的依存结构发生了本质变化,经历了从"内需依存型"向"出口导向型"转变;(3)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最终需求的拉动,但动力来源结构在此期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后,本文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