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融资成本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检验。以2012年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印发绿色信贷指引的通知》为自然实验，使用2007—2021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影响机制来看，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提高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加权平均资金成本以及降低权益融资成本渠道影响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同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内部控制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绿色信贷能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吗?

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上市公司年报中绿色转型的词频数来刻画企业绿色转型程度,探究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融资成本与绿色代理成本是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三条路径,且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作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和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不显著,绿色信贷主要通过增加融资成本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以及通过降低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地区金融监管强度更高、金融发展水平更低和商业信誉更高的企业中,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     

雾霾污染程度、短期信贷融资能力与企业成长性

近年来,雾霾污染频频来袭,引致重污染企业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进而影响其信贷融资能力及成长性.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377家重污染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雾霾污染程度、 短期信贷融资能力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研究发现,雾霾污染程度与企业成长性显著负相关,即雾霾污染程度越重,重污染企业成长性越差;重污染企业短期信贷融资能力在雾霾污染程度与企业成长性二者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雾霾污染程度可以通过减弱重污染企业短期信贷融资能力进而降低其成长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进一步完善重污染企业环境治理激励约束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外部商业信用与内部环境关注的视角，利用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受限制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量显著上升，且外部商业信用增加与内部环境关注提升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两条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较之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提升更明显；较之于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企业，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更显著；与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企业相比，供应商集中度较低的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更高。总体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发挥了较强的“波特效应”,促进了受限制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     

企业环保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关系研究——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

文章以2011-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建立"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并引入交乘项,以此检验环保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交互关系.结果 显示: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扮演着调节效应,即公司环保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低;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对民营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缓解能力更显著;相比于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对东部地区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缓解能力更显著.基于此,提出完善环保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环保信息披露的奖惩力度,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审计工作以及引导金融机构等对策建议.     

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本文针对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展开研究，基于2003—2019年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层面的数据，从污染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实证考察了绿色制造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进而分析了“双碳”目标下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及路径。主要结论是：(1)绿色制造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绿色发展；(2)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重度污染制造业行业绿色发展作用更明显；(3)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可以通过节能减排效应、能源结构优化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产业结构绿色高级化效应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由此得出以下政策建议：鼓励制造业进行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并采取适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大能源结构优化力度，促进高效、低碳型能源制造业体系建设；完善绿色制造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增强绿色制造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能力；推动产业结构绿色高级化发展，形成以绿色知识、绿色制造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治理

绿色金融作为结合信贷服务和环境保护的一种新金融方式,是提升企业污染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文章以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展开系统分析。文章构造了包含绿色金融因素在内的企业污染排放模型,证明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规模。绿色金融发展产生的污染减排作用因样本融资约束和污染程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清洁能源利用、污染处理设备投资等方面,从企业生产前端管控和生产末端治理上实现污染减排。同时,绿色金融发展存在溢出效应。此外,文章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依然存在。文章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方式,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建设双赢目标的有效路径。     

绿色信贷对高耗能行业上市企业绿色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六大高耗能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实施对六大高耗能行业企业的绿色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实现;从影响差异性来看,绿色信贷对国有高耗能企业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对不同行业大类高耗能企业绿色绩效均有正向影响但无显著差异,对绿色产业企业绿色绩效存在激励作用。基于此,需要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完善配套支持政策,提升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水平,实施差别化金融政策,以推动高耗能企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环境信息披露如何影响审计费用——基于会计稳健性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探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及其经济后果成为重要议题。文章基于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使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融资约束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重污染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越多，审计费用显著降低，融资约束在环境信息披露与审计费用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企业会计稳健性在环境信息披露和融资约束中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文章从环境信息披露视角探究非财务指标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丰富了现有的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成果，对重污染行业加快绿色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信贷利率向上波动是否会引致绿色企业逆向融资?——基于利率市场化与绿色企业特征双重视角

信贷利率向上波动是否会引致绿色企业逆向融资?本文基于我国利率市场化与绿色企业特征,构建市场化的信贷利率对绿色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市场化的信贷利率对绿色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存在负向关系,并采用信贷利率-资金量的市场供求理论对此结果做了验证.当信贷利率上升,会出现绿色企业融资约束变小,使得融资增加.市场化的信贷利率向上波动会引致绿色企业逆向融资.采用2012-2019年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利率(CHIBOR)一年期利率加权平均值及其标准差和上市绿色企业数据构建静态与动态面板模型分别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市场化的信贷利率及其波动均对绿色企业融资增量有正向作用,即信贷利率向上波动及波动幅度变大均会引致绿色企业逆向融资.根据结论,提出我国绿色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环境信息披露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双重差分的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污染治理工作较为严峻的客观事实,结合地市级与微观企业数据并采用准自然实验法,系统识别了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以不同指标衡量企业创新以及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稳健.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主要通过提升财务绩效与缓解融资约束等有效渠道促进企业创新.此外,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影响效应在地区与企业层面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与环境管制较强地区企业创新受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促进程度较强,且研发强度较高企业、重污染行业所属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从政策中获益更大.     

实质性转型还是策略性回应——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绿色并购是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转型还是沦为策略性回应的工具?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采用内容分析法手工收集重污染企业2007-2019年的绿色并购数据，运用多时点PSM-DID方法检验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并购有效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熵平衡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虽然绿色并购会消耗企业资源，但企业可以通过从内部挤出其它技术创新和从外部享受更多绿色创新补助两种途径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资源支持。此外，绿色并购还具有改善媒体评价、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和提振投资者信心等溢出效应。上述证据表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并非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可以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和绿色印象管理的“双赢”局面。拓展性分析发现，在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强和媒体监督较为健全的地区，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并购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同时，可为碳中和背景下重污染企业如何通过绿色并购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信贷融资约束对员工收入的影响-来自我国企业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文章运用世行《中国投资环境调查》(2005年)中对2004年我国12400家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制造业企业信贷融资约束对员工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所存在的信贷融资约束总体而言会显著地降低员工收入水平,即使是在未获得贷款企业内部,该负向作用仍然显著存在.稳健性检验表明,融资约束对员工收入的负影响这一结论并不随融资约束度量指标、估计模型设定以及融资约束的内生性问题而发生改变.进一步研究表明,短期内企业信贷融资约束对员工收入的显著负向作用由前者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抑制作用直接导致,并且该负向作用在非正规雇佣比重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因为非正规雇佣比重高的企业所存在的信贷融资约束还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从而使员工收入进一步减少.本文的研究成果为从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方面改善劳动力收入提供了经验支持.     

环保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多案例分析

通过多案例研究方式，主要从环保费改税后企业税负变化、研发投入、创新成果和专利情况以及污染处理技术四个方面，分析了环保费改税对于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证实了环保费改税对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有着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的作用，提升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应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补贴支持；不断扩大污染物征税范围，推动“双碳”目标实现；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更新升级生产设备，提高污染处理技术。     

绿色研发补贴与绿色技术创新 ———迎合视角的异质效应检验

绿色研发补贴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鼓励企业从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财政补贴。在“双碳”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导向下,绿色研发补贴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还有待深入研究。文章以企业的迎合行为为视角,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①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结论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②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存在异质效应,表现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优于质量;③企业对绿色研发补贴存在迎合行为,这导致绿色研发补贴产生“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异质效应;④绿色研发补贴的激励异质效应受到行业污染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影响,表现为相较于重污染行业,绿色研发补贴对非重污染行业的激励效果更优,但迎合行为的存在也会导致“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效应;环境规制强的地区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表明强规制能制约企业策略性创新的迎合行为。基于对绿色研发补贴激励效应的分析表明,政府在以绿色研发补贴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时,应警惕微观企业的迎合行为,优化政策工具。本研究不仅深化了绿色研发补贴的量化研究,而且识别并检验了迎合行为的扭曲效应,为完善绿色研发补贴标准的制定和发放以及推动企业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撑和对策建议。     

环保约谈制度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将2014年出台的环保约谈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9～2018年地级市数据和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从城市和企业两个维度验证环保约谈制度对污染排放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环保约谈制度不仅显著降低了约谈地区的工业SO_2排放、工业废水排放以及雾霾污染,而且促进了约谈地区重污染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即环保约谈制度产生了强波特效应。机制检验表明,环保约谈制度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优化治理结构两条途径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并且公众对企业的关注度越高,环保约谈制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越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对环保约谈制度比较敏感;环保约谈制度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显著;环保约谈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呈边际递减趋势。本文结论为更好地落实环保约谈政策,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财政补贴作为一种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对中国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且这一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财政补贴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存在异质性特征,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与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中促进效果更强。因此,应加大绿色信贷贴息力度,降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融资成本;加强政府财政补贴监管力度,保障企业绿色创新技术财政补贴落实;构建数字化政府财政补贴管理平台,畅通政企补贴信息对接渠道。     

媒体压力、融资约束与工业企业碳排放——绿色发明专利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17年沪深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媒体压力与融资约束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探讨绿色发明专利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媒体压力显著抑制企业碳排放,且缓解融资约束可以促进企业碳减排。回归结果还表明,绿色发明专利会削弱媒体压力的碳减排效应,增强融资约束对碳减排的抑制作用,而媒体压力与融资约束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并不存在相互促进或抑制作用。最后,对结论进行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国家队”持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重污染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国家队”这类特殊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对重污染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队”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并且该影响在重污染行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是“国家队”持股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时间越长，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越显著。研究结论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绿色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如何协调环境战略，将规制约束转化为动力，提高绿色创新能力亟待研究。结合制度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基于双元战略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框架，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探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驱动机制的差异性。根据中国重污染制造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与逐步回归模型发现：(1)各类规制均有利于环境双元战略实施，其中，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效应最显著，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分别对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2)各类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从强到弱依次为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和命令控制型；(3)环境规制通过环境双元战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积极作用更显著；(4)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各阶段企业通过针对性响应异质性环境规制和协调环境双元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