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经理薪酬对过度投资的影响

文章在代理理论框架下,基于中国国有企业薪酬管制的制度背景,就经理薪酬对投资过度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我国国有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经理薪酬在企业资本投资决策方面的治理效应。结果发现,当薪酬契约无法对经理的工作努力和经营才能作出补偿和激励时,有更多的证据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存在着因薪酬契约失效导致的投资过度现象。上述研究发现,对理解中国国有企业经理薪酬管制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薪酬管制背景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契约参照点及业绩敏感性研究

基于参照点契约理论,结合我国国有企业薪酬管制的制度背景,文章以中国A股2009—2014年上市公司为检验样本,选取高管薪酬的行业均值为参照点,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参照点效应及政府薪酬管制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对行业均值表现出显著的参照点效应,且这种参照点效应对公司业绩具有促进作用。政府的薪酬管制政策会削弱国有企业高管对公司业绩、同行薪酬基准的敏感性,但对同行薪酬基准敏感性的削弱十分有限。     

国有企业高管限薪:有效管制还是过度干预

本文以2013年到2014年国家相继推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政策作为对于金融市场国有上市公司的冲击事件,分别检验各单一事件和混合事件的市场反应.研究发现,此次国有企业改革背景下对于国有企业管理者薪酬的限制并不是对企业活动的过度干预,而是有效的管制;并且,无论使用绝对薪酬水平还是超额薪酬水平都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薪酬水平越高,其市场反应越大.在获得市场肯定的同时,国有企业管理者薪酬制度改革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

本文从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薪酬管制这一特殊制度背景出发,对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在职消费行为进行理论分析,并对在职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与薪酬管制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经验证据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职消费主要受企业租金、绝对薪酬和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影响;由于薪酬管制的存在,在职消费成为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替代性选择,说明在职消费内生于国有企业面临的薪酬管制约束;与民营企业中内生于公司的薪酬契约相比,国有企业中受到管制的外生薪酬安排缺乏应有的激励效率。     

金字塔层级降低了国有企业的政治成本吗?--基于经理激励视角的研究

文章使用2004－2013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国有企业金字塔层级如何影响经理激励契约，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政治关联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金字塔层级越长，经理薪酬与会计业绩的相关性越强，经理更可能因糟糕的会计业绩而被更换；同时，在经理没有政治关联的样本中，上述现象更加明显。上述结果说明，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是政府放权的一种制度安排，降低了国有企业面临的政治成本。但文章也发现，对于业绩良好的企业，金字塔层级过长可能导致经理拥有过度权力，从而出现操纵薪酬的现象。文章的发现对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国资监管职能转变与央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北大核心CSSCI

国有资产监管职能从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是当前国资国企改革的重大举措。国资委自2014年开始逐步通过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对央企实施“以管资本为主”的试点改革。基于这一准自然实验,本文从高管薪酬契约视角出发考察了国资监管职能转变的经济后果,采用2010-2018年沪深A股央企上市公司数据,结果发现:受到国资监管职能转变影响的试点央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更高,且在股权集中度更高、金字塔层级更短的公司中更加明显,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检验发现,对于那些政策性负担更大、代理问题更严重、受到薪酬管制更小的试点央企,其薪酬业绩敏感性在国资监管职能转变后的提升效应更加显著。上述结论不仅从高管薪酬契约的视角为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如何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体制的改进与完善提供了新的可行路径。     

薪酬管制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超额薪酬的中介效应

在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本文检验了薪酬管制政策对国有企业管理者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呈U型关系；薪酬管制通过削减超额薪酬，进而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现行薪酬管制政策的限薪标准缺乏针对性，致使政策的实施不仅削减了过度激励情形下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超额薪酬，同时还加剧了部分国有企业管理者激励不足的情况；实施股权激励与提高审计质量均有助于弱化薪酬管制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现有薪酬管制政策有效但精准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未来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应在兼顾成本效益的基础上细化限薪标准，力争因地制宜、精准限薪。     

经理任期、声誉效应与过度投资*——U型理论与经验证据

声誉效应可以缓解代理冲突并抑制过度投资,但其效果却随任期期限临近而衰退。本文理论分析了企业过度投资与经理任期之间的U型关系。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门限自回归实证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研究发现：作为声誉效应的代理变量,经理任期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呈U型。在经理任期达到特定门限值42个月之前,经理任期与过度投资呈负相关关系。在门限值之后,声誉效应逐渐失去作用,随着经理任期的增加,过度投资程度提高。     

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刚性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制度背景,公司内外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可能导致高管薪酬具有能升不能降的刚性特征。本文以2005-2010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制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导致高管薪酬不仅具有向下的刚性,也具有向上的刚性;(2)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影响了自身薪酬契约,导致薪酬具有向下的刚性和向上的弹性。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的不对称现象,说明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具有获取私利的动机;(3)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低、公司治理结构也较为完善,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增强,市场化改革减少了薪酬刚性现象。本文为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现象提供了解释,为未来进一步的薪酬制度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识别

由于股东和经理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代理成本问题,使得经理有过度投资的倾向,但是原有过度投资的检验方法并未能准确地界定过度投资行为。本文在综合考虑项目投资的期限、投资的行业差异和投资收益情况因素后确定了过度投资行为的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进行过度投资的识别可以更好地发现存在过度投资的企业,并为进一步研究过度投资的治理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过度投资上市公司在负债比例、投资年度的收益以及是否处于战略扩张阶段等方面和其他上市公司存在显著差异。     

高管薪酬管制分析——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视角

股东和高管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表明,高管薪酬决定机制存在激励过度的内在冲动,高管薪酬管制不仅存在合理性,实践中也非常必要,政府可以通过强化高管薪酬股东决策权、细化高管薪酬信患披露制度及建立奖金回追制度等措施来管制.     

论高管薪酬管控

委托-代理关系导致高管高薪激励的必要性,但事实表明:高管高薪并不一定带来高绩效.经济波动对高管薪酬合理化提出新的要求,理论梳理有助于进一步明确高管高薪及其社会控制的必要性.我国高管高薪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薪酬水平主观定位偏差、资产所有者监管缺位、高管薪酬制度不完善等.国外治理经验表明:高管薪酬控制可以采取控制奖金、离职金及股息等收人直接限制高管薪酬水平,也可以通过征税调节过高薪酬,并建立严格的高管薪酬管理制度,各国已陆续颁布了一些关于加强企业高管薪酬监管的政策规定.针对我国特殊的国情,高管薪酬管控应着力完善薪酬委员会制度健全薪酬管理制度、优化内部薪酬结构、完善绩效考核办法,必要时直接采用薪酬水平限制.     

高管人力资本、高管报酬和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以中部地区上市公司为例

高管人力资本、高管报酬和公司绩效三者之间体现何种关系特征，是企业配置高管人员有效实施高管报酬激励的重要依据，是提升公司绩效的有效保证。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任期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与高管报酬存在负相关关系；高管年龄与公司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与高管报酬存在正相关关系；高管的教育背景与公司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与高管报酬存在正相关关系。公司治理因素尤其是股权因素对高管人力资本特征与公司绩效、高管报酬的相关性有很大的影响。     

大股东治理与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

管理者的机会主义引发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5～2006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及其相关的股权结构特征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1)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呈倒N型的曲线关系,即大股东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督作用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防御效应;(2)非国有大股东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督更有力;(3)次大股东的存在有利于发挥大股东的激励效应,抑制大股东的防御效应,特别是当大股东不处于控股地位时。     

高管降薪政策是否影响国有企业创新*——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经营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探究了国企高管降薪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企高管降薪抑制了国有上市公司的创新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表明，国企高管降薪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抑制程度在不同功能定位的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差异，公益类国有企业受第二次高管“降薪令”的抑制影响比商业类国有企业更加严重。本文为国企高管降薪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国企高管降薪政策方面的文献，对未来国企高管薪酬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职位隔离对高管薪酬性别差异的影响

目前国内对性别工资差异研究很多，但对高管人员薪酬性别差异的分析还较少。本文利用2005-201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综合考虑不同性别在不同职位层级上的代表性的同时，采用Brown分解法分析了高管人员的性别薪酬差异问题。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女性高管在较高层级的职位上代表性不足，同时也存在着“玻璃天花板效用”。女性高管在职位晋升方面受到了严重的歧视，在每一个职位层级上，女性高管职位晋升的门槛值都显著高于男性高管职位晋升的门槛值。男性高管和女性高管存在明显的性别薪酬差距，其中，超五成的薪酬差异是同一职位内的，四成以上的差异是职位间的；而有超七成的薪酬差异无法用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等可观测因素解释。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Legal Investor 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Listed Firms

This paper seeks to relate the increases i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observed in China to improvement of the legal environment. We build a simple model and demonstrate that improvement in legal investor protection reduces the manager's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in order to make the managerial incentives compatible, some of the forgone private benefits have to be compensated in the form of increased executive pay. Using a large dataset on Chinese listed corporations, we find strong evidence that improvement of the legal environment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both the rise i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the reduction in agency cost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our model predictions.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对2006—2011年六年内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与公司绩效、企业规模和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环境有关,具体的影响关系是: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和公司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与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环境存在负相关关系,与高管持股比例相关性不显著。     

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以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在对我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和企业绩效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样本公司的高管薪酬与其绩效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两个财务指标显著正相关,与其他业绩指标不显著相关;在非财务指标中,高管薪酬与资产规模、高管持股、股权集中度、地区等非财务指标相关。这说明,虽然我国上市公司已建立起基于绩效评价的薪酬激励制度,但业绩评价指标过于单一,薪酬激励制度有待完善。     

家族企业高管薪酬机制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338家上市家族企业2006年的数据,研究高管人员薪酬机制对上市家族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高管人员薪酬机制对降低上市家族企业代理成本有显著作用;(2)高管人员家族化背景对薪酬机制效果有负向调节效应,职业经理人薪酬机制的效果比家族管理者更明显;(3)家族自利倾向对薪酬机制效果也有负向调节效应,家族自利倾向越明显,薪酬机制的效果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