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及其结构变化

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关系到企业的治理能力和绩效,进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质量乃至国际地位。本文从增加值视角重新阐述了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和结构分解方法,并改进了Chor et al.(2014)的企业位置测度方法,进而实证测算分析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及其结构变化。研究发现：(1)2000—2014年中国整体上游度和生产复杂度显著提高,产业链向上游延伸。(2)一般贸易企业的综合进出口位置、出口上游度高于加工贸易企业,但进口下游度低于加工贸易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出口产品更多地用于中间投入品,离最终需求的距离相对较远,进口相对上游产品进行生产,而加工贸易一般进口相对下游的产品进行简单组装加工形成最终消费品再出口。(3)东部地区企业的综合进出口位置、出口上游度相对较低,偏向于最终消费品出口,而进口下游度较大,偏向于进口基本成型的中间品,体现了东部地区的加工组装特点。(4)相对于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国有企业各类出口上游度相对较高但进口下游度相对较低,进而导致国有企业的综合进出口位置最高。此外,企业全要素生产、人均工资水平和资本密集度对企业出口上游度具有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的影响为负。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摩擦常态化使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给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全新挑战，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价值链分工地位较低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抑制性更强。对其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进口中间品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介变量，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弱化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抑制作用。此外，随着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抑制效应呈现出反向变化趋势。为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抑制效应，需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施差异化激励政策，提高企业增值能力。     

进口中间品质量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采用A-C-F方法测度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探讨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高质量中间品有助于企业通过"学习效应"机制、研发与进口中间品质量的"互补效应"机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两种机制在考虑了企业贸易方式、出口状态、所有制类型、进口来源地差异后皆稳健。在全球价值链环境下,提升中国贸易利得的一个有效途径是进口高质量中间品。     

中国贸易体量虚高的“统计幻觉”

<正>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并不能真实的反映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国际贸易所得中的分配。我国主要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由于大量使用进口中间投入品而使得贸易规模"虚高",这种模式虽然使得我国本土企业有机会直接参与国际分工,但由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高价值两端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控制     

目的地收入与中国出口企业国际分工地位——论“低端锁定”效应

中国与发达国家建立密切贸易关系的同时存在被“低端锁定”的风险。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BACI数据库与全球价值链指标数据,探讨了目的地收入与中国出口企业国际分工地位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随着目的地收入提高,出口企业国际分工地位先升后降,呈倒U形关系,存在“低端锁定”效应。影响渠道分析显示“低端锁定”效应与贸易模式选择、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以及出口结构变动有关。异质性分析显示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与高研发密集企业的倒U形趋势最为明显。     

加工贸易的本土增值 对人民币升值影响的放大效应

本文基于2001-2010年中国11个制造业的季度进出口贸易数据,利用面板DOLS方法,分析了人民币升值联合出口品本土增值对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中国出口品本土增值度的提升,原本缺乏汇率弹性的加工贸易出口将变得敏感,而加工贸易进口由于与出口存在着“一对一”的关系,因而汇率弹性也表现出显著为负。加工贸易的本土增值将放大人民币有效升值对减少中国贸易顺差的作用,因此,加快国内技术进步,生产更加复杂的中间品,将适当缓解人民币“被迫”持续快速升值的压力。     

贸易方式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出口扩展模型,比较分析了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两种贸易方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一般贸易出口增长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一般贸易进口增长则阻碍经济增长,但不显著;而加工贸易进出口的增长则显著弱化了中国经济增长,其贡献度低于一般贸易出口。鉴于此,本文认为加工贸易产业转型势在必行,转型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国内采购率。     

出口、异质性与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证据

文章基于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中学效应假说,利用中国企业面板数据,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出发,纳入出口状态变量,分别采用固定效应估计、系统广义矩估计和Olley-Pakes半参数估计法克服潜在的同步性偏差和选择偏差问题,在从微观角度充分控制企业异质性的背景下,深入考察出口行为与我国企业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出口企业的生产率相对非出口企业高出20%-30%左右,我国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出口中学效应;而对自我选择效应的检验结果警示,本土企业以低劳动力成本而非高生产率作为出口竞争优势切入全球价值链低端,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是保证中国开放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     

文化贸易存在进口引致出口吗*——基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分析

文化贸易发展对于提升一国“软实力”和打造“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工业品贸易领域广泛存在“进口引致出口”机制是中国货物出口奇迹产生的重要原因,该机制在文化贸易领域是否同样存在对于中国文化贸易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基于中国文化贸易微观产品层面六位码数据,对文化出口指标进行了二元边际结构性特征分解,实证分析发现：第一,总体来看,文化产品进口对出口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进口引致出口机制在中国文化贸易中并不存在;第二,文化产品进口对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并不存在显著的引致效应,文化产品进口对集约边际甚至还有一定的抑制效应;第三,上述结论在不同的二元边际指标和持续期分样本估计中均成立,尤其是二元边际水平较高的核心文化产品和具有较长贸易持续期的产品样本;第四,细分不同类别来看,目前仅在图书及其他印刷品比较标准化的文化产品贸易中,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进口引致出口效应。总体而言,进口引致出口机制在文化贸易中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可能是导致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相对迟缓的重要原因,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化进口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将是强化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关键。     

规模经济、人民币汇率与民营企业进出口——兼论民营企业进出口的影响因素

分析了包括规模经济、汇率在内的影响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的主要因素。结论认为,人民币升值导致其出口下降,但进口反而减少,人民币升值对民营企业的负面影响较大;随着民营企业规模的扩大,其进出口规模也在增加;2004年贸易经营权的放开对民营企业出口没有明显的刺激效应,但对进口有明显影响;研发支出增加对民营企业出口没有明显影响,但对进口有正面影响;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和民营企业进出口没有太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