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质量与企业家活动配置——对鲍莫尔理论的经验检验

鲍莫尔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企业家活动的理论是对经济学中企业家理论的一次重大贡献,本文以跨国数据检验了鲍莫尔的著名论断:制度质量决定了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中的配置,好的制度鼓励更多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坏的制度鼓励更多非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鲍莫尔理论的政策含义是明显的,各国政府应该设法改善制度质量,鼓励现有的企业家才能更多地投入到生产性活动领域,而不是增加旨在提高企业家数量的各种政府补贴。鲍莫尔的理论从另一层面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并不缺乏企业家,而是缺乏把社会精英变成生产性企业家的制度保障。     

企业家价值偏好对企业家活动配置选择的影响

本文通过建立企业家价值偏好与企业家活动配置之间的理论模型,提出企业家在选择企业活动配置过程中,偏好事业型企业家与从事创新等生产性活动配置正相关,与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配置负相关,偏好财富型企业家与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配置正相关,与创新等生产性活动配置负相关。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这一假设,扩展了企业家活动配置理论。     

企业家活动配置与僵尸企业——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实证研究

在宏观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的背景下,清理处置"僵尸企业"成为必然。在本文的调查样本中"僵尸企业"的比重达到10.08%。遵循内生增长学派企业家活动配置的理论逻辑,本文研究僵尸企业形成的内生因素。Probit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家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过高会对创新式的生产性活动产生"挤出效应",这是"僵尸企业"形成的内在原因。进一步OLS回归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偏向于通过参与非生产性活动来获取发展资源,尽管国有企业的僵尸占比高于非国有企业,但其非生产性支出没有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据此,本文认为:企业家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应当将更多的能力与精力投入到生产性活动中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形成核心竞争优势;同时政府应退出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完善竞争型政策,缩小寻租空间,为市场主体创造有序、良好的退出机制。     

营商环境、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我国新时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选取2009-2018年30个省市级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营商环境质量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励效应及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①营商环境优化对中国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效应,但其影响更多表现为资金供给而非制度供给;②企业家精神是营商环境与技术创新的中介变量,营商环境要素、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激励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③营商环境显性激励作用明显,但内生激励不足。研究结论可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技术创新提供政策启示。     

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家寻租及创新的影响

Baumol认为企业家行为模式受到所在制度环境的影响，良好的制度环境会促进企业家从事增加社会福利的生产性活动，比如创新；而制度环境不佳会导致企业家从事攫取社会利益的非生产性活动，比如寻租。Baumol的企业家才能配置理论在中国具体情境中，是否有其适用性？以我国2009-2014年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利用各省份人均土地出让面积作为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的工具变量，在有效控制内生性可能导致的模型估计偏误后，实证考察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家寻租活动的作用效应。研究发现，转轨时期我国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深，企业家寻租活动就越多。进一步通过系数检验以及Bootstrap方法考察企业家寻租活动在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和企业创新强度之间的中介效应，证实了“要素市场扭曲→企业家寻租活动增多→企业创新强度减弱”传导机制的存在，可为深化中国要素市场机制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     

“浙商”从模仿创业到自主创新——两类企业家的定义与实践

浙商率先兴起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以模仿创业和创新为主,现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迫使其加强自主创新。鲍莫尔关于创新型企业家与创业型企业家,以及把创新型企业家区分为生产性企业家和非生产性企业家的定义,有利于分析浙商的创业和创新。但是,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以及市场化和工业化的早期,模仿和模仿创业往往也是生产性的,到了中后期就逐步转变为非生产性甚至是破坏性的。要实现从模仿创业向自主创新转变,必须加强创业和模仿创新,实行联合和协同创新,以及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证。     

企业家活动配置与民营企业经营绩效 ——基于中国特色制度安排的调节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创新扩散理论,运用中共中央统战部等四部门组织的七次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研数据库,利用Tobit模型探讨了企业家活动配置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经营绩效,并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特色企业内部制度安排(党组织和工会)以及外部市场化程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即在一定阈值下生产性活动投入未能提高经营绩效,而超过该阈值,生产性活动投入的增加会促进经营绩效的提升.(2)党组织和工会在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效应.(3)市场化程度在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结论揭示,通过鼓励民营企业增加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帮助其早日突破U型门槛效应,扩大党组织和工会的覆盖面,优化市场经营环境,能够有效拓展民营企业生存空间并提高其经营绩效.这些认识为当前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以及今后正常时期党和政府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家活动配置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制度安排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启示.     

振兴我国实体经济的重点、难点与“痛点”

发展实体经济是实现强国富民的根基,也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脊梁"。振兴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在制造业,其重点是要坚持实施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引领,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制造业发展的技术进步率和劳动生产率,通过制度创新提升制造业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其难点是要确立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切实增强制造业持续创新的人力资本;其"痛点"是当前制造业的盈利能力及人力资本吸引力低,亟需建立一种有利于创新要素向生产性活动而不是非生产性活动配置的,即以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为导向的社会报酬结构,让做制造业的人有前途、有钱赚,提升制造业的盈利能力及人力资本吸引力。     

创新、企业家活动配置与长期经济增长

本文继承并扩展了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思想,把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引入内生技术创新模式。在本文中,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决定了一个经济的R&D投入水平,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不同经济活动的报酬结构决定了企业家活动的配置,而且报酬结构是内生的,并且存在历史依赖性。本文的突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引入宏观的分析中,考察了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对宏观总量的影响;二是把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对经济活动影响的一般性分析引入创新活动分析中,考察了企业家活动的配置、相对报酬结构与技术创新水平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要提高经济中R&D投入水平,进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以及经济增长率,就必须通过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创新,营造激励创新的报酬结构,促使企业家更多地从事生产性的创新活动,经济才能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趋向较发达的均衡。本文对我国实施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制度-垄断地租与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

竞争性地方政府作为改革以来形成的重要制度形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本文不仅承续了既有文献中将地方政府的经济动机归于租金,并将土地财政视为地方政府利用租金开展战略投资的观点,而且试图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进一步发展这一观点。为此我们对租金的生产性利用和国家的经济作用的关系做了初步探讨,并将大卫·哈维的制度-垄断地租理论运用于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围绕营建环境的投资活动。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地方政府在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战略投资中,充当了租金的生产性分配者和使用者的角色,并因之嵌入了原本由企业之间的竞争所带来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形成了中国经济特有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双重结构,从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造就了世所罕见的高投资率,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

本文旨在考察优化营商环境是否有助于消除寻租影响、促进企业市场创新。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营商环境的调查数据,利用二值选择模型研究发现,在市场机制尚未健全的转型经济中,寻租作为非正规补偿手段和"关系资本",一定程度上对市场创新产生了扭曲的正面影响;优化营商环境显著影响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的关系,对消除寻租影响、促进创新有积极作用。分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优化营商环境显著调节寻租对企业不同创新活动的影响,有利于无寻租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本文结论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消除体制性的负面产物,进而提高市场创新活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南方模仿、企业家精神和长期增长

本文在南北贸易的框架下发展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式 ,其中从事模仿活动的南方企业家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且 ,我们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对南方模仿的效应。在我们的模式中 ,拥有较多企业家的经济比拥有较少企业家的经济有更高的增长率。本文的政策含义十分明显 ,一国影响企业家数量以及企业家活动范围的政策和相关的制度环境都会最终影响一国的增长率。     

税制改革是抑制当前通胀风险的必然选择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内、外严峻挑战并将通过通货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研究物价稳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探讨实现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的经济政策协调问题,税收政策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方面.税收制度改革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有效途径,借鉴国外税制改革对抑制通货膨胀的正反经验,并结合我国当前制度及政策环境,对我国相应税制改革安排进行理论探讨.     

官员更替、营商环境与企业非生产性负担

公关费用和摊派费用等是企业非生产性负担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当前政府及相关部门为企业减负的重点。本文匹配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和地级市主要官员信息数据，研究官员更替对企业非生产性负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官员更替会显著增加民营企业的非生产性负担，并且官员更替对企业非生产性负担的影响会因官员任期和企业特征变化产生差异。好的营商环境具有抑制性调节作用，有助于降低官员更替对企业非生产性负担的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为：要减轻企业非生产性负担和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和建设“亲”、“清”型政商关系。     

营商环境与资源配置效率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吸引力、 生产力、 竞争力,可以提升市场和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的范围较为广泛,一般包括商事制度改革和契约精神两个方面,分别属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范畴.本文使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计算各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采用是否为商事制度改革试点城市来度量改革情况,并利用携程网网上客房预订履约率表示契约精神,进而使用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研究发现:(1)商事制度改革促进了各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2)契约精神对商事制度改革具有互补性,契约精神较好的地区商事制度改革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更大;(3)使用各城市行政审批中心设立时长、世界银行调查报告的开办企业成本作为商事制度改革的工具变量进行检验,以上结论均保持稳健.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建议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改善营商环境具有一定的启示.     

论制度与企业家活动

企业家和制度之间存在双边的因果关系:一方面,制度框架决定企业家活动。制度决定了企业家是选择寻利还是选择寻租,这种决定对一国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转型时期制度的不完全导致了企业家大量的寻租行为,这是制约中国技术创新和持久发展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另一方面,企业家能够通过公开倡导等四种方法对他们面临的制度环境作出反应,企业家活动反过来又影响制度的产生和演化。制度与企业家活动的双边因果关系告诉我们,容忍和保护制度企业家并习惯于将制度企业家的个别创新努力一般化的社会,将能够更多地分享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     

浅议科技投入的性质

长期以来,在我国财政学等经济类教科书中,一般将用于科技部门的投入作为非生产性投入,即与生产无直接关系的投入。这种观点,不仅与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力中的地位及其决定作用很不相符,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极其有害的。科技投入的性质究竟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这个问题很有必要从理论上澄清。     

河南省改善民营企业家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方向研究

制度环境决定民营企业家的资源配置方式.改善企业家资源配置制度应从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着手,通过问卷调查分析表明,从各项制度对河南省民营企业家资源配置重要性影响程度来看,依次为社会信用制度、市场平等竞争制度、企业财产保护制度、税收优惠制度、市场准入制度等;从各项制度对河南省民营企业家资源配置改革的紧迫性程度来看,依次为社会信用制度、税收优惠制度、民营企业融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市场平等竞争制度等;调查分析结论对河南省改善民营企业家资源配置的制度改革指明了工作方向,有利于河南省民营企业家资源更多、更好地配置在生产性活动上,从而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实现中部崛起和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国家战略目标.     

浅议四川自贸区仲裁制度创新与发展研究

2017年4月1日,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揭牌.该自贸区对于西部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战略作用.如何在四川自贸区加快建立与试点举措相匹配的国际化营商环境法律制度,尤其是国际仲裁方面制度,以解决自贸区内的法律争端,保障自贸区的改革试验成效.本文指出,四川可以借鉴已有中国自贸区内在仲裁法律与实施方面的经验,同时,结合自身实际与特点,在诸多方面均有突破与创新,建立与自贸区真正相适应的仲裁制度.     

制度变迁视阈下的政治企业家

政治企业家是当前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常用的一个概念,研究政治企业家对于理解人类社会制度规则的生成和演变机制有重要意义。政治企业家作为制度变迁的关键行动者,通过权力因素与经济企业家区别开来。政治企业家并非外在于制度结构,而是内含于制度变迁模型,并且内生于制度的非均衡。鉴于政治企业家被内嵌于制度环境并被制度环境所形塑,故而只能在有限边界内寻求制度变迁,通过主观模型影响制度变迁方向,但其活动的结果并非总是有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