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CO_2排放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双向分量回归模型

采用双向分量回归法探讨1985—2009年中国CO2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且在模型中引入共同边界技术效率比,以解决一般固定效应模型无法捕捉不随时间变动的因素对两者间内在关系的影响这一问题。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人均GDP对人均CO2排放量的弹性系数越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均CO2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关系曲线逐渐平缓,低、中收入地区的EKC不呈倒U型,高收入地区的EKC呈不明显的倒U型。     

省域一次能源CO_2排放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本文结合STIRPAT扩展模型,依据一次能源消耗数据测算了1990—2006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碳排放量,并对潜在影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省域二氧化碳排放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其中能源强度、人口增长率、经济发展水平是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子,而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碳排放未表现出明显的相关特征。同时,省域二氧化碳排放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并存的现象。而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这种现象是系统过程的作用结果。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在空间上存在耦合现象。这意味着,在制定区域环保和能源政策及措施时,必须对碳排放及其影响因子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进行综合分析。     

中国省域碳强度驱动因素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文章基于1995-2011年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通过构建经济权重矩阵,分别从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对中国30个省（市、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论表明：在样本期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Moran指数均为正值,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其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本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会受到邻近省份碳排放的显著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成正比,与外商直接投资、人均GDP、人口密度成反比。最后,文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即优化产业结构、改善能源使用结构、适当提高建成区的人口密度等能有效降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EKC检验——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一项比较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本文选用1996—2008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研究了东、中、西部地区人均碳排放EKC的存在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东、中部地区存在人均碳排放EKC,而西部地区入均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线性关系。第二,东、中部地区人均碳排放EKC拐点到达的时间不同,东部地区较晚而中部地区较早,并且碳排放强度下降会促使拐点提前到达。第三,东、中、西部地区人均碳排放均存在较强的排放惯性,当期经济增长会对未来几年的环境质量产生影响。     

经济新常态下的低碳城镇化建设路径分析——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文章运用空间计量的方法来探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城镇化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并进行比较。首先从省域层面拓展了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STIRPAT模型,对各省域城镇化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后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考察了各省域城镇化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差异。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能源消耗强度较高的西部地区,由于其城镇化水平较低,所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会带来人口、交通和产业的集聚效益、规模经济效益等效应从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能源消耗强度较低的中东部地区,由于其城镇化水平较高,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比并没有得到优化,所以城镇化的进程加快会带来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的结果,同时看到其他影响因素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存在省域差异。通过研究结果可知,加快技术进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是当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路径。     

基于中国SO_2排放的环境污染与公共治理研究

基于2000—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STIRPAT模型为基础,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探索了中国SO_2库兹涅茨曲线及其影响因素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均SO_2排放存在明显的空间自回归效应,区域中西部省份具有高的人均SO_2排放,东南沿海省份具有低的人均SO_2排放。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从而验证了中国SO_2库兹涅茨曲线存在。此外,经济增长、第二产业增加能够促进SO_2排放的增加,能源强度降低、城镇化能有效降低SO_2排放。基于以上实证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能源利用的经济效率、环境绩效与节能减排潜力

本文采用全要素方法,将环境污染(二氧化碳排放和二氧化硫排放)作为能源利用经济产出的环境成本纳入研究框架,运用2000～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选取基于投入导向的CCR-DEA模型,测算了中国29个省份能源利用的经济效率并度量了其环境绩效,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到中国各省份的节能减排潜力;分析了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之间的效率差异并采用Tobit模型检验了中国节能减排能力的影响因素。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1)当前中国能源利用的经济效率及其环境绩效整体水平都偏低,尚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中国各省份、三大地区的能效及其环境绩效发展都显著不平衡,节能减排潜力巨大;(3)经济发展水平对一个地区的节能减排能力有显著影响,而促进技术进步、优化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是当前提升中国节能减排能力的主要途径。     

我国工业分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改进的STIRPAT模型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以能源强度、能源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以及滞后一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基础,利用改进的STIRPAT模型,采用面板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对中国工业39分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其中以能源强度为代表的能源技术、产业结构、能源消费是影响工业碳减排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政策和建议,以适应中国的节能减排以及低碳经济之路。     

中国CO_2排放与经济增长联动性实证分析

笔者在测算我国1953年～2007年间CO2排放量的基础上,通过对数据的经济计量检验,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研究CO2排放量与人均GDP间双向因果关系,并分析各种因素对CO2排放量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我国CO2排放量与人均GDP间变动关系并不是简单EKC模型中的倒U型,有着更为复杂的相互作用关联。人均GDP提高导致CO2排放量上升的同时,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善,以及资本设备更新速度的加快,都将减少CO2排放。     

空间溢出、双向FDI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基于文献综述发现双向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可能同时具有"污染光环效应"和"污染避难效应".因此,选择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市(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莫兰指数(Moran's I)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刻画,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双向FDI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双向FDI都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中国双向FDI对本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均显著为正;中国双向FDI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抑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增加.最后,提出了合理利用双向FDI的政策建议.     

湖北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通过选取1985￣2004年湖北省的环境与经济数据,建立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对湖北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的环境曲线不符合典型的EKC特征,而呈显著的三次曲线特点。其中,废水排放曲线为“倒U U”形,废气与固废排放曲线近似于U形EKC的右半部分。可见,环境质量的改善并非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自动发生。除了收入因素,影响湖北省环境曲线的因素还有国家与地区的环境政策、环境投资、产业结构与工业化阶段等。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强度——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95—2007年的面板数据,本文分析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同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多项计量检验,比较了不同计量模型之后,笔者选取了能够修正面板异相关和自相关的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模型。研究表明,(1)碳强度同人均GDP之间存在"N"形关系。(2)第二产业比重同碳强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即第二产业比重越高,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就越高。(3)对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进行的情景分析表明,如果产业结构不改变,没有实施另外的政策,经济增长速度本身难以引致碳排放强度的大幅下降,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难以实现。     

基于EKC假说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基于EKC理论,采用27个省份2009—2014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人均GDP数据,研究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关系。结果发现:无论是从27个省份整体,还是依照地域将其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关系均满足EKC假说中的倒"U"型曲线,但是其拐点却存在着不同。整体来看,在未来6~7年可以达到相应拐点;东部可能需要在未来8~10年甚至更久才能达到相应的拐点;中部正处于倒"U"型的下降阶段;西部此时接近拐点期。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减缓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发展低碳经济、提高碳减排技术和能源利用率的建议。     

中国农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检验与分析——基于碳排放的视角

探讨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选用1998-2012年我国农业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研究对象,通过Eviews 6.0建立时间序列模型,从其相关关系出发进行回归分析与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当前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生产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随着经济增长先上升后缓解,当人均GDP为27 472元时达到拐点,目前仍处于倒"U"型的左侧。因此,我国在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注重环境保护。     

中国沿海地区省域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污染关系的EKC模型检验

选取中国沿海 11个省(市、区) 2001-2016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PGDP)和人均海洋生产总值 (PGOP)为经济指标、近岸海域劣于三类水质面积比重 (E)为环境污染指标、检验沿海地区整体和 11个省 (市、区)海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存在的可能性和形态。结果表明：(1)沿海地区整体存在海洋 EKC曲线、且以 PGDP为经济指标的拟合曲线呈 “U型”、以 PGOP为经济指标的拟合曲线呈“单调递减型”。 (2)沿海 11个省 (市、区)仅有山东、上海、广东 3省 (市)存在海洋 EKC曲线、且形态有所差异。 (3)不同指标选择和不同时段数据都会对海洋EKC曲线的存在性和形态产生影响。该研究拓展了EKC模型在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视角、研究结论可为促进陆域经济开发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策略制定提供现实参考。     

中国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区域差异及变化趋势分析

为充分揭示中国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区域差异及变化趋势,选取中国内地30个省（直辖市）1997-2011年的碳排放相关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能源结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对中国碳排放强度都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减;不同省级区域碳排放强度存在明显差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产业结构层次越合理、技术先进且创新能力越强的地区,碳排放强度越低,反之碳排放强度越高;预计中国碳排放强度将保持不断下降趋势。研究结果对于科学制定中国碳减排政策、发展低碳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河南省碳排放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基于EKC和VAR模型

以河南省为研究对象,利用1978—2013年的宏观统计数据,首先运用EKC分析了1978—2013年河南省人均碳排放的特点,然后建立VAR模型,通过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分析以及方差分解分析等,对能源强度、实际人均GDP和产业结构对人均碳排放的动态冲击效应和影响程度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1978—2013年河南省人均碳排放量的发展曲线大体上并不呈"N"型或倒"U"型,人均碳排放量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河南省的能源强度对其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大。最后提出建议以促进河南省低碳经济的发展。     

我国东中西部典型城市EKC曲线的阶段判断

在东中西部分别选择两个典型城市,分析环境库兹涅茨(EKC)曲线及其所处的阶段,从污染物排放、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环境保护投资等几个方面,比较分析这些因素对EKC曲线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两个城市已进入倒“U”型EKC曲线下降阶段;中部地区两个城市处于倒“U”型EKC曲线上升阶段的后期;西部地区两个城市处于倒“U”型EKC曲线的上升阶段.研究结果可为我国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参考.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研究显示,尽管在中国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增长趋势近年来有所减缓,但是大多数污染物的排放并不具有典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特征,还有大量的污染物的排放总量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受中国重化工业发展对能源需求增加的影响,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排放仍在继续增加,中国污染物的排放与人均GDP的关系并未真正形成.这就要求中国政府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府职能,从单纯追求GDP及其由此而来的财政收入,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与EKC模型的中国省域环境污染分析

当前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怎样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减少环境污染成本成为热门的话题。环境污染往往与地理空间息息相关,从而可用空间计量经济学对其进行分析。文章依据扩展的EKC模型,截取了2014年我国31个省域有关变量的数据,将其归纳成环境污染、人均GDP等8个变量。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将环境污染损失进行了货币化。进而对8个变量进行了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与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确定了其皆存在空间相关性,且得到了高—高和低—低集聚区居主导地位的结论。基于Geoda空间统计分析软件,估计了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并通过检验确定了我国2014年31个省域环境污染的最优分析模型为空间误差模型(SEM),证实了EKC模型"倒U"型假说。据结果发现我国现阶段各省域人均GDP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处于环境污染随着经济增长增加的初级阶段。其中,上海、北京等已临近转折点。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各省域人均GDP对环境污染损失的弹性,发现增长1%的人均GDP时,江苏的环境污染损失最小,陕西最大,并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基于上述结论与分析,对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给出了综合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