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排放强度与影响因素的关联分析

碳排放强度与影响因素的关联程度,直接影响正确判断和把握碳排放强度的发展方向。通过分析碳排放强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大小,来制定控制碳排放强度的短期和长期政策。文章基于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二氧化碳信息分享中心(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er,CDIAC)提供的我国2000-2011年全国碳排放量数据,核算出中国各年度的碳排放强度,通过采用灰色系统理论中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别从静态、动态的视角研究中国碳排放强度与技术进步、人口、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价格以及城镇化率的关联关系,取得的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是影响我国碳排放强度的主要因素,其次是产业结构和人口;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绝对关联关系和相对关联关系都是最大;能源价格影响碳排放强度的相对关联度较高,但是能源价格的绝对影响因素较低。因此中国应该在发展低碳经济建设的同时,综合考量各个影响因素,积极调整相关政策,科学实现我国碳减排目标。     

金融结构与碳排放无关吗——基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

金融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但大多数文献只是从量的角度考察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忽略金融结构影响碳排放问题。本文利用1990—2014年88个经济体的数据,采用系统GMM进行实证分析,以探究金融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研究表明,金融结构通过影响创新而发挥减排作用,偏市场的金融结构有利于增强创新减排机制,从而显著地降低碳排放强度。这是金融规模或发展水平基本相同的经济体具有不同金融减排绩效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研究发现可以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维度。     

市场集中度和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异质性

在计算出工业部门特定年份能源消耗强度的基础上,根据Becker and Henderson分类方法,将33个工业部门划分为高、中、低能耗行业,同时测算1998-2007年33个行业碳排放强度、市场集中度和行业技术研发投入,构建行业面板数据模型,并应用差分GMM估计方法探究三类行业市场集中度、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研究结论是:技术创新有助于降低行业碳排放强度;市场集中度对行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高能耗行业市场集中度与行业碳排放强度呈负相关关系,低能耗行业市场集中度与行业碳排放强度呈正相关关系,而中能耗行业市场集中度对行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据此,基于市场集中度对行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异质性,政府应该根据不同能耗行业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兼并政策.     

出口退税政策对中国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基于“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依托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本文计算了2000—2010年中国企业层面的碳排放强度，采用倍差法检验了“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退税调整政策对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以及可能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退税调整政策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碳排放强度，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出口产品结构清洁化是该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此外，该政策能更明显地降低大规模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碳排放强度。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对企业层面环境问题的考察，是对企业碳减排驱动因素的补充，也是对出口退税政策环境影响研究在企业层面的有效拓展。     

政府管制对削减家庭直接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家庭消费导致的直接碳排放问题日益突出,其导致的碳排放已经成为全社会碳排放的主体。在阐释家庭直接碳排放概念的基础上,探讨针对性的政府管制政策类型,并从公共政策分析基本要素角度对管制政策进行解读和实证研究文献分析总结。研究指出,在政府管制政策设计时,需要综合考虑政策外在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等)因素,尤其要考虑国内不同的文化情境因素对管制政策效应的调节作用。     

江苏省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强度存在着对应的上升和降低与回归自然可承载水平的演进关系。为了从二者对应关系所处的实际状态来正确认识江苏省的产业结构调整与碳排放问题,文章依据P曲线模型理论,针对江苏省2002—2012年期间的产业结构调整与碳排放强度及相应行业效率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强度不断降低存在正的红利贡献,表明了产业结构调整处在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良性阶段,获取碳排放回归自然可承载水平的理性选择就是要进一步的推动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优化中,获取更大的结构红利贡献。     

基于STIRPAT模型的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对2003—2017年江苏省工业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估算,采用STIRPAT模型实证分析了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规模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碳排放规模、碳排放强度与劳均产出之间的关系分别为"N"型与倒"N"型;对碳排放规模和碳排放强度产生促进作用的因素为煤炭消费比重,对其产生抑制作用的因素为研发强度、能源效率;固定资产投资对碳排放规模具有促进作用,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抑制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政府低碳政策支持、优化能源结构、加快技术创新等建议降低碳排放规模与强度。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是中国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此过程中，碳排放权交易作为碳市场调节机制的核心，对中国推进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9—2020年894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从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分工两个维度进行了作用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降低了企业碳排放强度，且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这说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加速了企业低碳转型进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来降低企业碳排放强度，但不能通过企业分工降低碳排放强度，且政策的实施效果对不同性质、不同规模和不同资本密集度的企业有所差异。本文研究表明，实施“碳排放双控”政策需要健全各项配套措施，重视碳市场建设并加强企业环境监管对中国低碳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中国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区域差异及变化趋势分析

为充分揭示中国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区域差异及变化趋势,选取中国内地30个省（直辖市）1997-2011年的碳排放相关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能源结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对中国碳排放强度都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减;不同省级区域碳排放强度存在明显差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产业结构层次越合理、技术先进且创新能力越强的地区,碳排放强度越低,反之碳排放强度越高;预计中国碳排放强度将保持不断下降趋势。研究结果对于科学制定中国碳减排政策、发展低碳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低碳交通研究进展与启示

交通运输行业是能源消耗及碳排放三大行业之一,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加快开展低碳交通相关研究,支撑制定交通运输碳减排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文献综述,梳理分析了低碳交通研究进展,主要分为交通运输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未来预测与潜力分析、减排措施评估分析、核算方法与评价等研究主题。基于文献梳理分析发现,交通运输碳排放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交通运输总周转量、交通运输碳强度、城镇化率、城市空间分布、运输结构、交通燃料价格等;交通运输碳排放未来预测和潜力的研究目前以情景分析方法为主;交通运输碳减排措施总体包括技术性、结构性和管理性措施;交通运输碳排放核算方法与评价研究角度和领域跨度较大。目前相关研究存在量化研究影响因素过程中过度聚焦宏观层次因素,部分影响因素研究存在重复解释现象,货运峰值研判、低碳交通投资等主题研究相对有限等不足之处。     

产业数字化与完全碳排放强度——基于WIOD跨国面板的实证分析

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分析数字经济对区域碳排放总量、强度和效率的影响，鲜有文献探究产业数字化对其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为弥补现有研究不足并丰富相关研究，本文基于WIOD、WDI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数字化与其完全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①产业数字化能降低其完全碳排放强度。该结论在替换解释和被解释变量、增加控制变量以及考虑内生性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产业数字化通过减少中间投入进而降低了完全碳排放总量和强度，促进了产业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③数字化能降低整体农业，种植业和畜牧业，林业，制造业，整体交通运输业，陆路和管道运输，空运，仓储和运输支持活动，邮政和信使活动以及采矿业，北美和欧洲国家，发达经济体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但对渔业，水运，水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东亚国家和不发达经济体的行业完全碳排放强度没有显著影响。同时，在高数字化行业中，数字化对其完全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江西省产业部门碳排放特征及减排途径——基于1992-2007年投入产出分析

根据江西省1992—2007年投入产出表,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对江西省产业部门直接碳排放强度和完全碳排放强度进行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产业部门的直接碳排放强度和完全碳排放强度的排序不一致,产业部门的向后关联效应所引发的隐含碳排放影响极大。然后,根据直接碳排放强度和完全碳排放强度对产业部门进行分类,将产业部门划分为高碳排放部门、隐含高碳排放部门和低碳排放部门,并对不同类型产业部门碳排放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控制高碳排放部门的能源消耗,优化隐含高碳排放部门的中间投入以及合理协调发展低碳排放产业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江西省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碳排放强度控制与人文发展: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我国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低碳发展最终必须落实到促进人类发展。已有研究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双向反馈机制。通过采用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变化和人类发展指数(HDI)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并且双方互为格兰杰原因。这表明,从长期看我国碳排放强度控制和人文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不仅降低碳排放强度能够促进以人文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和谐发展,而且人类发展反过来也能推动我国碳排放强度控制目标的实现。当前我国应同时采取提升HDI和促进碳排放强度降低的政策组合。     

基于IPAT方程的典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IPAT方程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问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发现碳排放随经济增长的变化,依次遵循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三个倒U型曲线高峰规律,采用典型发达国家碳排放历史数据进行了验证;对深化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研究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家治理视角下经济政策与企业创新研究进展及框架构建 ——基于文献计量与扎根思想

采用文献科学计量和扎根理论分析法,对CSSCI及SSCI数据库1998—2017年间发表的相关中外文献进行了规范分析与比较,探究了经济政策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知识基础与演进脉络,并在国家治理视角下,完成对现有研究框架的重构。     

垄断抑或效率：集中度与利润率关系文献综述

自贝恩的开创性研究开始,集中度与利润率关系一直是产业组织研究的热点问题。结构主义认为是垄断在作崇,而芝加哥学派认为是大企业经营效率的反映。围绕着集中度与盈利性关系究竟反映市场势力还是经营效率,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和逻辑关系,梳理半个世纪以来这一领域的国内外理论和经验文献,并对我国今后的产业组织政策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IPAT公式的省际间碳排放驱动因素比较研究

现阶段深入研究我国各省区经济发展中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对有的放矢地制定减排政策,发展低碳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IPAT公式,对1999—2008年我国各省区碳排放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近10年来各省区碳排放量均有增加,不同省区驱动因素的作用不同,多数省区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强度都出现下降的趋势,表明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单位能源的碳强度出现增长趋势,加上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时期,具有对能源和碳排放的需求刚性,因此我国未来的减排工作依然充满挑战,藉此提出了开展碳减排的政策建议。     

山东省工业碳减排政策研究——基于空间效应视角

有效的工业碳减排政策,对实现工业经济绿色增长至关重要。基于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经济普查数据,运用ESDA方法和STIRPAT框架下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工业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山东省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群效应,东部地区碳排放强度最低,中部和西南部地区碳排放强度较高,且这种空间分布格局变化不大;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以能源效率为代表的技术水平是降低碳排放强度最主要的因子,FDI也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强度,但影响相对较小,而研发强度并未对碳排放的降低起到抑制作用。最后,提出了协同治理、提高能源效率、增大节能减排的研发力度、优化利用外资结构等针对性的工业碳减排政策。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对县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关系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探究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分析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2007—2021年长江经济带县域碳排放强度总体呈逐渐递减态势，且各区域间碳排放强度的绝对差异逐渐缩小。(2)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显著为负，且该影响效应存在持续性。(3)重点生态功能区可以通过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降低碳排放强度。(4)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均产生抑制作用。     

城市化、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基于STIRPAT模型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利用亚太经合组织中17个国家1986年至2010年的相关数据,基于STIRPAT模型实证分析城市化与能源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从城市化和能源消费的角度为碳减排寻求对策,并为城市低碳发展研究相应的政策改进。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城市化。提高技术水平、降低能源强度是有效降低碳排放的重要途径;城市人口比重和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对碳排放产生正向影响,但弹性系数与能源强度相比较小,说明在发挥城市减排优势的前提下,推进城市化进程与二氧化碳减排可以实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