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能劳动力对服务业企业增加值的影响——基于技能偏向型生产函数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利用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微观数据,并在采用多层模型克服城市及行业内企业生产率相关性的基础上,对具有技能优势偏向型的生产函数进行估计,且进行了深入的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整体而言,服务业企业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提升对企业增加值创造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平均而言,高技能劳动力创造增加值的能力是低技能劳动力的1.218倍.通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低技能企业,高技能企业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获得的增加值回报更高,且高技能企业中高技能劳动力的技能优势更大;相较于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获得的增加值回报更高,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高技能劳动力技能优势也更大;细分行业中,科学技术、信息技术、租赁商贸等行业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提升对企业增加值上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在零售、交通运输及住宿餐饮等行业,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提升对企业增加值没有显著影响或影响为负.     

数字经济发展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异质性技能劳动力与长短期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将数字经济指数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匹配，通过划分高低技能层次的劳动力，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长短期效应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从短期来看，数字经济的岗位替代效应通过挤入高技能劳动力和挤出低技能劳动力，提高技能溢价水平，进而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低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从长期来看，数字经济的生产率效应促使低技能劳动力相对生产率提升，降低了技能溢价水平，进而促进低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对高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反而不显著。进一步地，家庭养老负担、宏观经济环境和政府治理水平等均会使上述影响产生异质性效果。     

数字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效应：红利还是鸿沟

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力量,但数字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态势可能会加剧区域间的生产效率差距,数字时代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实现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基于中国201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及区域异质性特征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这种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纯技术进步上,数字经济未能通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改进赋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创新驱动效应、创业激励效应以及产业升级效应等渠道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影响效应仅在东部地区显著。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数字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越明显,进而导致了区域间的生产率鸿沟。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边际效应递增特征和欠发达城市在人才集聚、金融发展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的相对不足强化了区域间的生产率鸿沟。     

创新型城市建设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2004—2020年中国地级市与A股服务业上市企业匹配数据，以创新型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试点政策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有助于提升试点城市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工具变量检验、逐年匹配检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科技创新水平和产业集聚程度等主要路径助推服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企业与城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对高知识密集度、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位于沿海城市、高法治水平区域企业的政策效果更显著。研究结论可为现阶段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交通基础设施通达性与非中心城市创造业成长:市场势力、生产率及其配置效率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基于企业成长与企业间关系的双重维度,以是否存在生产率溢价为切入点打开市场势力"黑箱",厘清交通基础设施和企业市场势力、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速公路对非中心城市制造业具有显著的生产率溢价效应,能够通过生产率溢价引致的成本路径以及定价能力引致的价格路径共同推动市场势力的提升;伴随着生产率与市场势力水平的提高,生产率离散度与市场势力离散度趋向降低,高速公路通达性对非中心城市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的促进作用显著;高速公路对市场势力、生产率以及配置效率的影响效应呈现异质性特征,这种异质性主要源于企业性质、行业特性与城市区位等因素差异。本文研究证实,高速公路对非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为非中心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影响效应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证据。     

集聚的生产率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面板数据,通过估计企业的生产函数,实证检验了集聚的生产率效应。研究发现:在控制企业资本密集度、研发、管理水平、所有制类型以及出口等因素后,就业规模更大的城市中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在控制前一期生产率水平后,就业规模更大的城市中的企业当期的生产率水平更高,说明在集聚地区存在能够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的"学习效应",在中国城市中存在显著的集聚经济效应;此外,城市非农就业规模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地方财政压力对城市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的分析

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大,对城市生产率会产生重要影响.在"人的城市化"阶段,作为改革开放与"物的城市化"的累积结果,经济地理的深刻重塑随着地方财政压力增大将释放出城市异质性,并在不同维度上对生产效率产生影响,从而可管窥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的具体表现.文章根据纳入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规模-密度-距离"三维城市异质性分析思路,以2003-2018年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对象,研究地方财政压力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是否会因城市属性的差异而产生分化.结果发现:地方财政压力对城市生产率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财政压力每提高1个单位,城市生产率下降约1.0667个单位;考虑城市异质性的调节效应,地方财政压力总体上会弱化城市规模、密度和距离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具有功能性结构支持和高生产密度的城市表现出较强的抗压能力,而制度因素因其具有矫治资源错配的基础性作用而显得愈发重要.文章的结论对于识别影响和制约城市生产率的异质性因素,分类引导和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优化资源配置,加大制度创新力度,促进城镇化顺利转型和区域协调发展等具有启示意义.     

高铁开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库数据的研究

匹配2007-2013年271个城市、高铁和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高铁开通对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中心城市及其周围1小时高铁城市圈城市的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对地处偏远和小城市的企业的影响为负。城市创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企业创新是高铁开通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途径。     

出口强度、吸收能力与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

笔者采用2001年~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面板数据,基于所有制、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等企业异质性,探索出口强度、吸收能力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优势,但出口强度与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一方面纯出口企业拉低了出口企业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短期内负的学习效应导致生产率下降。吸收能力则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出口活动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即当吸收能力较强时,随着企业出口强度的增加,生产率有所提升。     

员工教育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基于世界银行调查数据的研究

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模型,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员工教育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并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人口和经济密度等因素基础上,各省(市)平均出生率是企业员工教育合格的工具变量;提高员工教育水平可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增长。另外,员工教育在大企业中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中小企业;资本密集度提高有利于发挥员工教育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生育率与员工教育负相关,出生率每增加1‰,员工平均教育将减少0. 423年。在添加控制变量、分组检验和更换工具变量后,所得结论依然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