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业绩费率背离与最优费率研究

在梳理以往文献的基础上探讨了基金行业为何普遍存在业绩与费率的背离。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基金投资者无法有效地识别基金业绩与费率的关系。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分离均衡模型。该模型证明最优的基金费率设定策略是,能力强的基金应当降低营销费以吸引理性投资者,能力弱的基金应当加大营销开支以吸引非理性投资者。     

基金费率能否反映其特性——基金费率的决定模型

本文建立了基金费率的决定模型,根据模型阐述了在（1）信息完全对称、（2）信患不完全对称、（3）存在不成熟的投资者、（4）存在基金以往业绩的噪声信息四种情况下基金费率与基金特性的关系。证明基金费率不能够充分反映基金的特性,四种情况下好基金的费率均不高于坏基金的费率。     

基金费率能否反映其特性——基金费率的决定模型

本文建立了基金费率的决定模型,根据模型阐述了在(1)信息完全对称、(2)信息不完全对称、 (3)存在不成熟的投资者、 (4)存在基金以往业绩的噪声信息四种情况下基金费率与基金特性的关系.证明基金费率不能够充分反映基金的特性,四种情况下好基金的费率均不高于坏基金的费率.     

开放式基金费率结构的设计

对于开放式基金来说 ,由于其不同于封闭式基金那样可以上市挂牌交易 ,必须利用银行等网点对自身开发设计的特定潜在客户进行营销活动 ,因此费率结构的设计对于基金产品能否成功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从国外开放式基金前端销售占有的重要地位来看 ,费率结构设计是整个基金产品开发设计的核心之一。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投资基金时 ,开始奉行相对理性的投资理念 ,重视基金的预期分红收益与当期的费用成本。在预期分红收益难以确定的情况下 ,基金的费用就成为影响投资者购买的重要因素。同时 ,开放式基金具有按照净值赎回的开放性特性 ,它…     

基金现金流与投资者实际回报——对投资者择时能力的实证研究

“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识。以中国权益性开放基金为样本,区分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研究他们的择时能力。研究发现：(1)个人投资者的择时交易明显降低了其实际投资回报,印证了“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现象。机构投资者的择时能力在第一阶段(2005—2013年)明显高于个人投资者,但在第二阶段(2014—2021年)差异不明显。(2)基金投资者的择时能力与挑选优秀基金经理的能力一定程度上正相关,管理费率越高的基金产品,基金投资者的择时能力越强。(3)在整个阶段(2005—2021年),基金投资者对整个基金行业的择时能力较弱,但对不同基金产品的横向配置能力较强。     

我国和美国开放式基金费率比较研究初探

费率结构和水平是开放式基金投资中的重要考虑因素,文章对我国和美国的各类开放式基金的费率结构及水平从效率、风险收益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在分析两国开放式基金费率结构和水平差异原因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基金市场发展、持有人结构调整等因素提出了开放式基金费率优化发展的建议。     

建立投资者利益导向型开放式基金运作制度研究

我国开放式基金目前采用以固定费率制为核心的基金运作制度。文章通过对国内基金管理公司2006年~2008年资产管理规模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封转开、大量分红、拆分和复制等持续营销手段,加速扩张了基金规模,但减少了基金净值,造成了投资者利益损失。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需建立一套以浮动费率为核心的基金运作制度,引导基金管理公司秉行投资者利益导向型的经营理念。     

投资者名义价格幻觉与管理者迎合——基于基金拆分现象的研究

基金拆分是在保持投资者资产总值不变前提下,通过降低基金单位净值来实现净值归一。拆分过程中尽管理论上基金业绩及投资者利益保持不变,但在实践中却往往引起投资者大量申购,导致基金规模急剧扩大。对此,本文基于行为金融学视角进行研究,发现投资者大量申购拆分后的基金是因为名义价格幻觉产生的低净值偏好;管理者迎合并利用投资者这一价格幻觉来增加资金净流入。进一步研究表明,基金拆分后规模扩大是由于吸引了大量新投资者、尤其是个人投资者申购而造成的;长期来看,进行拆分的基金并不能给投资者带来超额收益。因此,总体来说基金拆分是理性的管理者迎合并利用投资者非理性偏好来实现其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本文所揭示的因市场参与者理性程度不同所造成的隐性侵害问题值得监管者关注。     

封闭式基金与开放式基金的激励机制比较——基于管理费率确定方式

开放式基金相对封闭式基金,其最大的不同点之一是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流动性需求随时赎回自己的投资,流动性风险成为基金需要重点管理的问题,因此,要求基金管理人具有更高的投资管理水平,采用灵活的费率结构是开放式基金进行市场竞争的主要营销手段,相比与开放式基金,按照固定比例提取管理费的封闭式基金则具有其明显的缺陷性。文章对两者进行了深入对比分析。     

基金业绩与基金经理市场时机的选择能力

文章使用Treynor&Mazuy(1966)和Henriksson&Merton两个模型,检验了中国证券市场2000年前上市的20只基金的市场时机选择能力。认为个别基金的市场时机选择能力较强,且与基金业绩相关性较强。     

基于三期模型框架的噪音交易和有限套利条件下的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研究

笔者利用三期模型框架,考虑噪音交易和有限套利两个约束条件,构建噪音交易者、基金投资者和长短期套利基金的投资行为模型,分析长、短期套利基金的投资业绩及其差异。研究发现:无论第2期后市场悲观情绪更加恶化或得到改善,短期套利基金的投资行为对基金投资者都是有害的;长期套利基金由于追求长期收益最大化,对基金投资者是有益的;基金投资者可以根据基金经理在第1期的投资行为及其仓位,识别是短期套利基金还是长期套利基金。     

股指期货对A股波动性的影响

鉴于GARCH模型适合研究金融时间序列的方差随时间变化的情况,笔者采用该模型研究股指期货的推出能否减少股票市场的波动性。本文选取股指期货推出前后一年的沪深300指数的日收盘价作为原始数据,通过建立GARCH模型就股指期货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股指期货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股票现货市场的波动性,但不显著。     

澳大利亚共同基金法的革新及对我国立法的启示——以运作结构为分析视角

澳大利亚共同基金立法起初确立了“二元主体”的运作结构,但是,二者在职权运用过程中产生的内在张力使共同基金难以实现其为投资者谋求高额利润回报的愿景.1998年修改后的法律引入的“一元主体”结构取代了原有的运作模式:仅由基金管理人对基金的运作承担受托义务,资产保管人则退出了受托义务关系.尽管新的运作结构试图克服责任不清的弊病,然而事实表明任何试图通过淡化资产保管人受托义务并详列其法定义务与责任的做法并不可取.如今正值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修改,澳大利亚修法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国在确定共同基金运作模式时作为重要的参考与借鉴.     

公募基金绩效能力的实证分析——引入2013年最新“风波”事件

对于基金经理人,市场收益择时能力和波动择时能力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随着公募基金越来越受关注,如何专业而又科学的对公募基金的绩效进行评价和衡量则成为很多投资者最为关注的问题。这篇文章将深入研究中国基金从2006年1月1日到2010年12月13日期间公募基金的市场择时能力和波动择时能力的联合效益,通过构建市场波动模型(Busse,1999)和联合效益模型(Chen和Liang,2006)来分析时序数据,并对基金的市场表现进行理论与现实的分析。     

基金投资行为及其股价效应

文章主要就基金投资行为及其股价效应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基金特有的制度安排下,基金投资中的参与主体行为将明显受到市场环境、内部治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基金管理人及份额持有人会根据所处环境的变化动态地调整其行为;二是基金投资行为将影响到股票的流动性状况,同时由于基金具有专业和信息方面的优势,基金投资活动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股票的价格;三是当基金作为整体普遍采取策略性的交易行为,将导致市场发生趋势性的变化,其结果可能加速股价回归基本面,但也可能加剧市场波动.     

转轨过程中政府卫生投入与体制改革的评价及建议

健康权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是社会起点公平的保障,对健康投入是国家和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改革以来,我国卫生费用增长较快,然而卫生绩效却不容乐观。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从改革前被国际组织推崇的典范“沦落”为当前的反面案例,[1]结果令人深思。卫生领域的过度、扭曲的市场化和高度分权化是问题的主要根源。因此,建议确立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支出的政府主导地位,特别要强化中央财政的支出责任,建立不同层级政府间规范的责任分担与资金筹集机制。通过有效的体制构建以及合理的管理制度安排,提高投入绩效,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医疗需求。     

我国企业年金期权式管理费设计主张的效用分析

我国企业年金投资管理费制度是激励和约束投资管理人的重要因素.文章提出和设计了含有特定控制因素的期权式管理费制度,认为这种管理费制度可以使投资管理人和计划受益人的目标相一致,有利于敦促投资管理人自发控制年金基金的投资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年金基金的收益.这种期权式管理费制度设计,对于我国企业年金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管理者交易的市场择时能力对市场有效性的影响

管理者卖出和买入公告对股票市场具有一定的影响,以管理者卖出交易和买入交易为公告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公告当日及给定事件期超额收益的显著性.结果显示:卖出公告样本反对半强式有效假说,管理人能够“卖高”,获得超额收益;而买入公告样本支持半强式有效假说,管理者不能够“买低”,在公告日和事件期都不能获得超额收益.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3—2007年我国28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参与度、FDI研发强度以及科技人员比重等因素对内资制造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上述三个因素对全部内资制造业的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将制造业划分为高技术行业和一般行业,外资参与度对内资高技术行业研发强度的抑制程度要小于一般行业。外资研发强度对内资高技术行业研发强度的影响显著为负,对一般行业亦产生消极影响,但不显著。外资科技人员比重明显促进了高技术行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对低技术行业的研发支出强度产生负面影响,但统计上也不显著。上述结论意味着外资参与对内资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较为间接,需要关注直接影响内资自主创新投入的外资研发强度和外资科技人员比重等因素。内资企业要主动提高自主创新投入,形成自主创新能力,缩小和外资的技术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