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提高我国农村扶贫效率的思考

目前,我国农村低收入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脆弱性高,收入波动性大,返贫率居高不下,使得我国农村扶贫效率面临着严峻挑战.而政府反贫困主导作用发挥不到位;孤军奋战,社会参与不足;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建设不足等因素不利于我国农村扶贫效率的提高.笔者认为,从政府、社会、贫困人口三位一体构建反贫困体系,确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我发展"的反贫困思路是提高我国农村扶贫效率的根本途径.     

贫困测度方法与反贫困目标瞄准——以F_α系列贫困指数为例

政府在对贫困人口实施收入救助时,通常以追求目标群体贫困最小化为出发点.同时,政府常借助于贫困指数来评估贫困和反贫困政策效果.对收入相异的贫困人口而言,实际能否得到救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评估方法和约束条件.基于此,探讨了在不同约束条件下,贫困测度方法与反贫困目标瞄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看,我国应采用Fα(0＜α＜1)指数作为贫困评估方法,以实现Type-pr类反贫困政策.     

生态移民政策的影响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为了消减贫困,实施了种种反贫困政策。虽然这些反贫困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果,但目前我国仍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并且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恶劣的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这种分布特征,加大了反贫困政策的实施难度。一直以来,反贫困政策的目标都是单独的一个目标,即减少贫困人口,改善贫困人口的条件。2000年,国家为了消减贫困,也为了改善环境,开始实施生态移民政策,这标志着反贫困政策的巨大转变,即从单独实施反贫困政策转变为把反贫困政策和环境政策结合为一体,同时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文章依据调查获得的数据,分析生态移民政策对移民和环境的影响,探究生态移民政策在实施过程的所存在的问题。     

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问题探析

当前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的理念已从宏观干预转向微观干预、从“反贫困”转向“预防贫困”,但我国目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仍然仅注重“反贫困”,城市反贫困政策并没有考虑微观个体决策。因此,必须从预防贫困、关注贫困个体的特殊需求出发,重构我国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体系。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投资分析

人力资本缺乏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根本出路。本文以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投资为切入点,通过对我国贫困人口现状的分析,剖析了我国贫困人口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反贫困作用机理,并从建立多元化的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投资渠道;加大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投资财政支持力度;完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组织机构;创新农民科技教育培训等方面对农村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进行了探讨。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效应——基于1991-2004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CHNS数据,计算FGT指数,分解贫困变动,计算贫困弹性及减贫增长率。发现减贫效果具有波动性,经济增长对减贫具有正效应,但收入分配在不同时期减贫效应不同。1991-1997年贫困人口从经济中获益低于非贫困人口,1997-2004年与此相反。2000-2004年间,经济增长对赤贫不利,而收入分配对赤贫有利。政策含义在于,制定减贫政策时,既要考虑经济增长又要考虑收入分配;在贫困人口内部,根据遭受贫困的程度,制定不同的减贫政策;进行减贫评估时关注贫困人口构成。     

我国农村反贫困研究中贫困概念的界定和测度

贫困概念的准确界定和测度对我国的反贫困实践具有启发意义。农业技术落后、人力资本单一和制度变迁使得部分农民陷于贫困，在这种情况下，对贫困人口不仅仅要提供一些物质上的扶持，更要在改造传统农业、增加农民农业收入作为反贫困的主要工作内容的同时，对贫困人口实施专门的社会、政治、科教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1997-2006

本文选取1997-2006年的月度数据,运用VAR方法,考虑了FDI存量和我国加工贸易特征的影响后,对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关系进行了动态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显著影响了我国贸易收支;短期内J曲线效应存在,时滞约为5个月;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同向性明显;我国贸易收支的收入效应大于价格效应等.     

和谐社会视角下城乡反贫困模式并轨的意义

城乡反贫困模式并轨是中国目前城乡贫困人口并存的现状格局特征的现实需要;城乡反贫困模式并轨是中国现行反贫困政策的边际效益几乎等于零或者说效益递减的内在要求;城乡反贫困模式并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城乡反贫困模式并轨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体现。     

中国、巴西：城市反贫困的比较及其启示

中国、巴西都是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尤其是城市贫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从巴西反贫困经验看，中国在城市反贫困问题上应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中等阶层收入，保护农村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给予城市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平等待遇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增长与减贫关系问题上,大量的实证研究仅仅用经济增长以及伴随增长过程的收入分配状态作为解释变量,其结论与现实的契合性不够稳定。通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产业结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扶贫与发展政策等关键性的中间变量,并采用跨越"八七扶贫攻坚"期间和新世纪"农村扶贫开发"两个发展时期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在农村减贫中具有重要地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与现有的大量实证研究结论不同,本研究表明不同产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农村减贫的影响是不同的,三次产业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逆转。因此,新时期反贫困战略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     

我国扶贫开发的新困境及对策探讨

随着法律对农村各类土地主体和权利界定的完善,以及主体功能区政策体系建立,各地政府借助行政手段圈定移民安置区域的开发扶贫模式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法律阻碍,需要承担的行政成本也急剧上升,导致各地扶贫开发逐渐步入端头。针对这种困境,文章认为,应结合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态势,利用农业人口替代转移规律,将移民安置选址从传统的四荒地转向大城市、特大城市郊县区,开辟市场化机制下的自发性移民脱贫路径。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A CAUTIONARY NOTE

Economic growth had less impact on poverty rates in the 1980s than in the 1960s. Could this be explained by Locke Anderson's observation that the higher median income, the greater the amount of growth needed to achieve a percentage point fall in the poverty rate? No, higher poverty rates are due instead to the rise in income inequality. With higher inequality, however, trickle down could be as effective in the 1990s as it was in the late 1960s. More generally, assessments of anti-poverty policy must recognize that inequality is as vital to changes in the poverty rate as growth in mean income.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规模变动相关性研究--来自北京市城市居民的经验数据

文章详细讨论了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规模变动的相互关系,在确立三者关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构造了应用Lorenz曲线及其相应弹性分析三者关系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亲贫困增长指数的概念。在对北京城市居民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得到的结论是:政府制定扶贫政策的选择应该使收入增长效应与收入不平等效应之和最大化,这为制定扶贫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论兵团反贫困中的服务业支持

解决贫困问题是兵团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兵团服务业的发展对新疆及全国经济的推动、社会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推动兵团反贫困事业提供了契机。我们应通过加大政府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优化服务业行业结构等措施,切实加快兵团反贫困进程。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减贫效应探析——以新疆为例

运用FGT贫困指数,以新疆为例,基于Lorenz曲线对农村贫困变动进行测算。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减贫作用,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则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     

中国农村民间信用缓解贫困的有效性分析

中国农村贫困面广,资金外流使农村反贫困形势更加严峻。农村民间信用内生于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是农村经济主体的主要融资渠道,对农村经济发展和缓解农村贫困具有积极作用。文章通过静态灰关联和前移动态关联矩阵的比较分析,对上述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民间信用可以有效缓解中国农户的贫困状况。文章认为,通过完善和规范民间融资市场,民间信用在发挥对中国农村缓解贫困的作用、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合理优化等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中国城镇贫困的变化趋势和模式:1988—2002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中国城镇绝对贫困的变化趋势。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城镇贫困都在显著减少。1988—1995年,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但此后基本保持稳定。分析收入和贫困决定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显示,教育、性别和中共党员等特征扩大了收入差异。来自政府反贫困措施的生活困难救助对减少城镇贫困影响很小。城镇贫困的缓解几乎完全归因于经济增长而非收入再分配。     

医疗保险与城乡反贫困:1989-2006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估计了1989-2006年医疗保险对中国城乡家庭的反贫困效应。结果发现: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城乡家庭比例较高,最穷的群体其医疗费用超过收入的比例增加,医疗保险对减少收入不平等只起到微弱作用。TIP贫困曲线表明,近几年,医疗保险补偿后,城乡患病家庭的贫困并没有减轻,医疗保险在减少贫困上的作用很小。分析贫困特征的多元回归模型显示,家庭成员数量、教育程度、抚养比率、参保人数等都影响了贫困,而条件多元回归模型则显示,医疗保险对贫困的变动没有影响。     

社会资本对家庭"因病致贫"有显著减缓作用吗?—基于大病冲击下的微观经验证据

文章在理论假说基础上,利用2013年CHARLS数据,采用Probit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多维社会资本在大病冲击下是否仍能起到显著减缓贫困的作用.结果表明:在没有大病冲击时,社会资本均可以起到显著的减贫作用.但大病冲击前后,社会资本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结果存在差异.社会资本降低贫困发生率的结果为:个人社会活动每增加0.1分,其大病冲击前后的贫困率分别降低5.1%和7.5%;每增加1个社区活动场所,大病冲击前后的贫困率可分别降低0.71%和1.63%;亲友经济往来金额每增加50%,大病冲击前后的贫困率可分别降低11.9%和3.9%;家庭照料不受大病冲击的影响,且有被减弱的可能性;家庭借贷减贫作用始终不显著.即社会资本对家庭因病致贫具有显著减缓作用,与不同社会经济状况人群交往的"桥型"社会资本比家庭亲友内部交往的"结型"社会资本的减贫作用更强.文章为重视培育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资本,发挥其非正式制度治理因病致贫的作用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