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

明代后期 ,正值西欧殖民者在东亚海域为争夺中国商品而展开激烈的商业竞争时 ,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 ,准许私人出海贸易 ,因此使中国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 ,大量的海外贸易船涌向马尼拉、日本等地贸易 ,以中国的生丝、丝织品换取大量的墨西哥银元和日本白银 ,随之亦形成了一股海外移民浪潮。这些移民海外的华人 ,以其辛勤的劳动 ,为侨居地的开发与繁荣做出了贡献。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九)

何乔远《镜山全集》中收有《海上小议》、《开洋海议》、《请开海禁疏》等多篇文章,记述作者要求开放海禁、让民间自由通商的主张,尤其是作者同情郑芝龙,极力呼吁明朝中央政府及福建当道者信任、重用郑芝龙,洵为当时难得之见。现特摘录如下,以供研究者的参考。 海上小议(崇祯二年) 天下之事,当于未然图将然,谋天下之事,当于无计求为计。今海上郑芝龙之功,不待言矣。芝龙无饷,我无以处之,亦不待言矣。顾处饷之方,未有能出于海洋税之外者,唯在变而通之耳。凡洋税于海澄县,给引发船,此故事也。自海寇为梗,人多不往。吕宋兴贩,顾兴贩在也。缘吕宋酋长因我货不往、彼来就鸡笼淡水筑城贸易,而红夷亦住台湾,与我私互市,顾皆奸民奸阑接济,是我不得收税者,不得收海澄县     

明清福建烟草的生产与贸易

明朝中叶，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烟草从吕宋传入福建，并得到广泛的传播，成为福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一、烟草从月港传入1、月港的海上贸易福建省烟草的传入与月港的海上交通与贸易十分密切。月港位于今龙海市海澄镇西南部九龙江下游的江海会合处，是从海澄港沿南港顺流往东直至海门的“外通海潮，内接！I］涧’伯9一段优良港道。港内河床开阔，水面平稳，两岸有许多天然的小船坞，是海商停船的好地方。月港除了地处九龙江出海口的优越地理位置外，最重要的是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前此地尚未设置县治，“官司隔远，威命不到”，自…     

明代大闽江口区域海洋发展探析

明初,朝廷实行积极的海洋政策,驻扎在大闽江口区域的卫所将士以及民间航海技术人员为确保郑和下西洋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成化年间,福建市舶司移至福州,福州成为专通琉球的朝贡贸易港口。明中期后,在海禁政策的高压下,民间海洋发展转向为反体制的走私贸易。月港开放后,大闽江口区域又逐渐成为福建对日本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心与对日本长崎的移民中心。     

明代海外朝贡贸易实质初探

(一) 明太祖立国之初,为了防御倭寇的侵扰,为了防止海外和内地的反抗势力联合起来,危害刚建立的明政权,即多次宣布禁海命令,规定“片板不许入海”。这种海禁的实行,虽然起到了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加强海防的作用,但是却把本国的海外贸易给切断了,而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对外贸易,就是当时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侈奢品、香料等亦必须由海外进口。于是,朱元璋就采用“朝贡贸易”作为海外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以“朝贡”为名把海外贸易置于官府的严格控制之下,以保证海禁政策的顺利实行——这就是明政府实行朝贡贸易的目的之一。     

海澄之月港港考

海澄之月港港考林汀水海澄因有月港港道又名月港。明为全国最大的走私港，“市镇繁华甲一方”，被称“小苏杭”①。这一港道今人指为即今海澄港口沿着南港向东直到海门岛的九龙江河段②。这一说法非是。按今南港明清时候称港口江、港口大溪，或名为圭海，也有迳称“南港”...     

厚积薄发 深入浅出——晁中辰著《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评介

晁中辰先生的《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捧读一过,深深为其深厚的积累、鲜明的个性和流畅简洁的文笔所吸引。首先,该书是关于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的个性思维的结晶作者关注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有二十余年之久,在这个领域已发表了二三十篇论文,因而具有了成书的基本条件,形成了自成系统的观点体系。把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放在一起讨论,本身就需要较好的驾驭能力。因为海禁本来就是要禁止海外贸易,主要是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官方贸易也受到严格限制。在明代以前,要么是官方派船出海,要么是经官方许可后出海贸易,外国商船亦不…     

福建古代港口经济贸易的发展——兼谈漳州港口建设的意义

在福建古代海外贸易历史上有过“四大商港？的兴衷迭替。其中漳州月港凭借其优良的港口地理环境,成为福建著名的“四大商港”之一,积累了丰富的发展港口经济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漳州市实施依港立市的计划,发展海峡西岸港口经济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福建华侨出国的历史和原因分析

福建华侨出国的历史,根据我国历代统治阶级对国人移居海外的政策和对海外华侨的态度、移民的性质和出国原则等因素,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从五代至宋元;二、从明朝至鸦片战争前;三、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第一阶段,即从五代至宋元,是东南亚闽侨社会初步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给予闽人出国及海外闽侨社会形成以积极的影响。 唐五代至宋元,福建不仅农业和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也日益繁荣。北宋时,泉州港成为仅次于广州的国内大商港,元祐二年(1087)正式设立福建路市舶司。南宋时,泉州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商港。元时,泉州港号称东方大港,“Zaitun”之名为亚洲各国商人所熟知。     

泉州在明琉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采取了强硬的海禁政策,不仅严禁民间“片板不许下海”,而且在对海外诸国的“朝贡”往来方面,也采取措施加以严格的限制。泉州,这个称盛于宋元时期的国际贸易港埠,进入明代以来,随着政府政策的变化,成了仅限琉球入贡于明的口岸。然而,泉州自洪武初设置市舶司至成化八年(1472年)他迁的一百来年间,作为海外各国入明朝贡的“正道”之一,在明琉两国的频繁交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清代前期海外贸易商的构成

清代前期,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沿海地区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造成靠田地耕作难以为生的困境,加上海外贸易获利丰厚的吸引,社会各阶层都积极投身到海外贸易中,即使在海禁时期也以走私形式进行。本文对清代前期海外贸易商人的构成做些具体的分析,以窥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之情景。     

试析明清时期闽籍士绅关于“开海”、“禁海”问题之态度

隆庆改元,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的月港实行部分开放海禁的政策。在此后的一两百年时间里,中国东南海洋形势风云变幻,闽人的海洋活动几起几落,一批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海洋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海洋史的角度出发,以海洋为本位,对他们进行梳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海洋社会人文信息。尽管,这些闽籍士绅的叙述是主流社会精英文化可以接纳的海洋信息,但是,从他们的亲身经历和相关言论,我们对明清时期福建人的海洋活动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从中或可窥探中国东南海洋社会及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魏晋南北朝的杂税之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税制度,除了占主导地位的田租、户调制之外,还存在其它税制,而且主要是商税。单从商税来论,其名目繁多:有属于商品流通性的课税—一关、津之税,有课之于不同商品的鱼税、酒税、盐税、果木税等,可以总称为商品税;还有课之于贸易者双方的商税,当时谓之“估税”,属于贸易税的范围;更有课之于市场的商税,当时谓之“市租”或“市税”,属于商业经营税的性质。由于这些税都同市场、商业贸易及商品转运     

略论粤海关的若干特殊制度及其影响

清王朝建立初期,严格实行“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的海禁政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下令“开海贸易”。二十四年(1685)决定在“粤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处所。其中澳门(后迁广州)是对西方国家贸易的港口。事实上与当时国际贸易运输站澳门毗邻的广州,成为最重要的贸易港口,粤海关也就是最重要的海关。特别是     

宋末元初广州对外贸易地位的变化

唐、宋时期,广州曾经是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但到了宋末和元代,泉州却取代广州成为全国第一大港。泉州港的兴起和广州港的衰落,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宋室南渡之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结果。早在南宋开禧年间(1205—1207年),泉州便有取代广州之势。当时,前往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30多个,到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后,前往贸易的国家已增至50多个。在财政收入方面,泉州也逐渐追上了广州,与广州处于相等的地位。南宋定都杭州之后,即着意加强对泉州市舶的扶植,扩大它的职权,规定福建沿海的商船,都须向泉州市舶司领取“官券”才能出海。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还专门拨钱25万缗给泉州市舶司。作为“抽买乳香等本钱”,以扩大当时泉州的海外贸易;并起用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为提举市舶,利用蒲在海外的声望,以吸引外商前来泉州经商。因此,在南宋中后期至元初这一段时间内,泉州的对外贸易便已逐渐追上广州,最后进而取代广州而成为全国的第一大港。     

清代福建的外贸港口

鸦片战争以前,福建外贸港口经历了多港、一港、走私小港的演变过程。这一变迁,对于福建外贸的发展颇有影响。这里将通过港埠这一窗口,以窥见清代福建的海外贸易。     

清代前中期福建造船业概述

清朝立国之初,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封建政权,从顺治十三年(1656年)开始历行“海禁”,严格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和“片帆不准入口”;尤其为了打击郑成功所部抗清复明的活动,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开始在福建沿海推行“迁界”政策,强迫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和福宁五府州的沿海居民内迁,远离海边,并设置所谓“界线”,对胆敢“透越”者施以斩首。“海禁”和“迁界”措施无疑沉重地打击了福建造船业,致使自宋元明以降十分发达的福建造船业一片凋零。     

清代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贸易结构

一 康熙廿二年(1683),清王朝统一了台湾。廿三年九月,康熙帝解除了“海禁”宣布“开海贸易”。从此,台湾与祖国大陆的通商贸易,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从康熙廿三年至咸丰十年台湾对外开放的一百七十七年间,台湾与大陆的通商贸易,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逐步发展阶段。从康熙廿三年开放海禁至雍正三年台南三郊的成立,是台湾同大陆贸易发展的第一阶段。 台湾“野沃土膏,物产利溥……实肥饶之区”,盛产粮食与蔗糖。清代统一台湾之后,清政府与郑氏政权隔海对峙的局势消失了;随着战乱的消除,社会环境日趋稳定,台湾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海禁解除之后,闽粤两省沿海的人民(其中以福建的漳泉地区为主流)纷至沓来,成为开发台湾、发展台湾社会生     

郑成功自铸银元

郑成功(1624—1662),本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明弘光时(1645)监生。隆武帝赐姓朱,号国姓爷。隆武二年(1646)起兵,从事抗清活动。永历十五年(1661)率将士数万,自厦门出发,经澎湖,于台湾禾寮港登陆,激战八个月,打败了盘踞台湾38年的荷兰殖民者,于清康熙元年(1662)2月1日收复台湾宝岛。     

民间商会大有作为

1994年10月,唐山市总商会(工商联)和海外联谊会以民间商会形式,举办了“’94唐山经济技术暨贸易恳谈会”,取得了圆满成功。恳谈会共接待了美国、加拿大、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及港、澳、台地区客商42人,有100多家唐山企业与外商就钢铁、发电、水泥、陶瓷、塑料加工等领域120多个项目,进行了洽谈考察,共签定协议利用外资金额达1.68亿元人民币。其中加拿大维达企业有限公司和唐山油井水泥厂签定了投资1.3亿元人民币,兴建“安达水泥有限公司”的正式合同。会上,还签定了合作和独资生产童车零件、炼铁炉、甲鱼加工等4项合作意向书,资金达500万元.还有50多个合作项目进行了深层次洽谈。由此可见,利用民间商会形式开展海外经济技术合作活动,具有自己的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