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空间分布关系的实证检验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重心移动的方法,即根据区域属性值的特征量来分析重心移动。本文应用这种方法,对1985年至2009年期间我国环境污染重心移动的轨迹、原因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环境污染重心与相应污染变量、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总量和方差之间存在显著影响关系,而与相应污染变量、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变化速度之间的影响关系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有效管理我国环境污染、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影响香港经济结构变化的八大因素

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那么，就香港而言，都有哪些因素会引致经济结构变化呢？分析清楚这一问题，对加深认识深化经济结构的意义及其取向和恢复经济增长之出路等问题将会有所帮助。依香港的都市经济类型而论，影响到其经济结构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第...     

试析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

资本结构决策一向是企业融资决策的核心问题,而资本结构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影响资本结构的各个因素对企业有着不同的作用.本文以我国经济背景为基础,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探讨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因素及其作用方向与影响程度.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影响 因素分解：1981-2009年

本文在理论层面对“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进行了拓展，指出二元经济结构集中表现为城乡居民存在收入差距，这种差距与城乡两部门的劳动力-人口的转化、经济产出-居民收入的转化以及劳动力-经济产出的转化紧密相关。二元经济结构可被分解为四种因素：收入产出比差距、资本产出比差距、资本劳动比差距和劳动参与率差距。基于这种因素分解法，实证分析得出：1981-2009年，在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中，收入产出比差距、资本产出比差距、资本劳动比差距和劳动参与率差距的年均贡献度分别为-6876%，-1373%，16435%和1814%，而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年均贡献度为15062%。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差距（尤其是资本劳动比差距）和劳动参与率差距，这源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伴随着农村资本形成相对迟缓以及农村人口迁移相对滞后。基于这些结论可以给出新时期我国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若干政策建议。     

能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因素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由此可见政策的重要性。对于经济建设和发展来说，政策和策略不但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式，而且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可以这么说，没有一种经济的发展不受政策性因素的约束和影响。政策性因素既对经济发展起加速或减速器的作用，又对国民经济不同行业发展起导向作用。我国的能源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的基础性地位，政策性因素对其产生影响时，还会把这种影响扩大到其它经济领域中去，还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分布差异大，能源经济的投资之巨，涉及面广，操作好坏直接对国家的经济稳定和民心背向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只有充分认识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性因素的综合效力，才能为我国经济高速、健康、可持续发展插下腾飞的翅膀。     

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 库兹涅茨效应:以二氧化硫排放数据为例

目前，国内文献关于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相互关系的研究还不充分，将三者置于同一整体框架下的研究能为理解和验证腐败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直接的证据。本文在传统的EKC模型中考虑腐败因素，利用1995-2011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验证了腐败对经济增长以及腐败和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1)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2)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关系，我国仍处于经济增长越快，环境污染越严重阶段；(3) 腐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弱化经济增长从而对环境污染有负向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腐败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手段，政府不能通过阻碍经济增长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关于我国银行风险预警问题的探讨

银行风险具有扩散性和隐蔽性，如不及时加以控制，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要控制银行风险，建立银行风险预警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决定银行风险珠因素可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先导性因素，包括经济增长率、物价综合指数、经济结构协调状况等宏观因素，以及银行数量、贷款增速等系统性因素，也包括银行内部管理状况、资产负债期限匹配情况等微观因素。第二层次是传导性因素，包括银行同业竞争程度、存款增速、银行资产质量等。     

我国宏观税负倒U型演变主导因素的变迁

基于我国减税降费背景下宏观税负呈现倒U型特征，将研究期分为1994—2012年和2012—2020年两个阶段，构建贝叶斯LASSO模型实证分析两个阶段宏观税负主导因素的变化。结果发现：我国宏观税负经济主导因素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经济增长驱动转为产业结构引领，经济因素对东部地区宏观税负的拉动作用更为强劲。税收征管因素成为影响宏观税负的最重要因素，影响程度呈现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在营改增政策和减税政策效应的持续释放下，营业税对宏观税负的负向效应逐渐缩小，增值税对宏观税负的负向调控作用开始凸显，不同区域税收结构因素对宏观税负的影响程度不同。我国应进一步发挥第三产业的税收增长潜力，加强税收征管，聚焦制度性减税和财政支出结构性改革，保持宏观税负的总体稳定，同时注重区域差异性，促进区域经济和税收协调发展。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基于“十一五”时期的实证研究

根据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因素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原理,采用因素分解方法分析＂十一五＂时期各个因素对我国污染物排放变化的具体影响。结果发现：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带来的规模效应是污染物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原因;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减排技术的改进等因素带来的技术效应对降低污染物排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能源消耗、SO2和COD的排放来看,工业内部结构均趋向清洁化,但这种结构效应对降低污染排放的影响力度不大,原因在于产业结构调整依然缓慢。     

影响我国经济结构的财政因素及对策研究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内外竞争局势,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也开始显现,而财政因素主要影响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经济结构状况,财政支出规模不能有效适应经济结构发展需要;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制约经济结构的优化.本文从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分析影响经济结构的财政因素,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调整相应的政策措施,促进经济结构健康、有效发展.     

新疆环境污染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新疆环境污染状况,寻找影响新疆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首先对新疆环境污染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影响环境质量的各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进程、工业结构、环保科技和对外贸易对新疆的环境污染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最为明显.     

新疆经济增长中的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新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环境污染之间的数量联系机制。文章首先对新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现状做了详细的描述性统计;然后基于1985年～2007年的时序数据,建立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环境污染的协整方程。研究发现,新疆存在从能源到经济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为能源依赖型经济体系;新疆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对外贸易构成环境污染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在影响新疆环境污染程度的各因素中,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很大的。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与企业创新:促进还是抑制

在绿色发展背景下,基于环保部公布的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企业名录,实证检验环责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投保环责险能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其在企业创新治理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环责险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环责险对非国有企业创新水平促进效果更显著;环责险与环境规制不能发挥协同作用。结论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以及环责险经济后果的理论研究,对深化绿色保险改革、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时序数据的经验分析(1985～2003)

本文选用1985￣2003年期间我国的六类环境污染指标,从时序维度考察了环境污染与我国人均收入变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首先,基于MaddalaandKim提出的改进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具有协整关系的四类变量中,只有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正的协整关系,其他三类污染指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协整关系均为负,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环境的恶化;其次,分别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与TodaandYamamoto提出的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考察了六类污染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环境污染与我国人均GDP之间的一般规律:人均GDP是导致污染排放量变化的重要原因,但污染排放并不是导致人均GDP变化的原因。     

Longevity,Fer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Do Environmental Factors Matter?

Our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 economic decisions regarding fertility. We incorporate health‐damaging pollution into a three period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in which life expectancy, fer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re all endogenous. We show that environmental factors can cause significant changes to the economy's demographics. In particular, the entrepreneurial choice of less polluting production processes, induced by a tax on emissions, can at some point in time lead to such changes as higher longevity and lower fertility rates. Thus, we provide a novel explanation on the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fertility rates and pollution. According to this, the causality on this relation may also work from the latter to the former. Furthermore, our model can account for the empirically observed N‐shaped correlation between pollution and income per capita.     

The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under China’s ‘New Normal’

ABSTRACT

The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in China has drawn much research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in exploring the factors that lead to pollution reduction, most literature has ignored the slowing economic growth under the ‘New Normal’ of China. This omission could lead to the overestimation of the pollution reduction effects of other factors. In this paper, we estimate the effect of the economic slowdown using a dynamic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CHINAGEM. We find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economic slowdown to pollution reduction ranges from 10% to 30%. This indicates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the economic slowdown when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other factors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in China.     

环境约束下的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已有文献在测算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时,基本都没有考虑环境因素,而这种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由于忽视了环境污染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反映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真实绩效,甚至会误导政策建议。文章将环境因素引入服务业生产率体系,运用基于DDF的M almquist-L 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中国2004－2013年服务业分行业 T FP进行再估算,并结合M 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服务业环境友好指数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两种情形下服务业 T FP增长的主导因素都在于技术进步,忽视环境因素不仅高估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而且高估了其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环境因素对服务业增长绩效存在影响。环境约束下服务业 T FP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显示,服务业 FDI并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适当的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还可以促进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研发资本、禀赋结构和公众的环保意识对服务业环境 T FP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黑龙江省经济增长与综合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环境库兹涅茨综合评价理论,建立了黑龙江省综合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评价模型,运用Grossman影响环境因素的机理分析模型,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对2006年以后黑龙江省环境污染加剧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2006年后黑龙江省在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其产业结构仍以重工业为主,这加剧了工业废物的排放,从而导致整体环境污染的恶化,且技术进步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有正负效应两面性。     

Factors Behind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A Decomposition of the Changes in Air Pollution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theory suggeststhat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ng run may reduce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is article, we use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to isolate eightdifferent factor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origins of changes in emissions to air over theperiod from 1980 to 1996. Among these factorsare economic growth, changes in the relativesize of production sectors and changes in theuse of energy. Given constant emissions perproduced unit, economic growth alone would havecontributed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emissions. This potential degradation of theenvironment has been counteracted by first ofall more efficient use of energy and abatementtechnologies. In addition, the substitution ofcleaner for polluting energy types and othertechnological progressions and politicalactions have reduced the growth in emissions.Consequently, the growth in all emissions hasbeen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economic growth,and negative for some pollutants.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olicymakers mayreduce emissions considerably through creatingincentives for lower energy use andsubstitutions of environmental friendly forenvironmental damaging energy types, inaddition to support environmental friendlyresearch or to conduct direct emission reducingactions, such as abatement requirements orbanning of environmental damaging products.This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to countries andsectors with relatively high energy intensitiesand low pollution abatement.     

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长效机制研究——以河北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凸现。日趋严重的农村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河北省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及其制度缺失的认真分析,课题组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通过干部选拔考核机制、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管体制、财政税收政策、科技支持保障机制以及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构建起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