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扩大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 村民自治改革试点 ——广东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的实践探索

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其核心是改革创新和完善村民自治这一我国农村基本政治制度.1982年宪法第111条确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1987年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七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一般设在自然村",1998年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删除了该内容,我国农村村民自治自此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2012年,广东清远市在全国率先开展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可开展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后,肇庆市德庆县也开展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改革试点.2016年10月,在总结广东清远、云浮、肇庆等地先行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央两办以"31号文"印发《关于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方案》.广东应乘势而上,发挥先行优势,以问题为导向完善试点机制,并围绕解决"三农"重点问题进一步扩大试点,改革创新村民自治体制机制,推进广东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五抓"促"五化" 德庆全面完成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

德庆县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坚持把深入推进社区建设作为大抓基层、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任务来抓.自2015年11月被确定为"全省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县"后,德庆县迅速成立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在全省率先制定出台《德庆县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在2013年建设成"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的基础上,以"建县镇村三级平台,创零距离服务社区"为中心,突出"五抓"促"五化",全面完成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打造了一批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示范点,得到了省民政厅的充分肯定,顺利通过省检查验收.2016年4月,全省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推进会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工作会议在德庆县召开.一是夯实了基层组织基础.加强基层党建,基层组织班子整体效能不断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持续增强;完善镇村民主管理、村民自治等机制,形成了以村党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组织为基础的协同管理社区新格局.二是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将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审批事项统一进驻到县镇村三级服务综合窗口,依托信息审批系统,"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服务群众从"由下而上"转变为"由上而下",实现农民办事足不出村.     

浅议村民自治制度

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人民群众自治的农村社区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不仅具有重要的民主政治意义,而且显示着民主化路径实际选择的重要价值。建立健全村民自治组织,推动农村政治发展,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之一。     

对村民自治建设的反思与重构

村民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新世纪以来,随着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公民社会的发展,村民自治建设遇到了一些问题,发展处于"瓶颈"期.通过正确认识"两对矛盾",理清"两种关系",找出村民自治停滞不前的根源,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以此重构村民自治建设,从而不断完善发展村民自治体系,推进国家民主建设.     

传统环境管理模式下农村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制度因素分析

我国传统环境管理模式以城市和工业为导向,在这种模式下,农村环境保护规划、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政策几乎空白,而农村地方传统知识对环境保护的作用没有得到应用.农村环境管理“软”“硬”约束的缺失,乡镇环保“结构性”和“功能性”空洞的存在,是农村环境污染和破坏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的主要原因.农村环境社区治理模式是以农村社区为基本单元,利用村民自治的制度资源,实现政府引导、市场激励、社区自治、农民参与,凝聚各方力量,有效解决农村环境问题.     

村民自治: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历程与展望

我国农村实行的村民自治,是农村改革的产物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试验于90年代,90年代末至今得以普及,经过渐进的发展和积累,制度框架不断清晰,实现方式日益丰富、实际效果逐步明显,构筑了新型农村基层治理制度,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之路,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后,村民自治的发展应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引领,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不断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自治需求,与新农村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逐步走向"大村民自治"格局,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的发展。     

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的一个视角：参与式预算

参与式预算作为一种民主理财方式,是政府将拟订实施的公共服务建设项目的方案和预算草案向公众公布。由民众代表充分表达民意并决定政府资金的投向,参与式预算的初衷是为了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产品。其内涵与初衷刚好吻合了村民自治和公共选择机制的基本动因。因此,在当前农村村民自治和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出现困境的背景下,研究“参与式”预算在农村社区的村民自治与公共选择中运用,对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走出困境．是一种不错的尝试和选择。     

中国村民自治制度"内卷化"现象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了村民自治制度.对于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的效果,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对中国村民自治制度的研究,不仅要注意制度创新的条件与原因,也应注意制度创新后影响该制度继续演进的轨迹与因素.被创新出来的制度,不应被理所当然地认为会不断地自我强化并进行线性发展,应注意到"制度内卷"在中国的现象.     

云南农村民主建设的思考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包含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是农村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最广泛的实践。本文从村民自治的践行、新时期云南农村民主建设的现状和特殊性等多方面来关注云南农村的村民自治问题,探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云南农村民主建设的新取向。     

关于“村民自治”民主特性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以村民为主体，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农村基层政治体制的创新将进入实质性阶段。本文拟就“村民自治”这一中国农村基层的独特民主政治制度的特征作一粗浅的探讨。一、村民自治的基本内涵村民自治，顾名思义，就是村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制度化渠道直接参与村务管理和村级重大事务的决策。这是党和政府为实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奋斗目标，切实扩大亿万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而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民主政治制度。村民自治作为一个系统，它是由相互联系而又彼此独立的民主选举、…     

西部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农村治理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农村和谐秩序的一种尝试。在二十余年的村民自治之路中，成绩卓著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种情况在西部表现得尤为严重。要解决西部村民自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对策主要有完善西部村民自治，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改变农民在自治体中的被动地位，理顺关系，为村民自治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建立健全村民自治保障机制等.     

加强制度创新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撑

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目前制度设计的不完善是农村落后、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只有遵循科学的价值理念,对国家关于农村和农民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政府财政支持制度、村民自治制度进行改革、创新,才能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略论我国当前农村自治中的政治管理模式

农村这一基层治理是国家基层治理的基石之一,农村的改革、稳定与繁荣事关国家大局.随着村民自治体制的建立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农村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何构建科学的农村治理模式,不仅关系到村民自治能否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国家构建和谐社会能否实现.本文从农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着手,结合我国农村自治典型案例,对农村政治治理模式提出了5种路径选择:党委路径、关系路径、干部路径、制度路径与经济路径.     

浅议村民自治组织机构关系问题——基于修订中的《村委会组织法》

自1980年底广西河池地区的宜山、罗城两县农民自发组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开创村民自治.自我国于1998年颁布并施行<村委会组织法>以来,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建设取得了巨大发展,20多年村民自治活动的开展已充分展现了村民自治的生命力和有效性.     

集体的重构: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产权制度的演变——以“外嫁女”争议为例

本文从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集体股份制改造引起的"外嫁女"争议分析农村产权制度的演变。缘起珠三角地区的农村产权改革将非农化后的集体土地和资产量化配股以保障个别成员的产权和利益,但在确认股东资格的过程中催生了关于成员权的一系列争议。本文的分析对象是在出嫁后被剥夺村民待遇的"外嫁女"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近二十年的抗争。历经多年的坚持,"外嫁女"终于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同籍同权,理应得到股份分红。不料地方政府的强力介入又引起村组的强烈反弹,以集体行动抗议上级政府干预村民自治。"外嫁女"争议凸显了村民自治和国家法律的冲突以及村庄内部的不平等。本文以"外嫁女"为主体,检讨功能取向的制度研究,重新以动态的、行动者的角度分析制度的形成。一方面揭示产权改革中妇女作为行动主体如何不断推动制度的演变;另一方面重新审视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讨论。     

村民自治发展的制度困境

在中国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中,村民对村民自治的迫切需求很难诱发实际的制度变迁。即使出现了村民的自发性制度变迁,也有赖于政府的承认和促进。本文认为,要走出目前村民自治的发展困境,关键在于限制基层政府对乡村的行政介入,改变村级组织的权力授予方式,中国农村要走强制性制度创新之路。     

村民自治三十年

本文讨论村民自治制度原初安排时的理由、推进过程以及在村庄实际运行的机制。村民自治被理解为国家在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重新组织农民的一部分,目前这一过程还没有结束,又已经面临着基层农村社会的深刻变化。已经展现的制度推进过程表现出政府主导、农民参与的特征,但是,由于制度的规范和一致,自治的色彩和制度选择的多样性不突出。村民自治的实际效果受到其他制度的影响,目前遭遇无财政支持、精英外流和村庄共同体解体的挑战。村民自治的未来应脱离政治社会管理的框架,而从农村发展和农村与国家关系的全局上来设计。     

村民自治下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供给公共产品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以家庭承 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非集体化经济改革瓦解了原来的公共 产品供给体系,带来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无效。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中国在广大农村推行了村民自治制度。但研究表明,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非村民自治制度一体所能完成,而 必须以农村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的改革为前提,并且必须 妥善解决由于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所带来的农村社区权力体 系的新冲突才能达致。     

破解政府行政与村民自治的内洽难题——广东蕉岭“农综改革”纪实

正如今,随着国家实施城乡统筹战略、创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体系,大量政府服务管理项目开始向农村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厘清政府行政与村民自治的合理边界,确保政府服务管理项目顺利下乡,让村民"自治"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成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难题。     

村民自治:以模式完善促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民自治模式在发展中得以不断完善和创新,形成了"两委"主导型、"两委"分权三种类型等四种主要模式.村民自治模式在经济发展、利益分配和维护稳定的发展主线牵引下,坚持以民生为发展主导、以民本为完善核心、以民权为创新动力,有效地发挥了民生、民本和民权的合力,不断完善与创新包括村民自治模式在内的村民自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