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宪法的修改看我国的宪政改革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没有宪法，自然谈不上宪政。但是有了宪法不一定就有了宪政。“只有具有正当性的宪法才能真正地与宪政产生具有逻辑上固定性的线性联系。”在我国，不断完善宪法修改体系和宪法监督制度是我国宪政改革的必由之路。     

论中国政治市场开放进程中宪政民主与基层民主的协调发展

建构一个有效的政治市场，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固有之义，关系到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成败，中国最高决策层有意识地选择上下互动的民主政治发展路径，这同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有别，但这条路径选择并没有消除民主政治发展战略中基层民主优先和宪政民主滞后的矛盾。当务之急是在民主政治实践中高度注重宪政民主与基层民主的协调发展。     

论公民的知情权

一个国家的知情权保障制度发达与否，直接反映着这个国家的人权宪政水平。知情权的人权确认是宪政制度发展的历史趋势。要切实有效地保障公民知情权，应把知情权纳入我国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体系。     

保障刑事法律中的人权与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具备民主法治的环境,而民主法治必须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在刑事法律中人权保障是最易被忽视并经常出现问题的环节。除对当前人权保障的成绩肯定之外,提出了刑事法律中阻碍保障人权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两大障碍：刑讯逼供和劳动教养。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尊重和保障人权

社会主义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主义促进和推动了人权事业的发展，无论是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第一代人权，还是被称为第二代人权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以及关注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关注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第三代人权，都离不开社会主义的推动。社会主义本质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要根据社会历史条件积极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发展。     

人权司法保障的创新亮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自觉地坚持中国梦的人权价值引领，大力改善民生问题，着力强调公正司法，使我国的人权司法保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如果说十八大强调“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方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建设规范了中国人权司法保障的制度设置，那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总方略则是为我国的人权司法保障建设指明了根本性的司法理论依据和司法实践指导，从而使我国的人权司法保障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公民公共事务协商权的法律地位

公民的公共事务协商权,是被代议民主理论长期忽视而被协商民主理论发现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在当代民主宪政条件下,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宪政民主架构的主干部分,因此,公民的公共事务协商权应当成为各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并将其纳入宪法权利范畴,构建更加广阔的公民宪法权利体系。正视公民公共事务协商权的研究,对于补正代议制理论的缺憾,解决代议制民主形式不能满足人民主权同宪政目标的矛盾,拓宽广大公民民主参与的现实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中西方宪法人权保障条款的比较看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

不管是中西方,人权与宪法之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具体的说就是宪法确认和保障人权,对人权的不懈追求又促进宪法的向前发展。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西方在人权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别,双方的主张不太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人权在不断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也在不断的提高。     

论中国人权“入宪”及其贯彻落实

人权“入宪”具有其独特的价值,根据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将人权写入宪法,是我国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由于历史等因素我国对人权研究的起步晚,起点低,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远远落后于国际人权,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更使宪法的人权原则面临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为了促进民主建设和保证社会发展,确保宪法人权原则在我国的贯彻落实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权宪法化的基本进程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公民享有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权利，从本质上讲，基本权利是人权在宪法中的表现。近代以来，人权理论逐渐生成，但其道德性，使之具有内容模糊、保障乏力的缺陷。对人权缺陷进行补救的成果就是将人权载入宪法，使其具有内容的确定性和效力的最高性。近现代宪政实践充分证明，基本权利就是宪法化的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