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制度市场化路径：资产市场化与增量改革

经过资本市场化改革后,国有银行的发展呈现两种典型现象：一是从银行层面看,其业绩呈爆发式增长;二是从宏观层面看,存差持续扩大和债权结构失衡等现象反映出其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这表明资本市场化改革在使国有银行微观绩效改善的同时并不必然带来宏观整体效率的增进。本文认为国有银行制度市场化的核心在于功能市场化,即由财政替代功能转向市场金融功能;对于国有银行功能演进而言．资本市场化改革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长期而言,更需要国有银行资产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未来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中,增量改革比存量调整更为重要,其功能转化将取决于新市场金融要素的成长速度与竞争压力程度,其中内生性金融力量的成长对于国有银行乃至整个金融制度改革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银行不良贷款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负面效应

目前我国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不断增加，金融风险不断累积，不仅制约国有银行的改革与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了经济金融的协调健康发展。不良贷款对宏观经济的发展可产生如下负面效应：不良贷款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不良贷款对投资的影响；不良贷款对经济原有均衡的影响。结论说明，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持续增加，必然会导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严重后果。     

论我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我国国有银行的经营行为服从于整体经济改革的目标,承担着对渐进改革提供金融支持的特殊职责。既得利益集团对制度变迁需求的不足,以及国有银行对政府干预的路径依赖,使得其制度变迁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进程。政府在国有银行改革的问题上处于两难选择的境地。政府对所处困境的解决,依赖于包括政府自身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市场机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等内外部环境因素。     

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金融体制改革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还存在很多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金融一体化的日益加深,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思路就在于加快国有银行商业化进程、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加快推进利汇率改革和积极防范金融风险。     

调整发展战略,促进国有银行转轨

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把专业银行真正办成国有商业银行，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国有银行商业化转轨的成败，将直接制约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四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改革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诸如国有银行资产存量盘活难度加大，经营亏损趋于反弹等。这虽然有诸如国有企业等相关环节改革进程迟缓而对国有银行转轨的制约等因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国有银行自身在发展战略、经营机制和经营方式上还存有缺陷。为加快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转轨，就必须在这三方面的改革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本文…     

金融漏损、效率修正与"反哺效应"——中国转轨经济金融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研究的新视角

在我国渐进式的转轨经济过程中,在政府强控制金融与高额储蓄条件下,体制内经济体发生金融漏损并由体制外经济顺守,修正了金融初次配置效率,形成了金融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并存的结果。理论与实践表明,体制内金融的外向漏损间接支持了体制外经济的成长发展,形成了"反哺效应",构成了一个非正规的经济增长良性循环模式。文章从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角度分析了我国转轨过程中的金融漏损、效率修正与经济增长,对我国转轨经济中金融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现象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应通过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产权改革、加快民间金融发展等措施改进与提高我国的金融效率。     

综合信息

中央十大关键词透视2004年我国金融改革备受瞩目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2月1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对金融改革进行部署和指导。其中,国有银行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推进以及国有股减持等热点问题都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     

境外战略投资者与国有银行效率的帕累托改进

国有银行低效率几乎是一个明显事实.本文以历史经验和文献综述方法研究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国有银行的效率影响问题.主要的发现有:国有银行效率更多地符合政治观点而非发展观点;微观效率方面,外资持大股优于持小股,但未必提高宏观金融效率,也需提防金融安全隐患;与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在以引入境外投资者推动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方面具有战略性、主动性和渐进性等特征.     

渐进改革中的金融支持

本文讨论金融因素在中国渐进改革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与其他转轨经济国家相比,中国在改革以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国内储蓄率,同时,国家也拥有较强的控制经济的能力;前者为经济提供了可观的金融剩余,而后者则使金融剩余中的绝大部分通过国有银行用于支持体制内的产出增长。本文在界定财政补贴与金融补贴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考虑金融补贴的体制内增长模型,通过此模型,论证了金融补贴与渐进改革之间的逻辑联系     

金融开放与国有银行的机制转变

国有银行作为我国主要的金融中介机构，在支持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业的开放，面对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国有银行正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国有银行的现状，加速国有银行的机制转变，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主动迎接挑战，以提升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我国经济增长的要求。     

金融改革步入深水区利率市场化改革四大阻力

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2012年1月6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同，金融工作会议的关注点不在货币政策，而是在金融体系的发展和改革。此前的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都涉及金融改革，核心则是国有银行改革这条“红线”。现在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议题包括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对金融机构综合经营和金融机构的监管、明确商业银行资本金补充和约束机制等。这使得我国金融改革更增加了复杂陆和不确定陛。     

注资与国有银行改革:一个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旨在为人们解读国家通过注资方式推动国有银行改革的意图与绩效提供一个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其主要命题与观点大致有 :第一 ,政府推动下的银行改革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一般都受到某种外部因素的刺激并追求短期见效的效果 ;第二 ,在微观经济基础未能得到有效调整的情况下 ,单方面改变银行资本结构的行动注定会无功而返 ;第三 ,国有银行制度在世界范围普遍存在 ,且不乏有效运作的例证 ,通过人为方式降低国有银行比例以提高整体银行效率是一种逻辑误导 ;第四 ,中国国有银行低效率运行的根源不在出资人本身 ,而在于出资人获取回报的特殊经济流程 ;第五 ,若考虑到被巴塞尔协议剔除的一些无形资产可以在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中得到确认 ,则国有银行出资人的资本压力就没有人们相象的那么大。本文的结论是 ,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是经济改革过程诸多矛盾与利益博弈的长期积淀 ,解决方案须基于演进主义的方法论 ,绝不可毕其功于一役。     

金融结构与产出稳定:基于中国分省面板数据的考察

本文基于1985-2004年中国的分省面板数据,采用可处理横截面相关性Driscoll and Kraay(1998)的方法,对中国金融结构治理经济冲击进而稳定产出的作用进行了考察.得出以下结论:中国金融结构中,非国有银行比重的增大,会减弱通胀冲击,但同时也会放大贸易冲击；中国金融改革一定程度上会增加非国有银行的比重,因此贸易冲击的放大将可能成为金融改革的代价之一.     

金融压力、所有制结构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影子银行活动的实证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监测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成为各国监管机构的工作重点。本文构建了一个反映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FSIC）。基于此，本文研究不同所有制结构的商业银行将如何调整影子银行业务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实证结果表明，当金融压力上升时，相较于国有银行，非国有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上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差异与两类银行对影子银行这一风险业务的调整有关。当金融压力上升时，国有银行会显著减少影子银行业务，而非国有银行的影子银行业务不会减少。本文提出了国有银行的双重职能这一观点来解释实证研究的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民营银行核心竞争力分析

从2003年开始,我国金融领域的改革逐步加速,其中关于银行的改革尤为引人注目。银行改革主要集中在产权的转换上,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四大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第二,民间金融机构的建设。最近,关于民营银行的存在是否会加重金融风险,能否按照设想对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等问题争论很多。那么民营银行究竟有没有成立的必要,其核心竞争能力是什么?以下本文将予以分析。     

国有银行双线监控体系构建

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内部监控方面较原来有了长足进步,但是现行的国有银行内部监控机制在体系设定和实际运行中仍存在问题,如何改进这些方面,就是本文的成文目的所在。本文首先分析我国国有银行内部监控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改进建议,构建出有中国特色的国有银行内部监控体系。     

转轨经济中的梯状演进和枝状演进--兼议目前国有银行的分业或混业经营问题

本文根据是否在系统中内生出异质于国有产权组织的竞争因素，区分了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经济系统的两种演进形态：梯状演进和权状演进。指出社会经济系统以何种形态演进取决于国家在一定的现实约束条件下对界定产权的外生交易费用和不界定产权的内生交易费用之间的权衡。面对加入WTO以后外资银行的竞争，我们要坚持国有银行既有的改革逻辑，坚持分业经营原则，同时推进民营银行的发展，构建多资银行的竞争，我们要坚持国有银行既有改革逻辑，坚持分业经营原则，同时推进民营银行的发展，构建多样化的银行组织体系，这是提高我国银行业竞争力的关键，而回入WTO本身提供了推动我国金融改革的历史机遇。     

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许 多研究文献指出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往往是同步进行的 ,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一般都伴随着金融的超常发展 (Goldsmith ,1969)。King和Levine (1993 )对 80个国家在 1960至 1989年期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 ,发现即使其它条件已经具备 ,金融发展的滞后必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严重障碍 ,并有可能陷入“贫困陷阱”。对个别国家的实证研究也都证实了金融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 ,功能良好的金融系统是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 (Cameron ,1967;Haber,1991,1996;Mckinnon ,1973 )。目前中国的金融改革与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 ,主要表现为投融资体制的扭曲 ,非国有经济在融资过程中受到歧视 ,资本市场的发展在低层次上徘徊 ;“经济分割” (Mckin non ,1973 )还相当严重 ,内源性融资普遍存在。就拿处于改革攻坚阶段的国有银行改革来说 ,虽然中国大的国有银行按照预期的信贷损失来算数额非常庞大 ,但其流动性还相当好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限制了对其它金融渠道的准入 ,促使大量的储蓄流入银行 ;同时严格控制储蓄利率 ,造成比较高的存贷...     

论推进中国金融现代化--一个基于金融约束的视角

大量的研究和事实都说明我国存在金融约束现象,我国正处于金融约束向金融现代化的转轨时期,而金融约束是个阶段性命题,走向金融现代化是大势所趋。本文基于金融约束与金融现代化的相关理论,认为我国实现金融现代化必然经历一个渐进过渡的过程,提出应该从改革国有银行、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落实配套措施、调整监管体制等方面渐次实现这一过渡,从而推进我国金融现代化进程。     

金融控制、风险化解与经济增长

不同于传统的金融抑制 (自由化 )、金融约束理论所描述的发展路径 ,90年代的中国在处理金融改革、风险化解与经济增长关系上 ,对金融改革采用了既发展又控制的政策。金融控制为改革提供了所需要的资本 ,同时 ,让居民个人参与政府主导下的资本市场交易来使风险社会化。金融控制和风险化解之间的不同组合可以理解为某一阶段经济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处理上的动态性。金融控制和风险化解的动态组合决定了中国资本市场特定的结构、交易与绩效。中国转轨时期的金融控制缓和了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资金关系 ,并可能减少银行预期不良资产比例 ,在让国有银行继续成为大中型国有企业主要债权人的同时 ,争取到了体制内部 (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 )化解风险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