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发展分析及前景预测——以云南省为例

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化农业体系,亟需对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分析。以协同创新理论为基础,论文选取2003—2017年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的相关数据,构建农业与旅游业的指标权重系数与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GM(1,1)模型预测云南省农旅融合未来10年的发展轨迹,分析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和未来发展路径。研究发现: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的发展并不均衡,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偏低,整体呈逐渐上升趋势,2003—2009年处于中度失调阶段,2010—2014年处于轻度失调阶段,2015—2017年两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尚处于调和协调阶段,云南省农旅亟待进一步融合,预测表明2018—2027年两产业耦合协调度处于稳步上升阶段。基于研究结果,提高农旅良性耦合协调发展,需丰富农旅产业内涵,加强人才培养力度,延伸产业链,加强政府引导,健全基础设施建设。     

基于能值生态足迹和生态效率的贵州省可持续发展评价

利用能值生态足迹模型以及绿色GDP核算初步评价了贵州省2000—2017年可持续发展状况,并选取已经扣除了非期望产出的绿色GDP作为产出指标测算贵州省生态效率,进一步评价其可持续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1)贵州省人均能值生态承载力较稳定,无较大波动;人均能值生态足迹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研究期间贵州省始终处于生态赤字状态;六种生态生产性土地中,化石燃料用地和耕地对生态足迹的贡献度最大。(2)贵州省绿色GDP的增长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绿色GDP在传统GDP中的占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不可更新资源产品的消耗量大是主要原因。(3)DEA结果显示,2000—2017年,有7个年份是DEA有效,DEA无效年份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存在冗余,投入和产出未达到最佳状态。     

黑龙江省贫困片区耕地生态安全及影响因子研究

为探讨贫困地区耕地的生态安全,以黑龙江省贫困片区为研究区,运用熵权法、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和主成分分析法,定量评价和分析耕地生态安全及其影响因子。结果表明,黑龙江省贫困片区内耕地生态安全水平总体上处于较低的状态,位于第Ⅱ级到第Ⅳ级之间,其中耕地生态安全水平最高的是龙江县和富裕县,处于较安全水平;其次是望奎县、青冈县、明水县和林甸县,处于敏感水平;最低的是依安县、泰来县、甘南县、克东县、拜泉县和兰西县,处于风险水平。耕地生态安全值空间分布与国家级贫困县和省级贫困县的分布较为吻合,表明贫困程度越深,耕地生态安全越不容乐观。社会经济压力、科学技术发展和自然环境是黑龙江省贫困片区耕地生态安全的主要影响因子。     

基于量子遗传投影寻踪模型的湖北省耕地生态安全评价

以湖北省为研究区,构建了一种基于量子遗传投影寻踪模型的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新方法,将多维生态安全评价指标转化为一维平面投影数据,获取最佳投影方向向量,根据生态安全投影值的大小从时空角度分析湖北省耕地生态安全态势。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因素是影响耕地生态安全的主要子系统,粮食稳定系数、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土地垦殖率等是影响耕地生态安全的主要内在驱动力;2近10年湖北省耕地生态安全投影值从1.0541增长到2.8706,呈现出"快速增长—和缓保持—持续拉升"的阶段性发展态势,耕地生态安全状况不断转好;3根据耕地生态安全投影值的时空变化可将17个单元分为生态安全良好区、生态安全和缓区和生态安全脆弱区三种类型,空间上具有一定的聚集特征。研究结果对制定湖北省国土空间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地兼顾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绿色发展视阈下湖南省生态足迹的驱动力因素分析

利用湖南省2000—2015年的数据,在对湖南省生态足迹进行测算的基础上,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建立起生态足迹与经济、社会各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以此来研究导致生态足迹加剧的主要影响因子。从模型可知,12项因子对于湖南省生态足迹的増长均有程度不一的影响。除农业人口之外,其余的11个可能影响因子的自变量系数均为正,且与生态足迹的变化呈现趋同的变化趋势。其中,能源消费总量、城镇化率和总人口数3个自变量的显著度最大,对生态足迹的正向驱动作用最大。以2000—2015年湖南省的实测能值生态足迹数据与各影响因子的同期数据进行比对,再次验证了模型研究结果的合理性。结果表明:造成湖南省生态足迹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是由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巨大的能源消费量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庞大的人口数量。     

洞庭湖区耕地利用碳排放与生态效率时空特征北大核心

洞庭湖区是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节点,研究洞庭湖区耕地利用碳排放和生态效率时空特征对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完成“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将耕地利用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评价体系中,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基于县级尺度,揭示洞庭湖区耕地利用碳排放和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时空规律。结果表明:2007—2017年洞庭湖区耕地利用碳排放量呈现出“先波动上升再下降,最后趋于平稳”的态势,且在县级空间尺度上呈现出由2007年的中北部集聚分布状态演变为2017年的零散分布状态;2007—2017年洞庭湖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总体有所提高,且趋向于空间均衡发展。     

基于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青海省生态文明综合评价

为定量测度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揭示其时序演变特征,文中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08—2018年青海省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与评价,并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生态文明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08—2018年青海省经济发展实现了大幅度跨越,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新成效,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跃上了一个新台阶;2008—2018年青海省生态文明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基本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其中,2008—2010年一直保持在严重不协调阶段,2011—2016年持续提升,并保持在基本不协调阶段,2017—2018年进一步提升,并保持在基本协调阶段。基于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青海省生态文明综合评价方法具有典型、可定量的特点,可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估提供参考。     

基于生态足迹的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以温岭市为例

为了揭示温岭市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状况并探讨其内在原因,文章运用生态足迹模型,采用FAO数据库及其他国际权威组织提供的最新数据,从耕地资源的供需平衡、供需结构以及耕地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三个方面,对温岭市2000～2006年耕地资源利用状况进行了动态分析,并对生态承载力模型予以改进。结果表明:目前温岭市耕地资源利用处于不可持续状态,并且有加剧趋势,人均生态赤字由2000年的-0.005 9hm2上升至2006年的0.049hm2,人地矛盾日益突出;耕地类生物产品的供需结构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粮食和油料的生态足迹供给严重不足;2000～2006年,耕地资源生态足迹指数在波动中急剧下降,但生态效率不断提高,耕地资源节约潜力较大。     

草原生态环境与畜牧业经济耦合协调关系分析——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草原生态环境与畜牧业经济之间存在耦合关系,对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研究,可以有效评价草畜平衡发展态势。文章对2000—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生态环境系统与畜牧业经济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并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二者的协调关系。结果表明:2000—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生态环境与畜牧业经济发展水平均呈增长趋势,但前者增速较缓并具有明显波动性;2000—2017年间两大系统由濒临失调逐渐发展为近几年的中级协调或良好协调,表明二者存在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正耦合关系。另外,与畜牧业经济发展相比,草原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稍显滞后。因此,未来国家应继续实施和完善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将二者的耦合发展水平提升到更高层次。     

基于PSR模型的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要素供给评价

区域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创新要素有效供给。基于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高技术产业创新要素供给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全局熵法对我国创新要素有效供给现状进行评价，并度量创新要素供给协调度，从创新要素供给综合指数和子系统协调度两个方面评价创新要素有效供给水平。在此基础上将我国区域创新要素供给分为5个梯度，并运用障碍因素诊断模型，分析影响各梯度省域高技术产业创新要素有效供给实现的主要障碍因素。研究发现，影响有效供给的主要障碍层从2009年的压力层与状态层转变为2018年的响应层与状态层，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等成为主要障碍因素。各省域应依据自身要素供给主要障碍层和障碍因子，结合自身创新要素供给所处梯度，采取针对性措施，通过强链、补链、固链相结合，实现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要素有效供给。     

基于PSR模型的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要素供给评价

区域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创新要素有效供给。基于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高技术产业创新要素供给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全局熵法对我国创新要素有效供给现状进行评价，并度量创新要素供给协调度，从创新要素供给综合指数和子系统协调度两个方面评价创新要素有效供给水平。在此基础上将我国区域创新要素供给分为5个梯度，并运用障碍因素诊断模型，分析影响各梯度省域高技术产业创新要素有效供给实现的主要障碍因素。研究发现，影响有效供给的主要障碍层从2009年的压力层与状态层转变为2018年的响应层与状态层，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等成为主要障碍因素。各省域应依据自身要素供给主要障碍层和障碍因子，结合自身创新要素供给所处梯度，采取针对性措施，通过强链、补链、固链相结合，实现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要素有效供给。     

基于DPSIR模型的伊犁河谷旅游生态安全评价及动态预警分析

以伊犁河谷作为研究对象,基于DPSIR模型构建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TOPSIS法对伊犁河谷2005—2018年的旅游生态安全指数进行评估,使用灰色GM(1,1)模型对其进行动态预警分析,并运用灰色关联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2005—2018年,伊犁河谷旅游生态安全指数呈波动上升态势,警度大致沿着"重警—中警—轻警"路径提升;(2)各子系统的旅游生态安全指数波动频率有所差异,但总体都呈上升态势;(3)影响伊犁河谷旅游生态安全指数的主要因素有游客密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A级景区数量、人均GDP、旅游从业人数;(4)按照当前发展态势,预计伊犁河谷警情将在2021—2023年转变为"无警"状态。     

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分异分析

在经济转型期,淮河生态经济带的绿色发展问题凸显,绿色发展水平亟待提升。以2013—2017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地级市为例,基于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模型对各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障碍度模型考察其时空格局、空间分异和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从时序变化看,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各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呈现"东高西低"的特点,出现较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2)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的特点,但2013—2017年Moran's I指数总体上稍有下降,有轻微空间离散的风险。从局域空间自相关来看,绿色发展水平高的地级市在地理空间分布上较为集中,5年间发生跃迁的地市仅有3个,说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在空间上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分布结构。(3)从障碍度分析看,经济增长质量、科技创新能力、社会事业发展已成为制约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普遍问题。     

云南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及其子系统耦合协调性关系研究

运用熵值法、耦合度模型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云南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子系统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2008—2017年云南省农业子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逐年稳定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缓慢提高;(2)云南省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持续增长,环境系统则持续下降,成为制约云南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3)研究时段内,云南省各州市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都有所提升,西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高于东部地区;(4)云南省各州市仍处于较低耦合水平,基本协调发展阶段,可分为低耦合极不协调区、低耦合较不协调区、低耦合基本协调区、低耦合比较协调区、拮抗耦合基本协调区5种类型。     

长株潭核心区土地利用变化时空格局及驱动力多维分析

以长株潭城市群中开发强度最大的长株潭核心区作为研究对象,利用GIS和计量分析工具分析长株潭核心区2000—2018年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征,从自然环境、区位交通、经济发展、政策导向、产业驱动、人口增长等六大维度,以及城市交互作用等方面研究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各地类变化的驱动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18年,耕地减少324.96 km2、林地减少855.47 km2,建设用地增长1 161.87 km2,草地与水体面积总体保持稳定并略有变动。(2)2000—2008与2008—2018年两期耕地、林地、建设用地变化驱动因子存在较大差异。(3)自然环境(DEM、河流水系)是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变化的基础条件,从根本上决定着三种地类变化的空间形态;区位交通中公路、铁路等交通网络的延伸,扩大了三种地类变化的范围;经济发展、政策导向、产业发展、人口增长加快了三种地类变化的速度。(4)城市交互作用强度有效反映了各种地类变化,特别是建设用地变化的趋势,这表明城市交互作用强度是除六大维度外的第七大影响因素。     

基于改进价值当量因子的北京市生态-经济协调度实证分析

从城市生态经济系统协调的视角,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经济协调度指数测算模型框架。以北京市16个辖区为基本研究单元,基于修正后的当量因子法,利用北京市2009—2018年土地利用相关数据,对北京市辖区10年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动态估算,并分析了10年间生态-经济协调度的变动规律。研究结果表明:近10年人类活动或自然环境变化对未利用土地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建设用地、园地、耕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草地、林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均呈现总体增长趋势,密云区、怀柔区、延庆区占比前三;大部分地区生态经济协调度总体上升为较高协调,局部生态经济协调度没有改善,整体生态经济协调度较好。并根据北京市的生态服务价值与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特点,综合考虑生态-经济协调度发展等级分类等情况,提出北京市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及土地利用优化的对策和措施。     

喀斯特山区土地资源生态承载力评价与障碍因素诊断——以贵州省为例

对土地资源生态承载力研究可反映出一个地区的绿色程度、人地协同程度。基于人地协同视角,运用DPSIR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2005—2018年喀斯特山区贵州省土地资源生态承载力进行评价及障碍因素诊断。研究表明:(1)贵州省土地资源生态承载力总体呈上升态势,综合承载指数极差达128.46%。(2)2005—2018年贵州省土地资源生态承载力的驱动力指数、状态指数、响应指数总体皆为上升态势,压力指数、影响指数整体上表现出波动下降的变化趋势,揭示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进一步协调,但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压力指数、影响指数指标作为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的直接反应成为影响贵州省土地资源生态承载力状态的主要障碍因素。(3)影响贵州省土地资源生态承载力的主要障碍因素为人口密度、常住总人口、人均绿地面积、碳排放总量、人均粮食产量。     

宁夏耕地集约利用的时空格局演化

基于GIS和PSR(压力—状态—响应)框架,以宁夏19个县市为基本研究单元,通过构建耕地利用集约度模型、PSR系统协调度模型、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模型和耕地集约利用驱动力模型,分析了1996—2012年宁夏耕地集约利用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结果显示:11996年以来,宁夏耕地利用集约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PSR系统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后趋于稳定态势;2宁夏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差异显著,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基本形成"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3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下降的县市主要位于北部引黄灌区,而中部干旱带和南部黄土丘陵沟壑区的县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则显著提升;4耕地质量和农业财政支出是影响耕地利用集约度的首要正向驱动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政策环境及科技水平因子对区域耕地利用集约度具有显著影响;5根据耕地利用集约度指数值及其变化特征,可将研究区划分为四大耕地利用类型区。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耕地保护绩效时序变化及空间格局

以洞庭湖生态经济区25个县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基于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构建耕地保护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P-FCE法评析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耕地保护绩效时序变化及空间格局。结果表明：2009—2018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25个县域耕地保护绩效时序变化不尽一致，可划分为基本稳定、总体持续增长、波动增长和总体小幅下降4种变化类型，其中近70%的县域的耕地保护绩效总体有所上升，耕地保护成效较为明显。2018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15个县域耕地保护绩效处于较好状态，10个县域耕地保护绩效处于一般状态；耕地数量绩效、质量绩效、生态绩效的空间格局有所差异，耕地保护综合绩效总体呈现外围高、中部低的“U”字型空间分布特征。     

基于RBF神经网络模型的资源型城市生态安全预警——以榆林市为例

运用SDI(状态—胁迫—免疫)模型构建资源型城市生态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基于RBF神经网络模型及警情评判标准对榆林市2010—2016年的生态安全状况进行分析,并对榆林市2017—2021年的生态安全演化趋势进行动态预测。研究结果表明:(1)RBF神经网络模型能够有效地用于资源型城市生态安全预警分析,拟合精度较高;(2)2010—2016年,榆林市整体生态安全警情指数不断上升,但是仍处于临界安全状态;(3)根据未来趋势预测结果,到2020年,榆林市生态安全"状态"子系统警情指数将有大幅提升,"胁迫"子系统生态安全警情指数呈略微下降趋势,"免疫"子系统呈波动趋势。由此表明,快速提升榆林市生态安全状况,首先要改善胁迫子系统的状况,其次是加强免疫子系统的免疫能力,据此提出了针对榆林市提升生态安全状况的四条响应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