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来源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摒弃"从要素投入研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传统思路,强调技术来源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性作用。基于2004—2016年两位码工业行业面板数据,估计不同技术来源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国外技术引进促进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国内技术购买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企业自主研发能够促进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技术密集程度低的行业对外部技术依赖性较强,自主研发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工业企业选择性地发挥外部技术引进的优势并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比依赖单一技术来源的效率更高。     

我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

基于2006—2009年我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分析法,对我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结果表明:2006—2009年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为4.3%,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1.6%,技术效率年均增长率为2.7%,技术进步已失去其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性优势地位;我国工业发展需注重同时提高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水平,否则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会受到限制。     

财政分权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财政分权对绿色增长的有力支持是实现新时代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文章选择2000—2015年29个省(自治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矩估计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全国及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对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2)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最后,依据实证结论提出政策启示。     

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测算与因素分解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得到贯彻落实,科学测算与解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为直接完整测度区域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构成,本文构造聚合环境广义Luenberger Hicks Moorsteen生产率指标及分解子项,利用蒙特卡洛模拟检验该指标测算结果的有效性,发现其相对于聚合L指标更具优势。本文根据2003—2019年地级以上城市的投入产出指标数据,测算八大综合经济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动力来源。结果表明,八大经济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增长,但增速呈现分化特征。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技术层面的动力主要源于技术进步与规模效率增长,在要素层面主要源于期望产出效率增长与非期望产出治理效率增长。技术进步和期望产出效率增长是八大经济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的主要成因。本文结论对于有针对性地提升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启示意义。     

环境约束下中国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00-2012年

本文对一个非径向非角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进行了拓展,使其能兼顾投入过量松弛和投入不足松弛.通过该模型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分析了中国20002012年环境约束下30个省市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对其收敛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低,增长粗放的特点依然非常明显;工业技术效率改善缓慢,技术进步是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各省市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差异扩大了;如果忽视环境约束,会导致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高估;人均收入水平、资本积累、对外开放程度和能源消费结构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GML模型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研究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空间传染”特性,其提升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变化;绿色信贷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高级化和生态化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前者会抑制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后者促进了其增长;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绿色信贷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将显著增强,而对于不同维度,这一作用效果只存在高级化和合理化的门槛特征;空间门槛模型显示,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会减小绿色信贷对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     

要素市场扭曲下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效应研究

基于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构建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考虑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等非期望产出,测算中国28个省份1997—2018年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最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要素市场扭曲下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考虑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等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符合中国农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际水平;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多数源于农业技术进步,较少出现农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双轮助推的情形;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增长趋势,但增速较缓慢,且不同地域存在显著差异;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实证分析

污染密集型产业与能源、环境密切相关,只有充分考虑能源环境因素才能正确度量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测度了2004—2008年中国工业部门中19个污染密集型产业,考虑了4种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考虑了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规模效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明显大于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规模结构和环境规制程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推动作用。     

双重目标约束下土地资源错配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和经济绿色发展。因此，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约束视角，分析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1 9年中国2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错配显著抑制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经过一系列诸如更换解释变量、缩尾处理等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分析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具体而言，土地资源错配的抑制效应是通过促进城市蔓延和降低城市绿色创新实现的，在中西部地区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中型城市，其抑制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目标会强化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环境目标强约束会显著削弱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而环境目标弱约束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市场化导向的绿色创新技术体系、加强官员考核的环境目标约束条件，以缓解土地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提高城市绿色发展效率。     

中国区域绿色发展效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000—2010——基于参数共同边界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参数化共同边界与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环境约束下2000—2010年中国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实证结果表明,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不仅绿色发展效率高,而且生产技术水平更加贴近潜在水平;总体上,东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进步的,而中西部地区却表现出负增长的现象,东部地区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的表现皆优于中西部地区.进一步的分解结果显示,纯技术进步成为了推动我国绿色全雩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而纯效率变化的贡献较小甚至对生产率增长产生消极的作用;从纯粹技术追赶来看,东部地区的生产技术不断靠近潜在生产技术,而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出生产技术愈发落后于潜在水平的趋势;潜在技术相对变动方面,三大区域都表现出技术发展空间不断压缩的现象。     

中国工业TFP的新产品动能变化研究

本文在运用全局曼奎斯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新产品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首次对2001—2010年中国大中型工业行业TFP的新产品动能变化及其数量效应变化和效率效应变化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新产品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作用很小;新产品全要素生产率低于TFP,中国工业TFP主要依靠老产品驱动;整体上中国工业TFP的新产品动能增长基本停滞;2008年后,TFP新产品动能的数量效应和效率效应双双提升,技术进步的新产品动能实现了较快增长,技术效率的新产品动能有所下降;企业规模、非国有企业占比对于TFP的新产品动能增长没有显著影响,FDI有抑制作用,出口和R&D投入则有促进作用。     

工业绿色化发展绩效测评——以河南省为例

利用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将河南省各辖市2008—2014年的工业产出分解为环境技术进步、环境技术效率、环境管制效应、产业环境结构效应和要素投入五个部分,并分析了它们对地区工业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要素投入是拉动河南省工业增长的主要力量,其次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河南省工业增长的环境约束性不强,产业环境结构的恶化阻碍了工业增长。最后,在河南省工业绿色增长源泉影响因素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河南省工业绿色化发展绩效的对策建议。     

科技创新促进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了吗——基于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然选择。采用2001—2016年沿海省市面板数据，测算我国沿海省市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线性和非线性角度研究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先大幅波动后趋向平稳的状态，年均增长率为2.85%，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指数而非技术效率指数；科技创新对于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有助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越过门槛之后，对于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会更加显著。在海洋经济同样步入新常态背景下，必须坚持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地区与行业差异的视角

采用2000-2014年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得到的主要结论是：第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较强的滞后效应,受到前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显著影响。第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基础设施、对外开放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第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符合“威廉姆森假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仅在中部地区显著。第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促进效应最为显著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金融业;其次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域聚集非均衡性的实证研究

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本文采用DEA方法将中国32个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分别就出口和进口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在1998—2003年期间,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各行业的技术进步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提高;贸易开放度高的行业并不比贸易开放度低的行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出口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不显著;但进口显著地促进了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增长。所以,调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模式显得很有必要。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再测算及影响因素 ——从传统迈向高质量发展

中国农业生产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依靠要素驱动农业发展的方式已无法完全满足新时代人们对农产品质量的需求.本文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绿色兴农""质量兴农"要求,利用清单分析法核算农业排污量,将环境污染看做非合意产出并纳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框架中.同时,考虑农产品质量提升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将非径向非角度方向性距离函数引入DEA模型,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高质量发展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再测算,并进一步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传统情景相比,高质量发展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所下降;技术进步是驱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源泉,技术效率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抑制作用.城市化水平的推进、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农业税负的减免、农业受灾状况的缓解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尚不显著.     

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首先依托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构建面板数据、资本变量处理、价格指数处理等方面全面规范整理该数据库,并基于OP、LP等方法计算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详细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迁;接下来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讨论经济结构转型问题;最后从国有企业改革角度讨论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2%一6%之间,年均增长3.83%,增速存在较大的波动;(2)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更多是企业成长,其增长的空间在不断缩小,亟待依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新的增长模式;(3)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效率差异较大,即使在"抓大放小"和资源倾斜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表现还是最差,投资效率比民营企业低43%,国企改革是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可持续性内生增长的关键。     

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

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在持续的结构改革中经历了强劲的增长和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本文估算了工业分行业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发现1992年后,TFP增长超过了要素投入增长,但是TFP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在2001年后出现了下降。进一步对TFP增长分解后发现,由工业结构改革引致的行业间要素重置显然对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乃至工业增长起到了实际推动作用,即结构红利是显著存在的,而2001年后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也成为同期TFP增长贡献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中国要素市场的改革和工业行业的结构调整主导了要素配置效率变化的总体走势,并造成了不同行业要素配置效率的显著差异。     

FDI和产业集聚对TFP增长影响的实证检验——基于上海制造业行业的数据

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了1998—2007年上海20个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变化指数;用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回归模型对上海市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上海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表现出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制造业企业没有明显的外溢效应,产业集聚对上海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国有产权比重具有显著的反向作用。     

不良贷款约束下的中国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本文运用共同边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4—2009年中国27家商业银行在不良贷款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成分,并对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宏观经济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有:在表示偏离共同边界的技术落差比率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呈"V"型,股份制商业银行较平稳,城市商业银行逐步上升;总体上,中国银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进步的,纯技术进步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主要动力,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进步都不明显,技术规模变化显示中国银行业趋向CRS边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纯技术赶超最优,而潜在技术相对变动方面表现较弱;外资银行进入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对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