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FDI与就业关系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面板数据的检验

文章利用中国28个省份1985-2004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实证结果显示,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弹性都呈现出从东部往西部递增的趋势.长期以来中国处于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失衡状态,因此不能依靠进一步扩大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来带动就业,而应该通过优化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来达到这一目的.     

FDI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1995～2010年的统计数据,根据技术水平把制造业分成四个部门,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FDI对各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FDI对高度技术制造业的溢出作用最大,对中低度技术制造业的技术溢出作用最小。本文根据实证结果,分析相关原因,提出了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与中国省区制造业出口的二元边际

本文考察了金融发展对中国省区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在控制了各省区要素禀赋和选取工具变量克服模型的内生性后发现,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出口的可能性和出口量均有积极影响,对于高外部融资依赖型和低资产抵押率行业而言,金融发展的作用尤为显著。因此,为了实现我国贸易结构优化和升级,必须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提高信贷供给的效率。     

母国特征、FDI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源国特征及进入东道国行业特征来区分FDI的投资动机,并利用2001~2012年中国39个制造业行业数据考察不同投资动机的FDI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投入当期只有市场寻求型FDI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滞后一期则只有资源寻求型FDI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总体来看资源寻求型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市场寻求型FDI;而战略资产寻求型FDI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中国FDI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基于实证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本文选取1982—2007年间我国FDI(net inflows)<下文简称FDI>与GDP、EXPORTS(goods&services)<下文简称EXPORTS>的时间序列资料,描绘了FDI与GDP、EXPORTS的运行轨迹,对FDI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关系作了回归分析,并实际测算了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贡献。本文认为,FDI对GDP、EXPORTS的贡献是显著的,但是笔者也发现FDI/GDP的值从1994年就开始下降,FDI/EXPORTS的值从1994年开始停滞不前并从1998年开始急剧下降,这说明由于我国实际利率水平及宏观经济环境、亚洲金融危机、美国经济衰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贡献自1994年以来有所下降。     

FDI对中国制造业污染排放影响的经验分析

FDI主要流入制造业中相对清洁的部门,从直接效应来看,FDI流入并没引起制造业污染排放的增加,反而减少了制造业的污染排放.基于投入产出的计算结果,FDI对中国制造业污染排放的间接拉动效应存在行业差异性,且FDI的间接效应只引起制造业中二氧化硫排放的上升,而对工业废水和工业烟尘的排放影响不显著.制造业各行业的能源消耗和科技投入也是造成污染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     

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笔者运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总体及分区域影响.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对我国内资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并且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由中国制造业实际利用FDI下降引发的几点思考

2006年中国制造业实际利用FDI占比出现下降,2012年中国制造业实际利用FDI总量也开始下降,一些媒体和学者开始唱衰中国制造业.本文认为这种下降是中国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化、中国制造业内部结构优化以及中国制造业自主发展能力提升的效应.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挑战巨大,但前景应该是广阔的,主要原因如下:欧美“再工业化”为中国制造业全球布局提供最佳机遇;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为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带来契机;工业4.0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中国制造2025》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指明方向.     

城市金融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古寺院金融的研究视角

本文选择寺院金融作为当地金融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准确识别金融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从理论上分析了古寺院金融通过多条渠道对现代金融发展产生影响。使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我国2004—2016年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会通过“竞争效应”显著抑制外商直接投资;该抑制效应在初始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外商集聚程度较高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更为显著。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后,以上结果依然成立。政策分析表明,促进金融发展的政策通过调节不同地区外资流入的增速有助于实现我国区域间协调发展。     

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溢出效应——基于出口复杂度算法的实证研究简

基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算法,选取中国2000-2012年相关数据,分析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短期内,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没有影响,不存在溢出效应;长期内,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优化,但其溢出效应具有滞后性;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不会影响金融发展。基于此,实现中国金融业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长期可持续溢出效应,应完善金融体系,做大做强金融业;合理引导金融机构贷款投放,加大信贷支持;推进多层次资金市场,拓宽投融资渠道。     

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考察了金融深化程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制度因素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利用1997-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在经济转轨的条件下,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呈倒U形变化.目前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尚处于转折点的左侧,故而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积极影响;(2)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有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除了直接作用外,外资还会和金融发展交互作用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彼此加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外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而随着外资规模的增加,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也得以强化.     

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规模与结构的影响

金融发展对一国专业化分工模式的选择及其对外贸易的开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利用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2001—2005),本文基于一阶差分GMM估计技术检验了金融发展对对外出口规模及其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在控制了人均实际资本存量、人均受教育年限等众多因素后,本文发现,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发展效率对对外出口规模及其制成品在出口总额中的份额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金融发展效率对对外出口结构的影响较对对外出口规模的影响更加明显。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效率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中效率却没有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从金融发展角度对经济效率变动原因进行分析表明:金融发展的数量指标和价格指标与经济效率有负相关性,金融发展结构指标与经济效率正相关。因此,要提高我国经济效率,未来金融发展的重点在于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优化金融结构。     

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贫困关系的经验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1—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的广义矩(GMM)估计方法,研究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的金融发展更有利于贫困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困家庭的收入增长大约有31%可以归因于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而剩下的69%是由于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所致。另外,没有证据表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存在倒U型关系。在非农产业比重高的省份,金融发展会加剧贫富差距。     

中国FDI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主要探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随着我国对外经济的开放.我国所引进的FDI存量迅速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也同步迅速增长,这两种经济现象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相关性?本文在FDI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FDI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总量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是,对外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的创造效应大干替代效应,且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十分明显,多引进一单位的FDI存量就能够带来2.3465的对外进出口总额.     

异质性企业、结构转型与稳定出口

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结构转型和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理论模型,本文认为转型国家出口增长主要沿集约边际实现的原因与其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越多,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越大、扩展边际越小。利用Tobit模型对1995-2009年中国出口到123个国家的HS-6位码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显著正向影响出口增长集约边际、负向影响扩展边际的效应确实存在。经济规模、贸易成本、人民币升值、区域经济一体化、外部冲击、语言的相通性、政治体制等变量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不完全相同,表明要提高出口增长中的扩展边际比重,出口企业应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将目标市场从传统高收入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实现出口的稳定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了包括国内知识资本、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和地区技术进步的分析框架,通过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2—2006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区域R&D投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对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表明:地区自身科技投入是推动地区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因素;受中国目前引资结构和质量的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特别是通过FDI企业在当地从事生产活动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并不明显;FDI渠道传递的外国R&D资本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与当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论文对中国FDI引资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贸易自由化、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地区差异

文章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出口贸易地区差异的关系。通过构建3×2×2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和使用2002-2008年全国28个省份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出口贸易之间关系不确定,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贸易自由化共同造成出口贸易地区间差异。此外,中国与东盟贸易自由区更利于内陆地区出口贸易,劳动力禀赋对出口没有显著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禀赋对出口具有正向影响,人民币升值会促进而非抑制出口贸易。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1952-2007年中国数据的再检验

本文分别以金融抑制论和金融结构论为指导,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并利用VAR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探索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1)无论是金融抑制论还是金融结构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对于模型1来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属于需求追随型;而模型2并没有显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通过内在传导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3)从金融发展对经济波动解释的力度来看,金融抑制论对解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弱,而金融结构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要强.因此,在强调市场对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更加关注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机构改革,理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内在机制,以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