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过程中“村集体”与农民土地权配置分析

城镇化过程的加快,造成征地现象频繁发生,越来越多的农民面临失地的困境。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资料,拥有土地并且经营土地获得收益,是农民与其他社会群体相区别的重要特征。实际征地过程中,征地补偿款经过多层次分配才到达农民,农民土地收益遭受多方侵蚀。本文基于现有征地补偿状况,对“村集体”侵害农民土地收益进行了分析,指出土地权在“村集体”与农民之间合理分配是保障农民土地利益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土地权利用效率的重要方式。     

农民增收的制度约束及其“矫正”

当前制约农民增收的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在农村基层农民组织的缺失、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由此建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联产承包制度、农村金融制度现有的不足等方面。要对现有制度进行“矫正”：一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二是以户籍制度的改革为突破口来推进一系列的改革；三是推进农村地权改革提高土地经营的规模，四是实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谁动了农民的奶酪——对“土地征收”问题关心热的冷思考

近年来,“土地征收”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从中央到传媒、专家、学者再到城市市民都对“土地征收”表现出了空前的关心。不难看出,关心的背后各有其原因所在。然而,作为土地上的“主人”和“主角”的农民,由于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滥用,对此基本没有自己的主体地位,没有自己的话语权。针对此种现状,为切实维护农民自身的权益,可从政治组织创新、传媒等的亲民性及“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三个方面入手。     

农村土地与农民的社会保障

“十五”计划把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大事。我国13亿人口，农民占70％。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把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放在重要地位。否则，“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自身，将是严重残缺的，其成就和作用将是有限的。因此，“十五”期间必须高度重视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在农民的社会保障中，土地占有重要地位。传统的农民社会保障，实质上就是以土地为核心的保障。今后，在完善农民社会保障的过程中，完善土地的保……     

“中间商＋农民”模式与农民的半无产化

“半无产化”不是关于农民收入水平的“量”的概念,而是生产关系范畴内的“质”的概念。家庭经营的农民同时具有个体业主和雇工的特点,具体情况取决于农民所处的市场环境中的垄断势力等因素。农民在生产领域的自主性掩盖了在流通领域的从属性。尽管农民与中间商是产品收购关系,但是农民的身份却随具体情况不同而不同程度地接近“影子雇工”。这一既成制度安排为利益的协调留下了巨大的弹性空间,这片空间不应仅仅为工商资本的经济行为提供想象力,也应被纳入政策制定的视野中。生产和流通两个领域中政策的协调是提高农民经营收入的关键。     

农村土地征用中的问题与农民利益的保护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每拿一份土地,就对应解决所有依赖这份土地生存的人口的就业问题。那时,农民甚至希望政府征地,征地农民就可以吃“皇粮”,生老病死就有了依靠,所以政府能够几乎无摩擦地拿到农民的土地。可是,现在很多地方土地征用已不再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土地征用顾虑重重,从而抵制和排斥将身份由农民转变为居民。     

农村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

如今 ,农村城市化步伐越来越快。高楼、市场、工厂在农村拔地而起 ,鳞次栉比。“洗脚上路”的农民 ,走上了“挺进城市”的道路。农民进城了 ,相应的问题也出来了。一方面 ,在不少地方 ,农民进城后并没有马上找到致富“金钥匙” ,物质生活并无大的起色。原因是 ,搞一产少了土地 ,搞二产缺乏资金 ,搞三产没有技术和胆量。原指望进城“掏金” ,没想到“住进了高楼烦恼更多”。另一方面 ,一些农民虽然走上了富路 ,可精神上却很空虚 ,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仍保留着传统农业的深深烙印。有的农民利用土地、房产、红利致富后 ,逐渐失去了当初吃苦耐劳…     

农民弃地进城与“请君入瓮”

放弃土地承包权或宅基地使用权，农民可以直接“变身”为城里人。最近，洛阳出台一个实施意见，鼓励农民进城定居。和以往出台文件的最大不同是：只要做到“双放弃”，不仅可以拿到最高1万元的政府补贴，还可以和城里人一样，在医疗保险、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同等的待遇。（据7月19日《河南商报》）     

楚雄州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建设和谐社会，农民增收，至关重要。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方面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日“多”，二日“小”。破解农民增收难题，就要治“多”治“小”，关键是要提高农业劳动力内在素质。治“多”的办法主要是分流或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治“小”的办法主要是实行农业产业化或企业化经营，也就是引导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加快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论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农民权益

本文论述了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受到损害的种种表现,认为土地制度上的缺陷是导致农民利益受损的主要原因。提出保护农民利益要求实创新。     

农民合作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利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厂商理论、蛛网理论，从理论上重点探讨了农民合作的内在经济动因，并通过典型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提高市场谈判力和减低市场经营风险是农民组织出现的主要原因。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对于改善农民在市场交易中的不利地位，提高农民收入具有很大的作用，政府应鼓励其发展。     

免征农业税后的农民负担问题

该文通过典型乡村调查,对免征农业税后农民负担反弹压力作了探讨。认为乡村两级收支不平衡,当年支出缺口巨大,这是农民负担反弹的当前压力;乡村债务越来越大,基层组织正常运转所需经费严重不足,这是农民负担反弹的潜在压力;新乡村建设所需大量配套资金,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形式转嫁到农民身上,这是农民负担的重复压力。当前农民负担已赋予新内容、新形式。农民负担的内容已由“税”再度转化为乡村组织运转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和农村公益事业维持费;农民负担的形式主要从“征收”转变为“一事一议”筹资筹劳,通过村民自治把不合理的负担合法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民负担增加有其必然性。要解决农民负担问题需要观念创新、制度创新。     

析农村消费中的小农消费观

小农消费观严重制约着农村消费需求的扩大，并日益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绊脚石。探讨了小农意识下农村消费的表征，揭示了小农消费观形成、存在、延续的动因，提出农村消费中破除小农意识的途径。     

中国农民的权利贫困分析

民众的贫困一般可以分为四类即物质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和动机贫困。目前，中国农民既有物质贫困的一面，也存在能力贫困的问题，至于动机贫困还没有表现出来，但是，还没有引起公众注意的一大贫困是权利贫困。中国农民的权利贫困主要表现在参与权利的贫困，迁徙权利的贫困，社会保障权利的贫困，教育权利的贫困，财产权利的贫困等方面。这些也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所在，要解决现阶段中国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最终要还给中国农民一个平等的公平的公民权利。     

为农民离土又离乡叫好!

前不久,我到澳大利亚考察.澳洲是个牧业大国,号称"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奇怪的是,澳洲遍地"风吹草低现牛羊",却见不到羊制品加工企业.一打听,方知全澳洲的羊制品生产加工,都集中在离堪培拉大约20公里的罗米拉加工基地;好大的澳洲,就这一个大型加工基地,乍听有点不可思议.可澳洲人说,这样才能保证资源加工的最高效益和附加值.     

农民减负:需要综合性制度变迁

本文首先借鉴了历史上农村税费改革的经验与教训，进而指出要彻底减轻农民负担，就不能让农村税费改革“单兵突进”。最后，提出了彻底减轻农民负担的路径依赖。     

农民问题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调整农民就业结构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是解决农民问题并最终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在农业和农村内部,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和城市人口密集地区,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高附加值的名特优新农产品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应当围绕中心工作,帮助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帮助农业生产向高价值产品转移,实现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农业生产和保障食品安全的长期目标。     

分化、调整与重构的变奏--当代中国农民经济分化的原因及调控对策

农村社会结构调整、重构的变迁过程，是农民接受现代文明，实现自我改造和城市文明逐渐渗透到农村社会的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生活内容丰富，农户经营活动兼业化趋向强烈，农民的经营分化在更加广泛的范围进行。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这种分化是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文明演进的过程，是中国农村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任其发展，过度分化则会孕育着未来的危机。因此，应对过度分化采取调控的政策。     

交易关系中农民角色定位的规范分析

内容农民作为市场交易中的独立主体,必须依市场经济规则行事,贯彻成本-收益分析原则;因其不再是宗法关系禁锢下的农民,已成为一个与其他主体平等的微观博弈主体;其人身及财产权利得到认可,并获得法律保障;在利益分配格局中,有权凭要素获得一份收益。农民拥有的农业专门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同样具有资产专用性,因此不仅要求得到平均利润并会尽力寻求准租金免遭掠夺的保护;作为农村社会活动的实践者和各项经济活动的利益相关者,农民是农村相关经济制度变迁的主体。该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角色定位作了规范分析。     

WTO背景下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民负担问题

本文以农村实地调查为依据,认为农村税费改革一定程度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乡村两级预算的缺口和过去遗留的债务问题是担心农民负担很快反弹的两个主要原因。当前农业税的征收对象和标准也存在相当多的问题。面对加入WTO带来的挑战,我们不仅要继续关注农民增收减负问题,更要关注农产品生产成本和国际竞争力问题,以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和食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