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产业集聚的关系研究——基于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视角

本文基于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新竞争经济理论,对FDI与产业集聚的相互关系进行理论探讨。运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原理对FDI与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业集聚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产业集聚因素不是吸引FDI投资农产品加工业的原因,而FDI却是推动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形成的短期原因和发展壮大农产品加工业产业集聚的长期影响因素。     

FDI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钻石模型与民族产业视角

基于钻石理论,本文构建了FDI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竞争力影响的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FDI的流入有利于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其中原料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行业表现最为明显,但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较小;民族农产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因FDI的流入而受到不利影响,但劳动密集型、原材料密集型、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却因此受益;同时,民族农产品加工业的国内竞争力也受到了FDI的冲击。     

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集聚演化实证

以2006—2016年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农产品加工业为例,从强调区域内外两方面因素出发,利用演化经济地理思维构建分析框架,探讨了产业集聚的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区域产业集聚演化是在区域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过程。②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地理集聚变化与产业转移高度相关;农产品加工业在中西部地区的集聚水平显著增强,表现出路径创造特征。分行业来看,中部地区对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的路径创造较为明显;长江中上游地区对原材料—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的路径创造突出,但烟草制品业集聚格局较为稳定,呈现出由区域路径锁定而导致的空间锁定特征。③对历史基础的依赖是影响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演化的关键,且是东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保持高水平集聚的最主要原因;产业转移显著推动了中西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产业多样化与外商投资对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东部表现为负向作用,在中西部表现为正向作用。     

中美农产品加工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分析了中美农产品加工业贸易状况,并对两国农产品加工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中美农产品加工业贸易快速发展;而中美贸易不平衡对两国农产品加工业产业内贸易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中美两国人均GDP差异、行业开放程度则较强地促进了两国农产品加工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基于此,中国应侧重提升中美农产品加工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实施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双轮驱动战略。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挤入挤出效应的检验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资本形成的影响一直是研究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Agosin和Mayer（2000）的总投资模型,选取2003-2006年产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流入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同时本文对挤出效应的可能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江苏沿海经济带FDI与产业集聚互动关系研究

本文系统分析了江苏沿海经济带FDI和产业集聚现状，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江苏沿海经济带FDI与产业集聚关系进行经验分析，验证了FDI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相互影响较为显著。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 FDI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滞后1期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 FDI是产业集聚的Granger原因。本文基于此，对新形势下江苏沿海经济带利用外资和产业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后向关联陷阱与双重集聚悖论——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

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构建FDI、后向关联与产业集聚的互动模型,并利用中国制造业2003-2010年30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后向关联度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是U型的,且大多数样本点位于最低点右侧,产生后向关联陷阱的原因在于政府管制;外资参与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是U型的,大多数样本点位于最低点右侧,产生FDI与制造业双重集聚悖论的根本原因在于禀赋约束;后向关联度对FDI与产业双重集聚效应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江苏沿江制造业产业集聚分析

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已经成为许多学科领域研究关注的焦点，从一般经济学理论、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管理学到空间经济学理论都有从各自领域对产业在地理空间上集聚有所解释。我们从江苏沿江产业集聚现象的形成和发展着手研究，试图以地理集中度为衡量指标，以制造业为例，根据各学科的相关理论对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进行剖析，指出影响江苏沿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因素。实证结果说明，本地市场规模、产业关联和FDI是影响江苏沿江产业集聚形成的显著因素。     

FDI、产业集聚与产业技术进步——基于中国制造行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对FDI、东道国产业集聚和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产业集聚的HHI指数,在面板数据模型中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集聚的关系;再利用DEA分析方法和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产业集聚对我国相关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FDI在其中的作用。检验结果显示,FDI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产业的地理集聚,并由此推进了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而且,这一效应在高技术行业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     

服务业FDI、产业共同集聚与地区生产率

本文将新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相结合,把服务业FDI、产业共同集聚与地区生产率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中进行系统研究。利用2003-2012年欧盟外商投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以吸引服务业FDI为主要手段的外向型产业结构调整方式、以产业共同集聚为主要方式的内源性产业结构调整对地区生产率以及细分行业和地区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来看,服务业FDI对地区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产业共同集聚对于地区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细分行业来看,服务业FDI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共同集聚对于服务业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制造业生产率具有抑制性;分地区来看,服务业FDI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生产率均具正向影响,产业共同集聚仅对东部地区生产率具有溢出效应,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对农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1983～2004年中国数据的协整分析

针对我国当前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而农业贸易不容乐观的现实,文章从农业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对农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出发,通过采用1983~2004年的经济数据,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结果发现,农业部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农业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即外商直接投资是引起农业进出口贸易的原因之一。我国为此应该采取相关对策,促进农业部门成为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新领域。     

直接投资引致的美中贸易逆差:经验研究

运用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模型,在商品分类层面研究关中贸易逆差与关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内在联系。结果显示：从长期和短期来看,中国制成品的出口都是关中贸易逆差的“因”,中国制成品的出口与关国对华直接投资之间具有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关国进入中国的FDI,尤其是进入制造业的FDI越多,美中贸易逆差就越大;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它不仅不会在短期内消除,而且会随着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的进一步转移而加剧。     

FDI对中国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迅猛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也急剧增加。本文在具体分析FDI对东道国进出口影响的基础上,将FDI作为进出口的决定因素之一纳入到本文的实证模型中,通过对比FDI对进、出口的弹性探讨了FDI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的出口,替代了中国的进口,从而导致了中国贸易顺差的快速增长,而且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引致的贸易顺差具有持续性。如何统筹中国的对内对外经济关系,对于中国贯彻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经济开放战略,实现对外贸易平衡,促进全球经济失衡调整,具有启示意义。     

外贸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巴格瓦蒂假说"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不是自然产生的,"溢出效应"是否产生以及"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一定的经济环境,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东道国的外贸政策.本文利用中国1982～2003年的年度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外贸政策体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产生不利的影响.其原因是我国外贸政策体制是以重商主义的"出口创汇"思想为基本指导原则的,这使我国的外贸政策仍属于一种保护型政策,因而不利于外商在华投资溢出效应的发挥.     

Trade cos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 apparent conflict between the theor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nd recent trends in the globalized world. The bulk of FDI is horizontal rather than vertical, and standard theory predicts that horizontal FDI is discouraged when trade costs fall. This seems to conflict with the experience of the 1990s, when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led to dramatic reductions in trade costs yet FDI grew much faster than trade. Two possible resolutions to this paradox are explored. First, horizontal FDI in trading blocs is encouraged by intra-bloc trade liberalisation, because foreign firms establish plants in one country as export platforms to serve the bloc as a whole. Second, cross-border mergers, quantitatively more important than greenfield FDI, are encouraged rather than discouraged by falling trade costs.     

国际人才流入是否影响我国FDI区位选择

根据相关经验研究及理论模型可知,国际人才流入可通过降低国际贸易壁垒提高贸易自由度。利用2006-2013年中国内地29个省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结果显示,国际人才流入与地区FDI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存在一定区域差异。同时,国际人才流入与企业经营环境及地理集聚水平之间存在某种替代效应,即国际人才流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企业经营环境缺失和地理集聚水平低下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和较高的地理集聚水平也对FDI区位分布具有重要影响。上述结论对于我国进一步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国际竞争力及促进我国FDI区域分布平衡具有重要理论参考价值,同时也对其它新兴发展中国家具有启示作用。     

基于改进D-S模型的产业间贸易、垂直投资一体化模型研究

本文通过在标准的Dixit-Stiglitz模型中引入基于Yang-Heijdra公式的全新解法,构建了全新的产业间贸易、垂直投资一体化模型.这一模型的理论贡献有二:一是在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内将垂直型国际直接投资成功地融合在"新贸易理论"框架内;二是采用基于Yang-Heijdra公式的全新解法对模型的两种均衡结构进行了一般均衡分析、边际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并得出了许多与传统解法不同的相关结论.     

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05年面板数据,对FDI与外贸的环境污染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外贸易与FDI整体上都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其中,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出口与FDI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进口贸易可抑制环境污染,但作用比较小;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促进经济增长与抑制环境污染的双重功能.本文的政策建议是,调整出口与引资政策,发展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制度作为区位优势对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引力模型为基础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的制度变量作为区位优势对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投资国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文化因素、政策变量以及人民币贬值对中国吸引FDI具有正的显著影响,而中国的关税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政府廉洁度对流入中国的FDI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