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增长视角下的城市居民幸福感研究——对成都市居民的实证分析

运用2015年8月四川省成都市下辖19个县(区、市)居民"城市居民绿色幸福感调查"的资料,实证分析了绿色增长视角下的城市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居民绿色幸福感存在较为显著的区域差异,主城区的居民绿色幸福感相对最低,而离主城区最远的第三圈层居民绿色幸福感最高。从内部因素来看,成都市居民城市绿色幸福感与居民年龄以及居民收入呈显著的正相关,与受教育水平呈现负相关。从外部因素来看,居民绿色幸福感与绿化覆盖率、空气质量状况、水质状况呈现正相关,与噪声污染、交通拥堵、车辆尾气排放呈负相关关系,而与垃圾处理、工厂数量的关系不显著。基于实证分析,提出了成都"十三五"期间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对中国收入不平等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发现,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它对农村居民和低收入者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大于城市居民和高收入者。此外,收入不平等除了自身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外,还通过社会犯罪间接地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民生因素与城乡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建立民生因素综合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民生因素的主要因子,构建民生因素与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利用CGSS(2010)数据对两者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个人工作因子、健康因子、教育因子、生态环境因子、家庭条件因子以及社会保障因子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其中,健康和家庭条件等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最大,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因素次之,个人工作和教育等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弱。此外,男性通常比女性的平均幸福感高,具有城镇户籍的居民比具有农村户籍的居民平均幸福感高,居民的幸福感与年龄呈现"U"型的变化态势。     

环境规制提高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环境规制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理,使用CFPS2012、2014、2016三年微观数据所构成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居民主观幸福感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而不断提升,因而环境规制是增进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动力源泉。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2.66时,居民主观感知的环境状况转优使得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即环境规制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观感知效应存在。增强环境规制还可通过改善居民健康状况的健康效应和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创新效应两种方式间接地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健康效应的作用效果强于创新效应。相比中低收入人群、重污染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居民,增强环境规制对高收入人群、轻污染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突出。     

环境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追求健康水平的消费动机出发

采用世代交叠模型(OLG)分析框架,研究了环境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即追求健康水平的消费动机,并利用CGSS2010年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无论居民是否关注环境问题,环境污染越严重,家庭消费支出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关注环境问题的居民的幸福感越低;环境污染是否严重不会改变不关注环境问题的居民的幸福感;居民的环保意识不会影响其环保意愿,但会影响其环保支出意愿,不关注环境问题的家庭有"搭便车"倾向;不同区域、不同污染类型的环境问题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收入差距会改变人们的环保行为。     

福州市居民幸福感调查研究

幸福是一种愉悦的心理感受,是人们生活的追求,同时也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通过对福州市居民的调查,发现影响公众幸福感和不幸福感的因素有10余种,主要包括居民收入、居住条件、家庭关系、健康状况及精神文化生活等。通过图表分析,展示了这几大因素与居民幸福感的具体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改善居民幸福感的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生活压力与幸福感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较为显著正向影响.与高收入(中东部地区、城镇地区、男性、高教育水平)群体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低收入(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女性、低教育水平)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相对更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生活压力(体现在经济压力和制度排斥压力方面)的路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居民幸福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普惠体系.     

收入差距、居民幸福感与公共支出政策——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CGSS2008的数据对公共支出通过调节收入差距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收入差距显著降低了居民幸福感。中国区(县)一级的公共支出总量不仅直接提高了居民幸福感,还通过缩小收入差距间接提高了居民幸福感。教育支出显著提高了居民幸福感,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保支出微弱降低了居民幸福感,各项公共支出对收入差距幸福负效应的调节作用均对中等收入群体显著,对高收入群体不显著,教育和社保支出对低收入群体显著。政府应继续增加公共支出总量投入,同时重点增加教育投入。在提高医疗卫生和社保资金使用效率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保支出。在安排各项公共支出时应向低收入者倾斜,以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幸福感。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匹配后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机制和效应。基准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整体上能够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但不同类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高收入群体和不健康群体,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主要通过降低城市的客观环境污染、降低居民感知的主观环境污染和增强居民对政府满意度来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度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客观评估城市层面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居民主观福利效应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也为实现环境治理和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双赢”目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住房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

本文基于保障性住房供给与居民居住体验互动的视角,综合运用可行能力理论和顾客满意度理论,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对我国保障性住房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将居民福利认同、能力空间上的住房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中,构建了三者间的影响关系,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条作用路径;保障性住房的住房品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即住房品质的改善未必会带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保障性住房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显示出明显的福利效应;住房满意度在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最后,从综合供给体系、新型分配模式、信息管理制度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四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住房与幸福感:从住房价值、产权类型和入市时间视角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北京、上海、深圳和成都4个城市的微观调查数据,从产权类型、住房价值和入市时间三个角度分析了住房对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家庭自有住房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住房价值对有不同购房需求家庭的幸福感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第二,住房制度改革带来了城市居民住房财富的初始差异,使得不同产权住房的市场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存在不同.房改房的单位市场价值对幸福感的贡献要大于商品房,而商品房的区位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贡献更大.第三,在中国城市住房市场过去十余年发展历程的特殊背景下,家庭越早拥有住房,所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和其自身的资产增值效应表现得越充分,居民的幸福感越高.这些实证发现对于理解住房的社会价值,特别是其对于民生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含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近20年来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变化,发现中国存在"收入-幸福悖论"现象。构建一个基于人口学、经济、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和情感等因素的综合框架分析发现,这些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经济、家庭、工作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收入高、信任家庭、对工作满意、人际关系和谐、情感积极的人幸福感较强。这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大力推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科学协调好发展经济与满足居民不断提升的多层次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而切实增进居民幸福感。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结构剖析与评价——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3年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从“个人特征”社会资本特征”“生态环境特征”“公共服务保障”四个层面构建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构模型框架,进而实现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剖析与评价.分析结果表明,上述四个层面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潜在传导路径均显著,其中“个人特征”“社会资本特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7和0.29,影响程度较深;“公共服务保障”“生态环境特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09和0.08,影响程度相对较弱.中国政府在制定意在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政策过程中,应加强公共服务建设,同时关注人居环境的改善,进而增强“生态环境特征”“公共服务保障”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能力.     

绿色发展视角下城市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对长三角城市居民的实证分析

该文运用中国绿色发展指数课题组所作"城市绿色发展公众幸福感调查"的调查数据,对基于绿色发展视角下的长三角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各城市居民的绿色发展幸福感差异显著;从内部影响因素看,长三角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与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教育水平密切相关;从外部影响因素看,城市发展特征、城市自然资源禀赋、城市环境和政府绿色行动对长三角城市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     

跨省流动就业人口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重庆户籍人口为例

采用重庆市人口计生委于2012年进行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获得的大样本微观数据,运用排序模型研究了重庆户籍跨省流动就业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大部分为"一般"和"幸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收入、房租、子女是否在身边、流入地(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对流入城市的偏好、他们认为流入地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态度、在流入城市工作年限以及是否计划长期在流入城市工作均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但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型以及他们是否能够享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影响却并不明显。     

安徽省物流业发展对策研究——基于蚌埠物流业发展视角

从信息技术来看:蚌埠市信息通信设施发达,是皖北地区的邮电通讯指挥调度中心,也是安徽省国际和国内邮政及长途通讯枢纽之一。从政策因素来看,蚌埠市具有多重政府政策指导。通过观察安徽省蚌埠市物流业发展的现状,总结蚌埠市在打造现代物流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影响该市现代物流业发展水平的显著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并基于这个视角,进一步研究影响安徽省现代物流业发展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最后根据研究的结果给予合理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支出偏好与居民幸福感——基于分税制后的中国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CGSS2006年的数据,考察财政分权、政府支出偏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不过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亲贫式支出的大小;财政分权对中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高收入者以及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非显著异于零;财政分权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以及非民族地区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东部、发达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对民族地区的影响为正.     

要素市场扭曲会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

将我国省际宏观数据与CFPS2014—2018年的微观数据进行匹配，用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要素市场扭曲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通过机制检验和异质性分析来探讨扭曲的要素市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背后逻辑。通过检验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面影响，收入差距和全要素生产率在其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且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扭曲的要素市场对东部地区和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改善民生福祉，就要不断完善市场化改革，推动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平衡发展，避免地方政府因追求经济绩效而扭曲要素市场的行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

本文讨论了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在对概率模型进行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城乡之间以及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结论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主要是由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则主要是由收入效应导致的。     

保险发展与居民幸福感——来自WVS中国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考察保险发展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等个体微观变量和人均GDP、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等宏观经济变量后得出结论:财险业和寿险业都能够影响居民幸福感,但是具有差异性。从财险业来看,保险密度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人均赔付的影响不显著;从寿险业来看,保险密度和人均赔付均与居民幸福感正相关。本文首次将保险发展纳入居民幸福感研究领域,具有原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