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及制度根源

本文以中国居民营养和健康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制度根源。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总体上加剧了我国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其中经济性支出比重增加带来的不利影响更为突出,社会支出比重的影响并不显著。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具有重要影响:支出分权总体上加剧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收入分权则有助于遏制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以及经济性支出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效应,但也强化了社会性支出比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     

中国低消费率问题探究——1992-2005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国民消费率的波动来自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从1992-2005年的数据看,中国国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尤其是农村消费率下降引起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居民消费倾向和收入占比的下降是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引起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另一方面又使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这两个因素都推动了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政府消费率虽然总体上保持稳定,但政府消费倾向的下降阻碍了政府消费率的提高,也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和消费倾向的下降。为实现以提高国内消费率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机制两方面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角度来提高政府消费倾向,加快城市化进程和促进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     

城乡二元结构下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率影响研究

分析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需考虑城乡二元结构因素,抓住主要矛盾,制定差异化的财政支出政策。不确定性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要重点考虑教育支出、卫生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以提升未来的消费预期,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率的上升;收入增长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率的主要因素,要重点考虑支农支出,以增加农业收入为主,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提升。     

收入差距、居民幸福感与公共支出政策——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CGSS2008的数据对公共支出通过调节收入差距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收入差距显著降低了居民幸福感。中国区(县)一级的公共支出总量不仅直接提高了居民幸福感,还通过缩小收入差距间接提高了居民幸福感。教育支出显著提高了居民幸福感,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保支出微弱降低了居民幸福感,各项公共支出对收入差距幸福负效应的调节作用均对中等收入群体显著,对高收入群体不显著,教育和社保支出对低收入群体显著。政府应继续增加公共支出总量投入,同时重点增加教育投入。在提高医疗卫生和社保资金使用效率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保支出。在安排各项公共支出时应向低收入者倾斜,以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幸福感。     

中国GDP的生产、分配、支出结构相互决定研究

中国GDP的生产、分配、支出三大结构都存着严重的失衡问题。在生产结构方面,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偏高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偏低;在分配结构方面,劳动报酬份额偏低而资本收入份额偏高;在支出结构方面,消费率偏低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偏高。生产结构决定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决定支出结构,支出结构又决定生产结构,三大结构互相决定,"三位一体"。三大结构的共同决定形成了宏观经济结构的一般均衡状态。生产、分配、支出任一结构的变化都会改变宏观经济结构的一般均衡状态。本文在分析生产、分配、支出结构相互决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变宏观经济结构一般均衡状态的措施。     

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我国消费率呈不断下降趋势,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消费率的下降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本文阐述了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现状,探讨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在人均收入持续增长情况下呈现增长不足的原因。根据统计数据,分析出我国住宅、教育、卫生医疗支出及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进行计量模型分析,最后提出扩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民生支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

财政支出手段是政府发挥调节收入再分配职能的重要手段,民生支出是财政支出中的重要部分,也是公共财政的本质体现,因此研究民生支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具有更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以归纳调节收入分配的基础理论为前提,分析民生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     

增加公共教育支出能够缓解“二代”现象吗?——基于CHNS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社会"二代"现象的现实背景,从公共教育支出的视角,依据代际收入流动理论,采用我国各地区教育经费支出和生均教育经费数据以及"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运用多重门槛模型对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影响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机制与程度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当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各地区公共教育支出水平会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大小,加入公共教育支出变量后,代际收入弹性为0.548,公共教育支出对子代收入的弹性为0.154;(2)随着政府教育支出水平的提高,公共教育支出水平越高的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增加越显著;(3)各地区公共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程度并不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不同。因此,无论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都应该持续进行,只有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缓解"二代"现象。     

我国居民消费与收入分配关系研究

影响消费率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增长速度、利率水平、人口结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物价水平、税收杠杆与收入分配调整等,其中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近年来已经引起重视。根据现有理论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表明最终消费率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无论在长期上还是短期上均会降低最终消费率。     

我国最终消费率与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

一直以来，我国都保持着较高的储蓄率，最终消费率相应比较低，而且，最终消费率在近年进一步走低。影响消费率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状况、人口年龄结构以及文化背景等，其中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近年来已经引起重视。根据现有理论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使用1952年以来的最终消费率和收入分配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表明最终消费率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无论在长期上还是短期上均会降低最终消费率。     

“十二五”时期的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改革

本文围绕"十二五"时期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改革可能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阐述。本文分为4个部分:首先介绍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的历史背景;其次以世界其他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参照,对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基本情况做一评估,指出当前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再次着眼于"十二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形势,探索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的方向;最后是本文小结。     

我国家庭支出阶段性、代际支出循环和消费不足

在生命周期理论、永久收入理论以及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基础上考虑中国深刻的家庭观念,表现为代际之间在经济行为上的利他性,以及现阶段每代人基本相似的大额支出项目,提出了阶段性支出和代际支出循环的概念。并在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家庭的收支行为以及资产价格、收入和消费率的关系,从新的视角解释了我国消费不足问题,并提出进一步的改革方向。     

National Lottery Participation and Expenditure： Evidence from Hainan Province in China

Lottery has already been broadly used by countries to raise funds to construct the public organizations, but its function is decided by the rate of participation and expenditure levels. Using the lottery investigation data from Hainan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rate of participation and expenditure in Hainan Province by applying Probit and Tobit Model. It shows that factors such as gender, marriage, education level, attitude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have distinct influence on the individual lottery participation and expenditure decisions. Therefore, lottery is a restricted rational behavior affected by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variables. Publicity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country＇s lottery policy. Moreover, lottery policy in China should implement a development strategy which requires adjustment in product pattem and promotion approach.     

河北省当前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消费率明显偏低。河北省消费率偏低是城市化水平低、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低等多因素造成的。应从提高收入,减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市化水平等几方面入手,提高当前消费率,促进河北经济健康发展。     

地区差异、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

笔者利用跨期优化理论导出实证方程,然后运用1998年~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并分析各地区政府财政总支出及其功能性分类支出对当地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1.地区差异对地方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有重要影响。地方财政总支出对居民消费是一种不显著的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因不同地区、不同时期而不同;2.在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期,只有西部地区其他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其他地区的其他功能性分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均不显著;在国家实施稳健性财政政策时期,功能性分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随地区不同而不同。     

广告支出与消费增长:基于1981年～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的经验研究

理论分析显示广告支出与消费增长相互依存,广告可以通过诱导消费者的潜在需求从而刺激消费,消费增长也会促使企业增加广告支出。笔者在多变量VAR模型的基础上,采用中国1981年～2009年度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发现:广告支出、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之间存在某种长期均衡关系,广告支出是城市和农村消费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表明,广告对消费的刺激效应不断下降,呈现出长期均衡的趋势。从宏观整体的视角来看,企业广告长期投放应保持理性,广告支出应维持在相对稳定合理的状态。     

河北省提高消费率研究

消费率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宏观经济指标。相对于全国水平而言,河北省最终消费率是偏低的,居民消费率低是造成最终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因素,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又是造成居民消费率低的主要因素。应适当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支出预期,积极发展信贷消费,提高消费率。     

基于面板协整的地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检验

通过构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跨期替代模型,并利用1990—2005年27个省(市、自治区)相关数据进行面板协整检验和完全修正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地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现较弱的互补关系。因此,需要改变地方政府的投资结构,提高政府支出的消费效应。     

河南省体育消费研究

运用社会学和管理学理论与方法，通过对河南省范围内16岁以上群众进行的多阶、多次分层抽样调查，获得大量基本数据，对河南省体育消费状况及其内在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改善河南省群众体育消费状况的对策。     

Government spending,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optimal policy rule: The role of public service capital

In this paper, we modify the Djajić [Djajić, S., 1987.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he Optimal Rates of Consump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 544–554.] model in such a way that government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provides utility to households via the total stock of government services rather than the government consumption flow alone. By using such a framework, we show that the optimality condition for the public service capital stock is the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 between public service capital and consumption that equals the intertemporal marginal rate of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two goods. In addition, we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vate consumption and public service capital in a household's util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transitional behavior of relevant variables. We also examine the second-best government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policy. By contrast, in the standard flow specification, e.g., Turnovsky and Brock [Turnovsky, S.J. and Brock, W.A., 1980. “Time Consistency and Optimal Government Policies in Perfect Foresight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3, 183–212.], Ihori [Ihori, T., 1990.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Consump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3, 60–69.], and Turnovsky and Fisher [Turnovsky, S.J. and Fisher, W.H., 1995. “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9, 747–786.], the second-best government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s decided on the basis that the marginal utility of consumption is equal to the discounted sum of the marginal utility of the government's flow spe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