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对新疆农村居民贫困变动的实证分析

通过运用FGT贫困指数和在Lorenz曲线基础上的贫困指示增长曲线对新疆农村最近几年的贫困变动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增长减缓了新疆农村的贫困状况,但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减缓贫困的积极作用。除2003～2004年以外,其余时期的经济增长都不是亲贫式的增长,新疆农村的贫困人口在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利益少于非贫困人口。因此,为了有效地减少贫困,新疆不仅要注重通过经济增长减少贫困规模,同时也要重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并且把减少收入分配不均等的重点要放在提高最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上。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减贫效应探析——以新疆为例

运用FGT贫困指数,以新疆为例,基于Lorenz曲线对农村贫困变动进行测算。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减贫作用,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则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     

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动态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2006~2010年的农村住户连续调查数据,采用A-F多维贫困测算方法,从消费、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资产5个维度测算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并按多维贫困持续年度将贫困动态性划分为从不贫困、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探讨多维动态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状况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没有农村家庭处于极端多维贫困;影响农村家庭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因素主要有接受培训劳动力占比、家庭经营类型和所在村是否在郊区,此外,农村家庭慢性贫困还受劳动力占比、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所在村地貌和是否为老区村的影响。因此,在扶贫实践中,应根据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构建贫困动态识别和退出机制,加强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完善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扶贫,加快易地扶贫搬迁,克服地理条件对农村家庭发展的约束。     

经济增长对贫困变动的影响及影响途径分析——以新疆农村为例

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运用1988～2010年新疆农村人均纯收入分组数据,研究新疆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变动之间的关系,并且对经济增长影响贫困变动的途径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新疆农村贫困的减少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而农业的发展和非农就业的增长是提高农民收入从而减缓农村贫困的主要途径。因此,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仍然是新疆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     

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测算、结构分解与精准扶贫

贫困的多维福利剥夺程度高低和持续时间长短是近年来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政府制定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文章综合Alkire和Foster(2011)提出的多维贫困测算方法和Foster(2009)提出的长期贫困测算方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和暂时多维贫困指数,实证分析了中国的贫困状况,并进行了城乡分解、指标分解和区域分解.结果发现:第一,样本家庭在多维视角下的长期贫困比例要高于暂时贫困,这与单一地从收入角度来分析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的结论恰好相反;第二,对于所有类型的贫困而言,教育年限、医疗保险和健康的贡献度都排在前三位,但健康对于长期贫困人口的贡献度要明显高于暂时贫困;第三,总体看来,农村的多维贫困程度不仅高于城市,而且很多指标的贫困持续时间也要高于城市;第四,从四大区域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长期多维贫困程度要高于东部和东北部地区.     

中国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动态减贫效果研究

文章从理论上总结扶贫资金支出对农村贫困的减贫效果,构建扶贫资金支出与农村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扶贫资金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贫困深度、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的研究假设,以宏观调查数据度量我国农村贫困程度,揭示我国农村贫困的变化趋势,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对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动态减贫效果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扶贫专项贷款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具有正向减贫效果;以工代赈资金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贫困深度以及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扶贫发展资金对农村贫困深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而扶贫专项贷款对农村贫困强度的冲击则显示出负向减贫效果;扶贫发展资金对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显著负效应。据此,文章提出改善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1991-2011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选取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的10个指标,从剥夺得分的角度对1991-2011年中国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和动态分析,并对多维贫困进行了4种分类和测算,考察了这4类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情况.研究发现,我国的多维贫困正在向有利的方向变化.具体来说,第一,多维视角下中国的减贫效果好于单一收入指标下的减贫效果;第二,城乡多维贫困呈现一定的收敛趋势,农村对贫困的贡献在2000-2011年有所下降;第三,早期多维贫困人口中极端贫困比重超过60％,但后期该比重降至不到30％.     

中国农村人口贫困变动研究——基于多维脱贫指数测度

本文通过多维贫困识别方法构建相应指数，提出了在返贫和脱贫不同方向上对多维贫困的变动进行分解的思路。同时，用2010—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收入依然是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的主要维度，但在改善收入贫困的同时应该防范健康维度返贫的风险。第二，农村人口的多维贫困状况在不断改善，但是由于返贫的影响，脱贫的效果受到了较大削弱，因此在注重脱贫的同时，不应忽视返贫的风险。第三，持续贫困人口贫困状况虽然后来有所改善，但是2012年的恶化状况提示我们对于暂时未能脱贫的人口，还需要采取措施缓解其贫困状况。     

“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流动性研究*——基于CFPS调查数据农村子样本的考察

本文结合收入及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状况和食物支出五个非收入指标,构建了“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农村子样本,考察多维贫困的识别、追踪和流动性问题。在比较了6维贫困指标和多维贫困指标对贫困识别的效果后研究发现,仅依据收入、教育和生活状况三个维度即可有效识别和追踪贫困家庭,并且在这三个维度下均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家庭跳出贫困陷阱的概率显著低于一般收入贫困家庭。研究表明,扶贫政策应当在减少收入贫困基础上更多关注多重剥夺对贫困家庭整体福利的影响,并致力于提高贫困家庭的持续脱贫能力以增强其跳出贫困陷阱的可能性。     

以多维度贫困测度法落实精准扶贫识别与施策——对贵州省50个贫困县的考察

在精准扶贫的新阶段,以单一指标衡量贫困的方式已不合时宜,采用多维度贫困测度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贵州省50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生产、财政金融、居民收入、生活与健康及教育5个主维度、16项指标出发,对其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并考察各维度贫困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分析该地区在2006~2013年多维贫困的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已有的贫困县标准未能准确反映各县的真实贫困程度,可能导致对贫困县的判定出现误差;而多维度贫困测度法可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精确瞄准致贫原因。2006~2013年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虽有缓和,但改善程度有限,甚至个别维度贫困状况呈上升态势。可见,适应精准扶贫要求,应推动多维度贫困测度法的广泛应用,并基于此构建"普惠——精准"的均衡脱贫攻坚政策,实现精准扶贫绩效的多维度评价。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我国减贫可持续性——基于多维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的双重视角

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并降低贫困脆弱性是保证我国减贫成果可持续的关键。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村庄层面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贫困脆弱性指标，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影响农村家庭轻度和深度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非经济因素是农民信息获取劣势和受教育程度不足，且深度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居高不下是造成未来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的主要风险；虽然我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区域非均衡性，但整体上农村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和轻度贫困脆弱性，而对深度贫困脆弱性的减缓尚需结合其他手段；降低农村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其摆脱多维相对贫困并降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     

当前中国城市居民贫困问题探析

本文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对城市居民贫困规模、贫困程度、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在阐释导致市民贫困的深层次原因基础上,提出有关的对策性建议。     

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分析

随着社会的深入发展,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呈现出上升趋势。通过采用相对贫困指数测算法和GLS线性回归法对农村相对贫困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近年来农村相对贫困持续走高;而农村相对贫困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性不强;劳动力价格差异对农村相对贫困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特别是加大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基础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子女教育、代际支持与家庭贫困的变动

子女教育是影响农村家庭贫困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14省区609户农村家庭调查结果的分析,子女接受教育程度越高,自身一代家庭摆脱贫困的比例越高,并且能传承下代家庭使其免受贫困;家庭贫困代际变动的断裂点为15年(大专教育)。     

基于村级尺度的农村水贫困评价——以常德澧县梅家港村为例

以WPI为基本框架,结合南方农村社区水资源系统的特点,从水资源状况、供水设施、利用能力、使用效率和环境状况五方面选择24个指标,建立一套南方农村社区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分级打分法量化数据,构建综合指数评价模型,并对湖南澧县梅家港村水贫困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梅家港村的WPI指数值为46.567,呈现一定程度的水贫困现象.其水贫困主要表现在水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环境状况堪忧以及供水等水利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等方面.该项研究说明,我国南方自然水资源条件优越的农村地区同样有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水贫困问题.     

转型时期我国多维度贫困测算及其分解

采用Watts多维度贫困指数,从收入、知识和健康三个维度对我国转型时期多维度贫困进行测算,并进行夏普里分解的测算结果表明,1990-2003年我国多维度贫困出现大幅度下降,其中,收入贫困下降最多,健康贫困下降最少。另外,在整体义务教育水平提高的同时,部分人口教育年限却在下降,说明教育发展很不均衡。运用多维度方法测算贫困,便于人们识别贫困人口在不同维度上遭受的痛苦,并为政策制订者制订更具针对性的差异化和组合式反贫困政策提供依据,提高反贫困政策的瞄准效率。     

基于分组数据测度中国农村贫困和不平等:1995-2004

本文运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分组收入数据,通过估计Lorenz曲线测算了1995-2004年我国农村的贫困和不平等状况.文章分别用国家统计局绝对贫困线、1天1美元国际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测算农村贫困,并比较测算结果差异及其政策含义.     

国外农村贫困地理研究进展

农村贫困地理作为农村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成果对丰富农村贫困理论和制定农村扶贫政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普查数据的完善、地理信息技术和遥感技术的应用以及统计分析方法的发展,农村贫困地理研究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和新特征。通过梳理近20年来国外农村贫困研究文献,从地理学视角对空间贫困陷阱的概念及存在性检验、地理因素对农村贫困形成的作用机理、区域贫困的测算及贫困地图的绘制、区域瞄准及效果评估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回顾和评述,总结出国外农村贫困地理研究的特点与发展方向,提出未来国内相关研究的若干主题。     

中国农村居民贫困测度研究——基于山西的调查分析

运用Atkinson（1987）单维贫困测量与Alkire和Foster（2008）多维贫困测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农村居民贫困情况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表明：从单维视角看,山西农村贫困主要体现在饮用水、消费、收入三个方面,全省三个主要贫困区存在差异;从多维视角来看,山西省农村居民存在多维贫困现象,考虑的贫困维度越多,贫困程度越严重。东部太行山区与北部高寒冷凉区的饮用水问题也比较严重,北部高寒冷凉区相比其他两个地区其教育问题较为突出,北部高寒冷凉区与西部吕梁山区的住房问题也需要关注。因此,山西今后要从多维度识别和瞄准贫困,针对地区贫困特点予以扶持。     

转型时期中国贫困的动态多维度测量

以MPI多维贫困指数为基准,增加收入维度,组成4个维度共11项指标,并以中国1989²009年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为依据,借助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非等权重赋值,考察了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农村多维贫困为中国贫困的主要致因,所占比重约为城市贫困的5.67倍;城乡贫困差距不断缩小,农村减贫效果优于城市;贵州、河南、广西、湖南和湖北5省的收入贫困发生率较高,而多维贫困程度最低的却是湖南,其次为湖北;指标非等权重下,卫生设施、做饭燃料、受教育年限和收入4项指标对总体贫困的影响较大,应确定为重点扶贫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