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政策效应偏差分析

<正> 产业政策效应即实施产业政策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如果产业政策实施的实际值与政策设计的预期值是一致的,那么就无须对产业政策效应作更多的分析了。但问题是在实际生活中,产业政策效应往往与其预期效果不一致,即出现产业政策效应偏差。在某种场合也许会出现政策效果优于期望值的现象,但在更多的场合情况则相反,甚至还出现与期望值背道而驰的负效应现象。     

新常态下中国产业政策的转型——日本工业化后期产业政策演变的经验启示

从工业化完成后至今,日本政府对产业政策主要进行了三次调整,成功克服了"增长的代价",形成成熟的市场运行机制,但其中的政策失误也部分导致了"泡沫经济"的出现与创新驱动能力的不足,造成经济发展长期疲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常态,以选择性为主的产业政策所带来的不良政策效应日趋严重,产业政策亟待转型,日本在工业化后期产业政策演变的相关经验值得借鉴。中国应适时调整产业政策目标,并在实施手段、制定主体和制定程序方面尽快转型,实现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应加强构建有利于促进创新产生和扩散的市场环境,从基础创新、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层面推动创新政策转型。     

西部大开发的效应评价及继续推进的政策主张

本文对实施西部大开发六年来的政策效应，包括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实施的效应进行了评价，进而得出结论，短期的需求政策如政策倾斜和优惠只能解决短期的需求问题，进一步实施西部大开发要用长期的供给政策来加以解决。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地方政府回应与企业生产率

本文基于2009—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验证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实施的生产率效应;同时考察地方政府回应政策的积极性差异是否改变该产业政策的生产率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生产率;而在积极回应政策的地区,该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生产率促进作用更强。该生产率效应还呈现累积特征,但在不积极回应政策的地区,前期生产率累积特征不显著。产业政策的间接引导工具有效性检验结果显示,在积极回应政策的地区,地方政府显著加强研发补贴、信贷支持和税收激励这三种间接引导工具的实施力度;而在不积极回应政策的地区,三种工具实施力度均无显著变化。     

国家高新区“以集群促发展”政策是否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兼论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结构的技术互补效应

本文根据2011年科技部启动实施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工程”来设计准自然实验，采用2007—2016年中国城市层面的独特数据，实证考察国家高新区“以集群促发展”政策对所在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高新区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且经过系列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基准结论依然成立。政策差异化视角的研究表明，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培育政策对城市创新的激励效应明显弱于试点建设政策。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实施创新集群政策通过政策效应、协同集聚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三种机制影响城市创新。进一步讨论发现，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具有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技术互补效应。本文的研究对国家高新区制度设计及产业政策体系变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制造业产业政策实施有效性评价

产业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公共调节政策,产业政策有效性评价是检验政策实施效果的基本途径。在合理构建制造业产业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神经网络智能算法对2005-2014年各指标数据进行预测,再利用差值对比法对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产业政策作用效力进行综合评价。分别从产业结构、组织、科技、布局角度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产业政策实施绩效水平及其演进阶段性特征,可为今后制定合理的制造业产业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产业政策实施下的补贴、竞争与企业生存

本文基于“反事实”框架,构建生存分析模型,探究产业政策实施下的补贴、竞争与企业生存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实施下的补贴对企业生存具有积极的政策效应,但竞争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优胜劣汰效应.补贴与竞争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竞争的加剧会强化补贴对企业生存的积极影响.这一交互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所有制与规模异质性.使补贴式产业政策满足“适度竞争性”条件,或许是有效推进企业生存一种新思路.     

产业政策、产品关联与出口产品调整能力

出口产品调整能力的提升是优化出口结构的关键维度，而产业政策是实现能力提升的重要手段。利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量化产品层面产业政策，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对出口产品调整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调整能力。异质性分析发现，产业政策效果受产品技术类别、政策类型以及产品可调整路径数量的影响。产品间政策溢出效应分析发现，产业政策在出口产品空间中存在直接效应，并通过“产品关联”路径产生显著溢出效应。为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政府应充分利用产业政策在产品间的溢出机制，加强政策关联与协调，进一步借助政策调整来提升出口产品调整能力。     

区位导向型政策与创新驱动的制造强国战略

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是发展中国实体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之一，而促进制造业创新则是实现制造强国的重要手段。本文整合了2005—2016年“地级市—行业”面板数据，以工业机器人产业园设立为拟自然实验，探究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并深入分析产学研协同创新这一关键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产业园的建立带动了制造业创新规模和创新质量的提升，自动化程度较高和技术复杂度较高的行业享受了较多政策红利。机制探讨表明，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发挥创新驱动效应的关键在于园区扮演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角色，激发了园区内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合作，有助于科研成果与实体产业的有机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优厚的金融服务和人才引进政策有利于政策的创新驱动效应发挥。本文的发现总结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助力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中国经验，为中国通过实施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推动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落实制造强国战略提供了学理依据和完善方向。     

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战略搭配 ——以日本为例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是一国的两大基本经济政策。两大政策虽目标一致,都为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但其实施的方式和侧重点并不相同,因此两者有时会发生冲突和矛盾。各国都非常重视协调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重视两者的战略搭配,以充分发挥其作用。日本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颇具特色,受到广泛关注,而日本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发展和完善实际就是两者此消彼长的过程。本文拟从日本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动态消长变化入手,探析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战略定位和搭配,以期对中国在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时有所启示。     

重点产业政策与制造业就业

在多措并举稳就业的基调背景下，探寻影响就业增长的因素紧要迫切。本文以中国各省五年规划政策文件提及的四位码重点产业为切入点，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重点产业政策显著提升受支持企业的就业水平。渠道分析发现，重点产业政策通过“规模效应”“利润效应”和“效率效应”推动受支持企业增加劳动力雇佣数量。除了对受支持企业的就业扩张有正向影响，重点产业政策还通过信贷溢出效应带动相同二位码非重点企业的就业水平提升。重点企业在金融危机后期也担起了“稳就业”职责，逆势投资以扩增劳动力需求。在宏观行业层面上，重点产业政策还通过行业间关联效应对其他行业的就业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研究为进一步理解产业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提供了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新证据。     

研发激励型产业政策具有两面性吗——来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经验证据

“产业政策之争”发展至今,研究“如何更好地推行产业政策”比继续争论“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更具有现实意义。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以2008-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发现,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会带来积极效应,表现为政策能够促进企业长期价值提升;另一方面也存在消极效应,表现为政策会引发研发操纵等机会主义行为,同时,消极效应会对积极效应产生替代作用。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可以抑制政策的消极效应,并放大政策的积极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消极效应的产生源于企业借助政策开展研发操纵,提升短期财务绩效和短期市场绩效。     

产业政策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中国产业政策的执行对企业间工资差距有何影响?文章首先考虑加入了产业政策因素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从理论上将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影响分解为补贴转移效应与竞争效应两种机制,并提出如下假说:企业将部分政策补助用于生产,此时支付的更多工资等同于财政的直接补贴;同时,企业工资水平也取决于企业的生产效率,产业政策通过促进或抑制行业竞争改变企业效率,从而对企业的工资水平产生一种间接影响,即竞争效应.使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可以发现:"中国式"产业政策抑制企业效率带来的负向竞争效应超过了正向的补贴转移效应,最终造成了企业工资水平下降;然而,一旦产业政策的施行促进了行业竞争,竞争效应则为正,那么企业的工资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文章研究的结论有助于理解经济改革过程中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的影响,对推进企业工资体制改革也具有启示意义.     

什么类型产业政策更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35个工业行业数据的证据

产业政策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文章选取2000—2020年35个工业行业为研究样本,重点考察产业政策中倾斜式扶持政策、行业规模政策、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行业倾斜式扶持政策、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为负,行业规模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不显著;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双重效应,即短期内以财政科技支出和促进技术进步的减免税为代表的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而中长期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地方产业政策与行业创新发展-来自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文本的经验证据

新能源汽车是地方政府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文章基于我国产业政策存在"中央产业政策-地方产业政策"的现实,着重考察了地方不同类别产业政策对行业创新的作用.文章手工收集整理了中国省级层面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文本数据,利用政策用词识别、量化政策类型和政策效力,实证考察了地方产业政策对新能源汽车行业创新发展的影响.特别地,文章检验了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产业政策的差异影响,并对会加强或削弱地方产业政策效果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就全国整体而言,地方产业政策能够有效激励新能源汽车行业创新发展.与供给型、需求型政策相比,以目标规划、金融支持、法规规范和产权保护等为代表的环境型政策更为有效.考虑变量衡量误差和内生性等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此外,文章还发现中央和地方官员更替对产业政策效果并无显著影响.与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相比,地方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强化市场竞争和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而达成促进行业创新的目的.文章的研究在丰富了产业政策研究文献的同时,也为中国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汽车产业政策对产业集中度的影响分析

文章在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及其产业政策演进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汽车产业政策对汽车产业集中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试图以此验证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现实有效性。实证结果显示:中国汽车产业政策的实施与汽车产业集中度的变化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协整关系,由此证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汽车产业政策的实施对汽车产业集中度进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产业政策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

本文在理论阐述政府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及依赖条件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产业政策对地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程度及机制。本文创新地利用产业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产业政策予以定量识别,结合省区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中的驱动作用,并考察产业政策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协同互补效应以及政府能力在产业政策影响机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显著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进作用高度依赖于地方市场化程度;产业政策对结构优化升级的推进作用还取决于地方政府能力。上述发现表明,作为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各级政府能够发挥发展型政府角色,在顺应市场深化和机制完善的基础上,借助政府能力与政策工具,合理制定和推行产业政策,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市场经济发展。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运行空间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发展战略决定了其产业发展往往是在政府干预下展开的,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些违背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的产业政策。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国家实施产业政策的自主性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性普遍规则的制约。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实施空间构成很大约束,对产业政策有效发挥作用产生一定冲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应该将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结合起来,扶持国内面临外国竞争的产业,保护和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协调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要以竞争政策为基础,通过竞争政策的实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和产业发展。     

WTO规则约束下合理发挥中国产业政策效应的对策

本文系统分析WTO规则约束对中国产业政策效应的影响,并找出我国现行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政府应如何合理发挥产业政策效应。     

台湾高科技产业政策的发展与变化

一、台湾高科技产业政策的历史演进 台湾高科技产业政策的历史演进,呈现出如下几个阶段性的特征。 1、科技政策主导时期。台湾属海岛型经济,内部市场狭小,自然资源匮乏,经济形态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50年代,台湾恢复经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进口替代轻纺工业以满足内部市场的需求。